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绿记》（下称“《囚》文”）这篇抒情散文是现代散文作家、翻译家陆蠡的代表作之一，写于抗战爆发后的“孤岛”上海。对于这篇文章的主题，因着视角的不同和运用的文学解释学理论的不同，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常见的有：
　　借赞美常春藤“永不屈服于黑暗”精神，颂扬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抒发自己忠于祖国的情怀；
　　因为爱一样东西至于极点，便想把它牢牢占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是人类的共性，可爱而愚蠢。对那些有生命的东西来说，让它生活在最适合的环境，即是一种珍爱、挚爱，这也许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吧；
　　人性的迷失与回归。上述观点，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囚》文主要表达的是某种客观冷静的思想。然而，文学性散文并不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表达，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感的抒发、生命的演绎，尤其是抒情散文。“散文不祈求成为公认”，散文是“高度个人化的言说”，是作者“要表现眼里的景和物、心中的人和事，是要与人分享一己之感、一己之思”。因此，解读散文时，应该通过作者所写的人、事、景、物，“触摸写散文的那个人，触摸作者的心眼、心肠、心境、心灵、心怀，触摸作者的情思，体认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思量和感悟”。换句话讲，写作是一种个性化的生命表达，解读则是对生命的理解、感悟与体认，并在生命与生命的交融中建构、存在。
　　如果以此来观照上述对《囚》文主题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这些解读不无道理，但似乎略显“理性”，而少了点生命的温度。作品是作者生命的留存。任何作品，即便是冰冷的雕塑和建筑，都不可避免地融进了作者的生命。因此，解读作品时，我们是不能无视作者的生命存在的，事实上，只有真正感受到作者的生命体温，解读才会更有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解读，在生命这个维度上是有所缺失的。
　　然而，要从生命这个维度解读《囚》文，需要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①从哪里入手进行分析？
　　②“我”的生命底色是什么？
　　③《囚》文中究竟有几个生命个体？如果是两个生命个体，有主、客体之分吗？
　　第一个问题涉及分析的操作方法。我们要力求避免空洞的赞赏式分析，因为那样的分析，重“赏”而少“析”，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要想使分析鞭辟入里，就必须找出文本中潜在的矛盾，在“还原”与“比较”中进行学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走进文本。关于后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文章的生命主线的问题。
　　分析《囚》文，可以从两个视点人手：
　　视点一，按常理，“我”应当选择条件好点儿的房间，这样住起来人会舒服些；但“我”却选择了空间狭小、地面潮湿、阳光毒辣、陈设简陋的房间。这是为什么？作者为何要这样写，是不是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呢？
　　视点二，正常情况下，常春藤本在窗外自由的生长，“我”为何要“强人所难”，把常春藤硬生生地牵进“我”的房间呢？是因为自私，还是因为“人性”的迷失？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关于视点一，有一个比较通行的看法是，选择这一房间是为了衬托“我”对“绿”的爱。表面看来，的确如此，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严肃的美学问题，即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系问题。
　　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审美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解读都应该从审美的角度展开。一般情况下，越是崇尚实用价值越是远离文学，越是追求审美价值，便越是走进文学的天地。否则的话，“父亲违背交通规则”，“武松打死老虎没有环保意识”，便很有可能成为《背影》《水浒传》等经典文学作品的主流解读语言，岂不是很荒诞吗？
　　具体到《囚》文，如果“我”很追求“实用价值”的话，完全可以选择一间条件好一点儿的房间，不过，这样一来，还会不会有一个窗口，且刚好打碎了一个角，窗外又刚好有常春藤，就很难说了。至于，其后发生的颇有意味的生命历程——“囚”绿，还会不会发生，便更难说了。
　　通常情况下，越是舍弃实用价值，便越是突显审美价值的魅力，那么在《囚》文中，作者要突显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和情感的审美追求呢？仅仅因为爱吗？
　　这里需要简要了解一下当时作者的生命质态。1935年，作者任上海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上海沦为“孤岛”后，作者继续留在上海主持该社工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他与广大文化战士隔离了开来。这使‘我’感到‘孤独’”。《囚》文的第5段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正是展现了“我”当时的这一生命状态：“门虽是常开着，可没人来打扰我，因为在这古城中我是孤独而陌生的。”这一句话很明白地表明了，“孤独”是“我”的生命底色。
　　所以，“我”选择那个简陋的房间，就不仅仅因为常规意义上的对“绿”的热爱那么简单了，而是因为异族入侵、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心痛与悲凉，是身陷“孤岛”与文化战士隔离后那种深深的孤独，是“我”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之情，让“我”作出了“非理性”的选择。不过，正是因为不讲“道理”，才更加突显了作者对精神与情感的审美追求的特殊魅力。
　　关于视点二，《囚》文后半部分的“囚”绿。
　　乍一看，囚绿、释绿的过程，水到渠成、浑然天成，实在没有什么矛盾可言，通常情况下，也就无法分析，只能赞叹了。但是，如果把它打回常规，便不难发现矛盾，并可进行分析了。
　　一般情况下，常春藤在户外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我”在屋里“孤独”地居住着，尽管“我”可以喜爱、可以欣赏常春藤，然而，说到底终究是两个平行的生命线，并没有什么可以交叉的。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实用价值”的观点，一个有爱心、有人性的人，通常是不会随意攀折、牵拉常春藤的。只是，如此一来，“我”虽然有“爱心”、有“人性”了，却肯定不会有后来“囚”绿的故事，文章写到第7段，便可戛然而止，《囚》文也就完全成了一篇写景的文章。
　　尽管“囚”绿这样的审美诉求，按照实用价值的观点，有自私之嫌，有人性迷失之嫌，然而，越是超越了实用价值，越是“不讲理”了，其审美价值才会更加充满人性的光辉。“我”之所以“囚”绿，是作者“对禁锢生命的白色恐怖环境的憎恶，对光明自由的渴望和向往”，是内心极度孤独后的外在表现，而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极为宽泛的“爱”和“人性”的迷失。 　　关于第三个问题：《囚》文中究竟有几个生命个体？如果是两个生命个体，有主、客体之分吗？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难：《囚》文中当然有两个生命个体——“我”和“常春藤”（“绿”是它的抽象概括），“我”是主体，“常春藤（绿）”是客体。
　　然而，真是这样吗？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就整篇文章而言，“我”是《囚》文的叙述主体，是“我”爱绿、囚绿、释绿、怀绿，而不是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是《囚》文的主体，“常春藤（绿）”是客体，这没错。
　　不过，这样解读是不够的。
　　当我“疲累于灰暗的都市的天空，和黄漠的平原”时，当我孤独地前行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时，“我”居然有机缘和象征“生命”“希望”“慰安”和“快乐”的“绿”如此接近。这让“我”一颗孤独的心稍稍有了一丝平静与安宁，于是，“我”“了截爽直”地选择了这间简陋的公寓，于是，“我”快活地坐在窗前，以“揠苗助长”的心情，“天天望着窗口的常春藤的生长”，甚至，“下雨的时候，我爱它淅沥的声音，婆娑的摆舞”，“我”的一颗孤独的心因为“了解自然无声的语言”，也因为自然“了解我的语言”，而“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以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而不再孤独。
　　也就是说，此时的“我”“把绿色当作生命的象征，自由的化身”，“以至竟到了物我两化”的境地。“绿”在陆蠡的特殊的生命语境中，早巳超越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价值范畴，孤独的“我”把全部的情思投注到自然界——“绿”中。因为“我”从“绿”这个“物”中读到了自己，写“绿”其实便是写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绿”已无法超然地成为毫无情感的“客体”，而与“我”浑然熔铸在一起，俨然成了另一个“我”。
　　这样一来，下文的囚绿、释绿、怀绿，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囚绿后，“它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像病了的孩子”，于是“我”“恼怒”了。只是，这个“它”，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绿友”了，因为，此时的“绿”便是“我”，所以，“我”“恼怒”的不仅是“绿”本身，更是“我”自己。本就孤独的“我”，竟然被自己再次“囚禁”，能不恼怒吗？
　　但“恼怒”之后，是更深的理解：“我”再一次从“绿”的衰弱中，读到了自己，“孤独而陌生”的“我”不能再被自己“囚禁”了，于是，“我”珍重地开释了“绿”，并在离开北平一年之后还怀念绿。
　　因此，本文中虽有两个生命个体，但因为《囚》文以“我”为叙述的生命主线，且“我”与“绿”早已熔铸在一起，无从谈起主、客体之分了。
　　纵观全篇，因为孤独，“我”选择了有“绿”的房间；因为对自由的极度向往与追求而“囚”绿；因为从“绿”的身上更深层次地读懂了“我”自己，体会到特定语境下无以言状的“孤独”，而珍重地开释了绿；因为身处“孤岛”，与文化战士的隔绝，而满怀孤独地怀念“绿”。因此，《囚》文从本质上讲，讲的是“我”这样一个对自由充满向往，对未来充满希望，而现实又是那么严峻，以致一颗孤独的灵魂无处安放，只能寄情于“绿”凄苦的生命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