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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就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进行了分析，就杨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红楼梦》杨译
【作者简介】秦茂莉（1972.1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理论和实践。
一、对《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的定性分析
尤金·奈达（1964）将文化分为五个子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本文从这五个方面对杨宪益译（简称杨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
生态文化：由于不同的生态特征及其指称意义，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杨氏采用了一些策略和方法来实现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物质文化：中英物质文化相差甚远，这就导致了翻译的困难。下面分析了杨氏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考察其译文是否实现了其翻译目的。
在第24回，对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米”字的翻译，由于中国种植水稻最早，所以米（“大米”）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鉴于这种文化因素，杨氏按字面翻译为“rice”，保留了源文化的特殊性和完整性。这种异化法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与原文保持一定距离的途径，使读者能够欣赏原文的异国风味。
再如第37回有关“砧”的翻译，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用来捶洗衣物的击打器具，清砧（pounding）便特指用砧捶洗衣服时所发出的清脆的声音。 杨氏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时忠实于原文，声情并茂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位妇人捶洗衣物的生动画面，从而引起目标读者的好奇心，也有助于传播源文化。从这种意义上看，杨氏译文实现了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有关，它包括社会阶层、血缘亲属系统以及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差异是翻译难点之所在。
宗教文化：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道教，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红楼梦》中就有了许多带有宗教信仰烙印的表达。宗教文化在语言表达方面有其明显的特点。
杨氏将“佛”直译为“Buddha”，保留了原文的特点，并让英语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
语言文化：这里的语言文化指的是各自语言不同的特定特征，最好根据音位、语素、句法和词汇特征来处理。“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和超切分特征上的结构差异也会导致翻译问题。”
在翻译过程中，有些意义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导致了语言上的歧义。在上面的例子中，杨氏翻译才子佳人之类的成语展示了中国的语言结构特点，保持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美感。
二、楊氏使用各翻译策略的频率
我们举出了一些文化负载词的例子，并对其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如图所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杨氏的翻译基本上是源文本导向的，以直译为主。这些例子只是《红楼梦》中许多特殊的文化负载词中的一小部分。为了更客观地反映杨氏使用翻译策略的总体趋势，我们对其在前80章中各种策略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定量分析。
《红楼梦》中涉及的文化负载词非常多，很难全部统计。因此，我们在前80章中随机抽取了5个文化类别的80个样本，作为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统计显示，杨氏对文化负载词的两种翻译策略为异化和归化，异化分为直译、音译，归化分为替代、解释和省略。杨氏使用直译的次数是53次。而替代和解释的策略，杨氏分别只用了10次和8次。总的来说，杨氏使用异化的策略共61次，占所有策略的76%，使用归化的策略共19次，占24%。由此可见，杨氏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倾向于采取异化。当然，这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杨氏也采用归化。
三、结论
本文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5个方面就杨译《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定性分析，分析表明：杨氏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展示了中国语言的结构特点，保持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美感。而对《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定量分析显示，为了将中国文化传统引荐给西方人，杨氏倾向于采用异化法来处理文化负载词。他们努力转化并保留目标文本的文化信息。根据统计数字不难看出，虽然杨氏既使用了归化也使用了异化，但其主要使用的还是异化。
参考文献：
[1]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J].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3.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红楼梦》杨译
【作者简介】秦茂莉（1972.1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理论和实践。
一、对《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的定性分析
尤金·奈达（1964）将文化分为五个子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本文从这五个方面对杨宪益译（简称杨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
生态文化：由于不同的生态特征及其指称意义，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杨氏采用了一些策略和方法来实现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物质文化：中英物质文化相差甚远，这就导致了翻译的困难。下面分析了杨氏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考察其译文是否实现了其翻译目的。
在第24回，对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米”字的翻译，由于中国种植水稻最早，所以米（“大米”）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鉴于这种文化因素，杨氏按字面翻译为“rice”，保留了源文化的特殊性和完整性。这种异化法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与原文保持一定距离的途径，使读者能够欣赏原文的异国风味。
再如第37回有关“砧”的翻译，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用来捶洗衣物的击打器具，清砧（pounding）便特指用砧捶洗衣服时所发出的清脆的声音。 杨氏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时忠实于原文，声情并茂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位妇人捶洗衣物的生动画面，从而引起目标读者的好奇心，也有助于传播源文化。从这种意义上看，杨氏译文实现了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有关，它包括社会阶层、血缘亲属系统以及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等。社会文化差异是翻译难点之所在。
宗教文化：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道教，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红楼梦》中就有了许多带有宗教信仰烙印的表达。宗教文化在语言表达方面有其明显的特点。
杨氏将“佛”直译为“Buddha”，保留了原文的特点，并让英语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宗教文化。
语言文化：这里的语言文化指的是各自语言不同的特定特征，最好根据音位、语素、句法和词汇特征来处理。“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和超切分特征上的结构差异也会导致翻译问题。”
在翻译过程中，有些意义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导致了语言上的歧义。在上面的例子中，杨氏翻译才子佳人之类的成语展示了中国的语言结构特点，保持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美感。
二、楊氏使用各翻译策略的频率
我们举出了一些文化负载词的例子，并对其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如图所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杨氏的翻译基本上是源文本导向的，以直译为主。这些例子只是《红楼梦》中许多特殊的文化负载词中的一小部分。为了更客观地反映杨氏使用翻译策略的总体趋势，我们对其在前80章中各种策略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定量分析。
《红楼梦》中涉及的文化负载词非常多，很难全部统计。因此，我们在前80章中随机抽取了5个文化类别的80个样本，作为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统计显示，杨氏对文化负载词的两种翻译策略为异化和归化，异化分为直译、音译，归化分为替代、解释和省略。杨氏使用直译的次数是53次。而替代和解释的策略，杨氏分别只用了10次和8次。总的来说，杨氏使用异化的策略共61次，占所有策略的76%，使用归化的策略共19次，占24%。由此可见，杨氏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倾向于采取异化。当然，这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杨氏也采用归化。
三、结论
本文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5个方面就杨译《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定性分析，分析表明：杨氏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展示了中国语言的结构特点，保持了中国语言的独特性和美感。而对《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定量分析显示，为了将中国文化传统引荐给西方人，杨氏倾向于采用异化法来处理文化负载词。他们努力转化并保留目标文本的文化信息。根据统计数字不难看出，虽然杨氏既使用了归化也使用了异化，但其主要使用的还是异化。
参考文献：
[1]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J].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