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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如何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区提供了最佳的尝试模式
春日，北京，前门东大街车水马龙，11号院却独自幽静。这是国务院参事室驻地。石定寰匆匆走出会议室，未作休整，便在一间休息室内开始了本刊专访。他精力充沛、清晰思路，说话刚劲且语速极快，与其已近古稀的年龄并不相称。他已经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奉献了30年的青春，如今又在为低碳经济、新能源科技的推广而奔走呼吁。
在他的履历上，除了“总理高参”、“低碳经济学家”的光环，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曾长期负责国家工业及高新技术领域科技计划与重大项目组的组织实施，主导参与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高新区的策划与实施；而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园等机构的建设，也是在其推动下提上日程的。以下是他的自述。
科技园应运而生
上世纪20年代初，奥地利的熊彼特首创技术创新理论，在上世纪百年之中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该理论把技术创新过程看成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将技术创新看成经济发展的一个链条，将发明创造面向市场进行产业化，进而带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我们也曾系统地宣传了技术创新概念，强调了它的创新性、实用性、系统性，并强调了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因为科学发明有很多，但首先应对其中能对市场、人们未来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成果加以应用，而应用情况则通过市场检验，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则说明创新成功。
二战后，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科技发展、技术进步，而每次技术进步，如蒸汽机、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都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2008年，温家宝总理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机预示着人类正在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而这又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习苏联的模式，科技与经济分割，科技体系与经济体系两者之间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力求改变这种“两张皮”的状况。1978年，科技大会召开，迎来了科技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很快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后来又进一步提炼、阐述科技的作用，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国务院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依靠、面向”的方针：经济建设要更好地依靠科学技术，科学工作要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提出就是为了促进两者结合，打破过去“两张皮”的现象。到1984～1985年，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而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很多办法。包括改变完全靠国家全额拨款养人的方式，减少事业单位，鼓励研究机构面向市场，国家更多通过对项目的支持，对科技工作的支持，而不再采用人头费的办法。面向市场寻找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再来支持科学研究的发展。
过去，科技人员都是隶属大学、研究所，基本上是终身制，很难自由流动。当时，科技人员被封锁在院墙里，很难进入市场。随着改革的推进，鼓励人才合理流动，鼓励他们为市场、为企业提供服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陆续有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如联想、四通、三环、京海等，后来形成了中关村一条街，这是很好的苗头。
再往后，中国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的力量，去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当时提出两大循环，即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循环），以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美国的高速公路，星球大战计划等）的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需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而国内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科技为经济服务，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现在，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最终解决。温家宝总理曾在多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主题仍然要围绕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加强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与经济更好地结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转化有多种形式，怎样来促进？很多国家做了很多探索，科技园就是最佳尝试之一。
1987～1988年间，国务院专门组织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中科院等机构联合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调研，形成的报告提出要关注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建立科技园区。科技园区就是把科技力量、资源等集中在某地区，为这个地区提供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科技公司，把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促进经济产业的发展。
科技园不是中国首创，国际上已有高新技术园区的雏形，如美国的硅谷、128公路，中国台湾的新竹等，通过孵化器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些新现象引起中国科技主管部门、专家的高度关注。在此形势下，我们提出在中国建设中国自己的科技产业园区。
多年前，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APEC会议上，对科技园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科技园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重大发明。其意义在于，能将科技成果更好地推向产业化、推向应用。其实，过去我们也提出建立科学城，但聚焦在研究层面，而现在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的研究，是用科技促进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1988年3月，中央做出了建立科技园区的决定，5月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具体地点就在中关村。当时，国务院确定，这样的园区可以再办两三所，但不要太多，因为没有经验，还在摸索。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开绿灯、给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税收金融政策等），以鼓励促进产业的发展。后来，批准了武汉、南京、上海、深圳等几个试点。
火炬计划浮出水面
然而，对于如何发展高新区，中国没有任何经验。为此，科委又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过去，科研计划主要有“科技攻关”计划（83年开始推动）、“863”计划（86年开始推动）等，但这些都是研究计划。当时，科委开始酝酿讨论，能不能搞一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计划，这是提出火炬计划的最初设想。
当时，为区别于“星火计划”，我们提出“火炬计划”（两把火：“星火”是重点推进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火炬”是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火炬计划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计划，主要不是靠国家拨款来支持，虽有部分国家资金引导，但更多是利用银行贷款、社会资金支持，动员各方面力量来支持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计划确立后，国家科委组织了一帮人来具体实施。到1988年6、7月份，原航天部部长李绪鄂调到科委，原科委主任宋健让他具体负责火炬计划，后来大家习惯称他为“火炬司令”。我那时在工业科技司，任副司长，工业科技司就具体负责火炬计划的筹备工作，我们拟定《火炬计划纲要》，当时就搞了六七稿。后来，国家科委决定在工业科技司建设第一个火炬办，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方便把部内各机构协调起来负责计划的组织和实施。
1988年8月8日，我们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开了国家第一次火炬计划的工作会议，这标志着火炬计划正式出台。而在该计划出台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分别听取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国家计委、科学院等部门就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中性研究的汇报。当时，会议纪要明确：“攻关”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是中国推进高新技术研究发展及产业化的三个主要计划。三个计划要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从研究发展到产业化的过程，这确立了火炬计划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火炬计划跟过去的科技计划有很大不同：第一，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促进研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计划，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计划，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是为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服务的，不是单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第二，该计划也不是以政府为导向，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第三，发展方针是放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当时强调“两条腿走路”：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结合军工、国防高科技形成的骨干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力量，比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原子能、兵器等，以作为发展高科技的主力军。二是，发挥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民办企业（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
同时，火炬计划重点在于扶持和支持民办企业。为什么？因为民办企业以“四自原则”（即“自由组合，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作为基本运行机制，不同于计划经济，新机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且这些企业都是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创新型企业，不同于过去的传统企业，更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该计划的主要经费来源不靠政府拨款，主要是政府引导基金、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资本、风险投资（尽管当时只有概念，并没有理解怎么做）。
火炬计划更重在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别于过去计划经济，靠政府拿钱，搞项目的科技计划。创造政策性环境包括：一是，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种形式来优化政策环境，给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空间。二是，我们也学习了解了一些国外的好的做法，建设孵化器（我们将孵化器从国外引进来，怕大家听不懂，改了个名，叫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987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第一个孵化器，在武汉东湖）。三是，实施一批创新的火炬计划项目，不是研究项目，而是成果转化、产业化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以拨款，而是以贷款为主。因为当时贷款是有指标的，分配到不同的部门，所以很难。科技部没有钱，我们只拿到400万，作为引导基金，支持孵化器的发展。四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以及相应的科技型的企业家。此外，还有加强国际交流等多项内容。
火炬计划是新的、市场导向的计划。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向市场过渡，在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情况下，火炬计划第一次把市场概念引入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先导性。当时《科技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是宋健定的，我记得是《创造有利于高技术发展的良好的环境》。这样，就把火炬计划定位在创造环境的计划、引导性的计划，而不是单纯的项目计划，这与过去所有科技计划不同，也是一个创新。
坎坷的“火炬传递”
当时，我们提出火炬计划，有人并不理解，包括我们科委就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要搞产业化，产业化不是科技部门的义务。而经济部门更不能理解，有人认为搞产业是经济部门的事，是计委的事，不是科委的事，认为科委不应该搞火炬计划等反对声音很多。但科委坚信这是正确方向，把科技引进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深化科技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时，还有一些小插曲。就是在“高新”两字上，还经过一番讨论，有人提出中国没有高技术，都是新技术，应该叫“新高技术”。后来李绪鄂指出，虽然我们的高技术少，但高技术是未来方向，所以就把“高”放在前面了。
1988年，火炬计划刚刚实施，我们上报了武汉东湖、南京浦口等高新区，国务院正在审批时，动乱发生了，许多动乱分子来自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当时有人说，中关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培育了好多动乱分子，所以高新区不能再支持了，就把这与政治联系起来了。
我们当时很着急，认为不能把政治与之联系起来。科委当时与北京市政府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高新区一年多时间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研究，联合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对高新区一年多的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澄清了其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表明高新区是未来发展方向，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公有体制发展起来的，希望国家给予支持，这才稳住了态势。
当时，我们不敢提民办企业，说企业还是姓公为主，民办企业大多还是集体的，还是姓公，国有民营不是经济制度概念，而是管理运行机制的概念。我们说尽量别把它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块，少数人的问题不能代表全部，而且他们也照章纳税。
这样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认为，不能只搞两三个开发区，而应该在全国智力密集的地区通过这样的科技园区来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成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值得欣慰的是，到1991年，国务院一下子批准了26个开发区，并且发布了配套政策。
要知道，在当时配套政策很难。我们协调了财政部、税务局、外事办等十多个部门。李绪鄂亲自带队，去了很不受重视，还坐冷板凳。我们到某些财大气粗的部门，连坐都不让。我们带税务部门等到上海漕河泾、深圳调研，告诉他们减免税收是为了以后增加税源。当时，税务总局在千方百计增加税收，要它放水养鱼很难。而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还是给了支持。
当然，我们要感谢时任国务院领导给予的很多支持。比如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亲自帮助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很关注，当时他给高新区几个定位：改革开放的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等。
经过三年发展，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火炬计划巡礼，小平同志看到后甚至破例主动给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大家很受鼓舞，这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充分肯定，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凸显出来，指明了今后高新技术发展方向。
20多年来，火炬计划取得了很多成绩。可以说，如果没有火炬计划形成的高新区以及这一整套推动产业化的措施和做法，很难想象今天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会是什么样，至少要晚好多年。应该说，火炬计划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学习了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是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形成中国特色的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通过20年的探索，我们摸索出在中国的国情下—工业基础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经费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逐渐凸显其经济作用；提高了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战略地位，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形成几万亿的生产总值。这是当时难以想象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离不开高新区了，高新区甚至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北京，上海等地又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中央也看到，高新区发展到现在，不能只看到规模，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成为地方经济追求GDP的手段，忽视了其创新作用。这种情况下，批准了北京、上海、武汉东湖等地作为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希望高新技术园区成为推动自主创新，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而不是简单是扩大产业规模，扩大规模还是要靠产业园区、经济园区。
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为今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特别是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引领高新技术。其实，战略新兴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只是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为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要求，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吸取20多年来推进火炬计划，通过推进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培育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这是在群众创造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不要再另搞一套。
现在，国家已经批准88个国家级高新区，131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力量集聚。园区为企业创建、孵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现在全国已经建立好几百家孵化器，往前还有苗圃，往后有加速器，有生产力促进中心，有创新联盟，这些都是创新体系不同阶段的重要形式。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地方去都要进高新区视察，因为高新区代表这个地区和我们国家的未来。
当然，这要归结于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知识创新集中在大学研究所，成果转化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作。这样的体系应该是将来形成战略新兴产业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发区去往何方？
《新经济导刊》：现在，国家、各地政府批了很多开发区，而以优惠政策带来的核心竞争力正逐渐下降，开发区将如何走？
石定寰：开发区要形成良好的环境。环境是通过政府政策，通过服务，通过软硬件建设等各方面来体现，这样对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产业集群，形成上下游结合的产业链，在不同园区形成不同的特色产业，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良性机制。
政策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采购、金融财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任何时候政策都很重要，政策不会退出。当然减免税的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比如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三免两减半”变成现在的统一按15%征收。任何国家对新兴产业都是有政策扶持的，如果没有扶持，很难发展起来，但政策扶持只是一个过程，将来一定要走向市场。
在不同时期，政策内容不同，特点不同。怎样引导社会资本，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支持发展？金融、进出口政策等怎样支持？政策环境需要不断完善，服务水平需要提高。比如建立孵化器，现在不光是帮它租个楼，而是要对它进行服务，进行辅导。孵化器种类等越来越多，将来朝专业孵化器方向发展，园区对企业发展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开发区的发展，首先要强调创新，未来在关键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要拥有主导权，但这不等于不要国际合作，从根本上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园区在发展中，要形成产业群、产业链，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基地，这对开发区非常重要。
《新经济导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绩工程、惟GDP主义的驱使下，还是比较急功近利，对开发区盲目扩张，搞圈地运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石定寰：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逐渐看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特别是园区在推动创新方面，有很好的手段和土壤，各地方会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现在有些地方解决得比较好，更有战略发展眼光，发挥科技园区对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而不是急功近利，光让它去创造GDP。
很多开发区有看重GDP的倾向，如果对GDP过分看重，就可能忽视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创新的培养需要过程，不可能今天种下一棵种子，明天就长成大树，因此需要长远支持，起码要将近期、中期的支持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不搞长远，没有方向，只搞长远，没有后劲，因此要远近结合，使产业有效、有序、可持续发展。这需要园区在发展战略上研究布局。
另外，各园区要办出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雷同，全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无序竞争。要在区域中加强总体规划，在区域经济之中，加强优化的布局，产业链的形成要更好关注。这给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导建设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要跟中国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独立看待地方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导刊》：目前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功能定位有些模糊，分不清各自扮演的角色。
石定寰：现在很多经济技术开发区光靠引进显然不够，都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要素（如科技孵化等）拿进去了。事实上，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区的融合也是一种趋势，两者应该协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要重视自主创新，把自主创新作为自己更大的特色，而经济技术开发区更注重产业发展。有的地区把两者融合起来了，效果很好。地区内要总体布局，不要让两者争项目，互相打仗，要有合理布局。地方政府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经济导刊》：另一种现象是，很多开发区独立于城市的功能之外，甚至与城市脱节。有人担心这样是否不利于挽留优秀人才，甚至影响开发区长远发展？
石定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长期以来，城市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只管生产，不管生活，把园区变成产业区了，造成白天热闹，晚上一片漆黑，没有人气，这样对城市长远的发展，对城市交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发展初期，开发区想要兼顾两者，没那么多精力。
将来高新区也是绿色发展区、低碳发展区、适宜人居区，高新区聚集的都是知识型、科技型的产业，更多的是研发、设计或关键技术制造、总装、销售等，将来更多依靠人的智力，不可能与人离得太远。将来，居住、产业、研发在一个区内，并且更加有机结合，尽可能就近工作，就近生活。当然，有些制造环节可以放到其他地方，与经济开发区进行结合。
春日，北京，前门东大街车水马龙，11号院却独自幽静。这是国务院参事室驻地。石定寰匆匆走出会议室，未作休整，便在一间休息室内开始了本刊专访。他精力充沛、清晰思路，说话刚劲且语速极快，与其已近古稀的年龄并不相称。他已经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奉献了30年的青春，如今又在为低碳经济、新能源科技的推广而奔走呼吁。
在他的履历上，除了“总理高参”、“低碳经济学家”的光环，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曾长期负责国家工业及高新技术领域科技计划与重大项目组的组织实施，主导参与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高新区的策划与实施；而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园等机构的建设，也是在其推动下提上日程的。以下是他的自述。
科技园应运而生
上世纪20年代初，奥地利的熊彼特首创技术创新理论，在上世纪百年之中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该理论把技术创新过程看成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将技术创新看成经济发展的一个链条，将发明创造面向市场进行产业化，进而带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我们也曾系统地宣传了技术创新概念，强调了它的创新性、实用性、系统性，并强调了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因为科学发明有很多，但首先应对其中能对市场、人们未来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成果加以应用，而应用情况则通过市场检验，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则说明创新成功。
二战后，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科技发展、技术进步，而每次技术进步，如蒸汽机、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都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2008年，温家宝总理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机预示着人类正在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而这又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习苏联的模式，科技与经济分割，科技体系与经济体系两者之间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力求改变这种“两张皮”的状况。1978年，科技大会召开，迎来了科技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很快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后来又进一步提炼、阐述科技的作用，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国务院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依靠、面向”的方针：经济建设要更好地依靠科学技术，科学工作要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提出就是为了促进两者结合，打破过去“两张皮”的现象。到1984～1985年，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而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很多办法。包括改变完全靠国家全额拨款养人的方式，减少事业单位，鼓励研究机构面向市场，国家更多通过对项目的支持，对科技工作的支持，而不再采用人头费的办法。面向市场寻找研究成果，通过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再来支持科学研究的发展。
过去，科技人员都是隶属大学、研究所，基本上是终身制，很难自由流动。当时，科技人员被封锁在院墙里，很难进入市场。随着改革的推进，鼓励人才合理流动，鼓励他们为市场、为企业提供服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陆续有一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了一批科技型企业，如联想、四通、三环、京海等，后来形成了中关村一条街，这是很好的苗头。
再往后，中国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的力量，去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当时提出两大循环，即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大循环），以迎接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美国的高速公路，星球大战计划等）的挑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需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而国内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科技为经济服务，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现在，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最终解决。温家宝总理曾在多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主题仍然要围绕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加强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让科技与经济更好地结合？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转化有多种形式，怎样来促进？很多国家做了很多探索，科技园就是最佳尝试之一。
1987～1988年间，国务院专门组织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中科院等机构联合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调研，形成的报告提出要关注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建立科技园区。科技园区就是把科技力量、资源等集中在某地区，为这个地区提供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科技公司，把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促进经济产业的发展。
科技园不是中国首创，国际上已有高新技术园区的雏形，如美国的硅谷、128公路，中国台湾的新竹等，通过孵化器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些新现象引起中国科技主管部门、专家的高度关注。在此形势下，我们提出在中国建设中国自己的科技产业园区。
多年前，时任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APEC会议上，对科技园就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科技园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重大发明。其意义在于，能将科技成果更好地推向产业化、推向应用。其实，过去我们也提出建立科学城，但聚焦在研究层面，而现在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的研究，是用科技促进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更好地为经济服务。
1988年3月，中央做出了建立科技园区的决定，5月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具体地点就在中关村。当时，国务院确定，这样的园区可以再办两三所，但不要太多，因为没有经验，还在摸索。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开绿灯、给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税收金融政策等），以鼓励促进产业的发展。后来，批准了武汉、南京、上海、深圳等几个试点。
火炬计划浮出水面
然而，对于如何发展高新区，中国没有任何经验。为此，科委又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过去，科研计划主要有“科技攻关”计划（83年开始推动）、“863”计划（86年开始推动）等，但这些都是研究计划。当时，科委开始酝酿讨论，能不能搞一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计划，这是提出火炬计划的最初设想。
当时，为区别于“星火计划”，我们提出“火炬计划”（两把火：“星火”是重点推进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火炬”是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火炬计划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计划，主要不是靠国家拨款来支持，虽有部分国家资金引导，但更多是利用银行贷款、社会资金支持，动员各方面力量来支持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计划确立后，国家科委组织了一帮人来具体实施。到1988年6、7月份，原航天部部长李绪鄂调到科委，原科委主任宋健让他具体负责火炬计划，后来大家习惯称他为“火炬司令”。我那时在工业科技司，任副司长，工业科技司就具体负责火炬计划的筹备工作，我们拟定《火炬计划纲要》，当时就搞了六七稿。后来，国家科委决定在工业科技司建设第一个火炬办，这是一个非常设机构，方便把部内各机构协调起来负责计划的组织和实施。
1988年8月8日，我们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开了国家第一次火炬计划的工作会议，这标志着火炬计划正式出台。而在该计划出台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分别听取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教育部、国家计委、科学院等部门就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中性研究的汇报。当时，会议纪要明确：“攻关”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是中国推进高新技术研究发展及产业化的三个主要计划。三个计划要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从研究发展到产业化的过程，这确立了火炬计划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火炬计划跟过去的科技计划有很大不同：第一，不是单纯的科学研究计划，是促进研究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计划，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计划，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是为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服务的，不是单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第二，该计划也不是以政府为导向，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第三，发展方针是放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我们当时强调“两条腿走路”：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结合军工、国防高科技形成的骨干高技术企业的研究力量，比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原子能、兵器等，以作为发展高科技的主力军。二是，发挥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民办企业（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
同时，火炬计划重点在于扶持和支持民办企业。为什么？因为民办企业以“四自原则”（即“自由组合，自主决策，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作为基本运行机制，不同于计划经济，新机制符合市场经济发展。且这些企业都是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创新型企业，不同于过去的传统企业，更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该计划的主要经费来源不靠政府拨款，主要是政府引导基金、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资本、风险投资（尽管当时只有概念，并没有理解怎么做）。
火炬计划更重在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有别于过去计划经济，靠政府拿钱，搞项目的科技计划。创造政策性环境包括：一是，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种形式来优化政策环境，给科技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空间。二是，我们也学习了解了一些国外的好的做法，建设孵化器（我们将孵化器从国外引进来，怕大家听不懂，改了个名，叫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987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第一个孵化器，在武汉东湖）。三是，实施一批创新的火炬计划项目，不是研究项目，而是成果转化、产业化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以拨款，而是以贷款为主。因为当时贷款是有指标的，分配到不同的部门，所以很难。科技部没有钱，我们只拿到400万，作为引导基金，支持孵化器的发展。四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以及相应的科技型的企业家。此外，还有加强国际交流等多项内容。
火炬计划是新的、市场导向的计划。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向市场过渡，在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情况下，火炬计划第一次把市场概念引入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先导性。当时《科技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是宋健定的，我记得是《创造有利于高技术发展的良好的环境》。这样，就把火炬计划定位在创造环境的计划、引导性的计划，而不是单纯的项目计划，这与过去所有科技计划不同，也是一个创新。
坎坷的“火炬传递”
当时，我们提出火炬计划，有人并不理解，包括我们科委就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要搞产业化，产业化不是科技部门的义务。而经济部门更不能理解，有人认为搞产业是经济部门的事，是计委的事，不是科委的事，认为科委不应该搞火炬计划等反对声音很多。但科委坚信这是正确方向，把科技引进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深化科技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时，还有一些小插曲。就是在“高新”两字上，还经过一番讨论，有人提出中国没有高技术，都是新技术，应该叫“新高技术”。后来李绪鄂指出，虽然我们的高技术少，但高技术是未来方向，所以就把“高”放在前面了。
1988年，火炬计划刚刚实施，我们上报了武汉东湖、南京浦口等高新区，国务院正在审批时，动乱发生了，许多动乱分子来自中关村的民营企业。当时有人说，中关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培育了好多动乱分子，所以高新区不能再支持了，就把这与政治联系起来了。
我们当时很着急，认为不能把政治与之联系起来。科委当时与北京市政府联合组成调查组，对高新区一年多时间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研究，联合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对高新区一年多的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澄清了其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表明高新区是未来发展方向，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公有体制发展起来的，希望国家给予支持，这才稳住了态势。
当时，我们不敢提民办企业，说企业还是姓公为主，民办企业大多还是集体的，还是姓公，国有民营不是经济制度概念，而是管理运行机制的概念。我们说尽量别把它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块，少数人的问题不能代表全部，而且他们也照章纳税。
这样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认为，不能只搞两三个开发区，而应该在全国智力密集的地区通过这样的科技园区来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成果转化，发展新兴产业。值得欣慰的是，到1991年，国务院一下子批准了26个开发区，并且发布了配套政策。
要知道，在当时配套政策很难。我们协调了财政部、税务局、外事办等十多个部门。李绪鄂亲自带队，去了很不受重视，还坐冷板凳。我们到某些财大气粗的部门，连坐都不让。我们带税务部门等到上海漕河泾、深圳调研，告诉他们减免税收是为了以后增加税源。当时，税务总局在千方百计增加税收，要它放水养鱼很难。而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还是给了支持。
当然，我们要感谢时任国务院领导给予的很多支持。比如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亲自帮助做了很多协调工作；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也很关注，当时他给高新区几个定位：改革开放的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等。
经过三年发展，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火炬计划巡礼，小平同志看到后甚至破例主动给火炬计划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大家很受鼓舞，这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充分肯定，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凸显出来，指明了今后高新技术发展方向。
20多年来，火炬计划取得了很多成绩。可以说，如果没有火炬计划形成的高新区以及这一整套推动产业化的措施和做法，很难想象今天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会是什么样，至少要晚好多年。应该说，火炬计划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学习了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的需要，是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形成中国特色的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面旗帜。
通过20年的探索，我们摸索出在中国的国情下—工业基础比较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经费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逐渐凸显其经济作用；提高了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战略地位，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形成几万亿的生产总值。这是当时难以想象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离不开高新区了，高新区甚至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北京，上海等地又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中央也看到，高新区发展到现在，不能只看到规模，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成为地方经济追求GDP的手段，忽视了其创新作用。这种情况下，批准了北京、上海、武汉东湖等地作为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希望高新技术园区成为推动自主创新，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而不是简单是扩大产业规模，扩大规模还是要靠产业园区、经济园区。
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为今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特别是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引领高新技术。其实，战略新兴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只是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为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要求，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吸取20多年来推进火炬计划，通过推进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培育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这是在群众创造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不要再另搞一套。
现在，国家已经批准88个国家级高新区，131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促进科技力量集聚。园区为企业创建、孵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现在全国已经建立好几百家孵化器，往前还有苗圃，往后有加速器，有生产力促进中心，有创新联盟，这些都是创新体系不同阶段的重要形式。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地方去都要进高新区视察，因为高新区代表这个地区和我们国家的未来。
当然，这要归结于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知识创新集中在大学研究所，成果转化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作。这样的体系应该是将来形成战略新兴产业的核心力量，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发区去往何方？
《新经济导刊》：现在，国家、各地政府批了很多开发区，而以优惠政策带来的核心竞争力正逐渐下降，开发区将如何走？
石定寰：开发区要形成良好的环境。环境是通过政府政策，通过服务，通过软硬件建设等各方面来体现，这样对产业形成集聚效应、产业集群，形成上下游结合的产业链，在不同园区形成不同的特色产业，形成新兴产业发展的良性机制。
政策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采购、金融财税、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任何时候政策都很重要，政策不会退出。当然减免税的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比如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三免两减半”变成现在的统一按15%征收。任何国家对新兴产业都是有政策扶持的，如果没有扶持，很难发展起来，但政策扶持只是一个过程，将来一定要走向市场。
在不同时期，政策内容不同，特点不同。怎样引导社会资本，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支持发展？金融、进出口政策等怎样支持？政策环境需要不断完善，服务水平需要提高。比如建立孵化器，现在不光是帮它租个楼，而是要对它进行服务，进行辅导。孵化器种类等越来越多，将来朝专业孵化器方向发展，园区对企业发展服务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开发区的发展，首先要强调创新，未来在关键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要拥有主导权，但这不等于不要国际合作，从根本上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园区在发展中，要形成产业群、产业链，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基地，这对开发区非常重要。
《新经济导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绩工程、惟GDP主义的驱使下，还是比较急功近利，对开发区盲目扩张，搞圈地运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石定寰：随着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逐渐看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特别是园区在推动创新方面，有很好的手段和土壤，各地方会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现在有些地方解决得比较好，更有战略发展眼光，发挥科技园区对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而不是急功近利，光让它去创造GDP。
很多开发区有看重GDP的倾向，如果对GDP过分看重，就可能忽视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创新的培养需要过程，不可能今天种下一棵种子，明天就长成大树，因此需要长远支持，起码要将近期、中期的支持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不搞长远，没有方向，只搞长远，没有后劲，因此要远近结合，使产业有效、有序、可持续发展。这需要园区在发展战略上研究布局。
另外，各园区要办出特色，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雷同，全都是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无序竞争。要在区域中加强总体规划，在区域经济之中，加强优化的布局，产业链的形成要更好关注。这给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导建设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要跟中国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独立看待地方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导刊》：目前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功能定位有些模糊，分不清各自扮演的角色。
石定寰：现在很多经济技术开发区光靠引进显然不够，都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要素（如科技孵化等）拿进去了。事实上，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区的融合也是一种趋势，两者应该协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要重视自主创新，把自主创新作为自己更大的特色，而经济技术开发区更注重产业发展。有的地区把两者融合起来了，效果很好。地区内要总体布局，不要让两者争项目，互相打仗，要有合理布局。地方政府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经济导刊》：另一种现象是，很多开发区独立于城市的功能之外，甚至与城市脱节。有人担心这样是否不利于挽留优秀人才，甚至影响开发区长远发展？
石定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长期以来，城市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只管生产，不管生活，把园区变成产业区了，造成白天热闹，晚上一片漆黑，没有人气，这样对城市长远的发展，对城市交通的发展都非常不利。发展初期，开发区想要兼顾两者，没那么多精力。
将来高新区也是绿色发展区、低碳发展区、适宜人居区，高新区聚集的都是知识型、科技型的产业，更多的是研发、设计或关键技术制造、总装、销售等，将来更多依靠人的智力，不可能与人离得太远。将来，居住、产业、研发在一个区内，并且更加有机结合，尽可能就近工作，就近生活。当然，有些制造环节可以放到其他地方，与经济开发区进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