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托马斯·伯根索尔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仅10岁。他是在集中营长大的，并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这本回忆录用朴实的文字平静地讲述了他17岁以前的生活，在凯尔采、奥斯维辛失去亲人、多次死里逃生的遭遇，以及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漂泊的经历。后来，他成为了著名国际法学者和大法官，早年的经历引导他走上维护人权和国际法的道路。令人讽刺的是，这本以英文写成的回忆录，却最先以其他6种以上的语言出版后，才在美国出了英文版。因为在英语国家中，不止一位出版商断定，那段历史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关于大屠杀内容的书卖不出去。”这可能是更深一层的悲剧，如书中所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每个人都会说希望“悲剧不要重演”，但如果不让人回忆和反思历史，这只会是一句空话。

　　很多年后，当别人问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时，我会回答说，我很幸运能够进入奥斯维辛。这个回答总是让提问人的脸上浮现出震惊的表情。但我说的是实话。大多数到达比克瑙火车站的人都要经过所谓的筛选。他们把儿童、老人、残疾人与同来的其他人分开后就直接送入毒气室。我们这拨人幸免了这种筛选。肯定是党卫军军官的负责人没有下达命令，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们是由一所劳动集中营送来的，儿童以及其他不能工作的人已经被那个集中营淘汰了。如果我们这次也要经过筛选的话，我等不到入营就已经被杀死了。这就是我能用听似轻松的口吻回答的意思。
　　当然了，当我们抵达比克瑙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逃过了致命的筛选程序。我们刚从货运车厢下到站台上，所有的男人就被勒令排成一队，所有的女人排成另外一队。
　　除了几个月后和我母亲的一次短暂相见，这是我和母亲在1946年12月29日再次团聚之前见到的最后一面了，也就是我们分开了大概两年半的时间。我们根本无法好好地告别，因为党卫军看守不住地厉声叫喊让我们紧紧跟上，还不时地对未能立即服从他们命令的人拳打脚踢。我吓得不敢哭也不敢向她挥手，只是紧紧地挨着我父亲。
　　我们离开车站朝着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走去，父亲紧紧地搂着我。在这所建筑物里，我们被命令脱去衣服，从淋浴和消毒脚池中穿过。一路走下来，我们的头发被剃光了，每人被扔给了一套我们进入奥斯维辛时看到的那种蓝白条纹囚服。直到这时，我父亲才低声对我说我们暂时不会死了，因为只有我们拿到了囚服，他才能确定我们不会被带到毒气室了。
　　在这之后，我们再一次被命令排队行进。我们肯定是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看到远处出现了一排排的囚房。街道，实际上是没有铺砌的土路，把一长排一长排的囚房隔开。囚房两侧有高高架起的铁丝网，把像城镇一样大的集中营分成几个颇具规模的独立营区，每个营区都有自己的大门和监视塔。后来我得知这些独立的营区是以字母来区分的。比如，女人住在B和C区，男人在D区，等等。我们的目的地是E区，也被称为吉卜赛营区。成千上万的吉卜赛家庭曾在这个区里住过。他们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我们抵达前不久都被杀害了。只有营区的名字提醒我们：这里，纳粹以优秀种族的名义又犯下了一桩可怕的罪行。
　　吉卜赛营区的入口处是一个可以移动的铁丝网门，由带着狗的党卫军把守。进入营区后，我们被命令在一组囚房后面排成一队并且要卷起左胳膊的袖子。在队伍的一端，两名囚犯坐在一张木桌旁。每个人都要走到桌子跟前，报出我们的名字并且伸出左臂。队伍中，我排在父亲的前面，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看到桌旁那两个囚犯的手中都拿着一个像钢笔的东西，底端有一个细针，他们用钢笔样的东西在墨水瓶里面蘸过后，往伸过去的手臂上写着什么东西：我们这是在文身啊。轮到我的时候，我怕会疼，但是刺的速度很快，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现在我有一个新名字了：B-2930，这是在这里唯一有意义的“名字”。这个编号虽然现在已经有些褪色了，但还留在我的左臂上。它成为了我的一部分，起到了警示的作用，与其说它让我记住过去，不如说它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作为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那些意识形态中存留的仇恨思想以及种族和宗教优越的思想斗争到底，这些意识形态已经给人类造成了几个世纪的苦难。
　　在文身队伍中，父亲就站我的身后，他成了B-2931。我们的编号也印在一个有黄色三角形的布条上，黄色作为识别犹太人的标志（不同颜色用来区别不同类型的囚犯：例如，政治犯是红色三角形，还有同性恋、刑事犯等等）。大约45年后，我回到奥斯维辛，我把我的名字交给档案馆的负责人，因为我想知道1944年我抵达奥斯维辛的确切时间，但她却向我要我的编号。我有些惊讶，因为我总是听说德国人在他们的集中营内保存了非常精确的记录。“你到达的时候，”她解释说，“大量的囚犯被运送到奥斯维辛，党卫军不再费心去记录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录他们的编号。”果然，一旦她知道了我的编号，就把我需要的日期提供给我了。记录我编号的卡片甚至透露了有多少人是和我一起从凯尔采到奥斯维辛的信息。我们这些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可以凭借我们的编号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存过，而那些在党卫军停止记录名字后被送进焚尸炉火葬的囚犯，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没有尸体、没有名字，只有灰烬和编号。这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大侮辱，很难想象还能有比这更甚的侮辱了。
　　被刺上号码后，我们被送进了指定的囚房。我们的囚房与吉卜赛营区的其他囚房一样，也是木质结构的，里面有两排宽宽的、上下三层的长木板床铺，泥土的地面将这两排床从中间隔开。一进入囚房，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身材魁梧、手持棍子的囚犯。我很快得知，他是囚房的头。他不停地指着床铺，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喊道：“每层10个人！”那些在他看来行动缓慢的人都会遭到他的拳打脚踢。我和父亲在中层找到了铺位，很快就有其他8个囚犯加入了我们这层。然后我们被勒令头朝囚房的中间趴着。我不记得他们是否给了我们毯子，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没有床垫。 　　虽然那天晚上没有发给我们任何食物，但当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让我把肚子饿的事忘在脑后。有两三个长得肥头大耳、手里还拿着手杖和棍棒的囚犯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囚房。他们胳膊上戴着袖章，标明他们的身份是劳动小组组长。劳动小组的组长也是囚徒，他们与囚房头一起，不分昼夜地为党卫军管理着集中营，并对他们的囚友施行恐怖的治理。就在这些组长和我们囚房的头打完招呼后，他们当中的一个用德文喊道：“斯彼格，你这个王八蛋，从床上下来。我们要和你谈谈！”斯彼格刚一来到他们面前，就被围住了。他们用拳头和棍棒向他的脸、头、腿、胳膊打过去。他越是求饶和尖叫，组长们打得就越起劲儿。我从组长们的喊声中得知，斯彼格显然曾向凯尔采的盖世太保告发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而被告发的那个人在两年前被送进了奥斯维辛。
　　斯彼格很快就跪了下来，然后平躺在了地上，乞求着能让他死去。他浑身上下都是血，完全放弃了自我保护，任凭雨点般密集的棍棒不停地落在他的身上。后来组长们把斯彼格拎起来，连推带拉地把他从囚房里弄了出去。我们没有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是后来听说，组长们把斯彼格拖到了隔离电网那儿，他死在了电网上。我们的囚房也和比克瑙其他的囚房一样，被发出嗡嗡响声的高压电网包围着。电网把我们所在的吉卜赛营区与其两边的D营区和F营区分隔开。电网两侧，在距其一米远、离地面大概一米高的地方拉着一根铁丝，警告囚犯们不要靠近，以免触电。斯彼格肯定是被扔在电网上或他自己爬到电网上触电身亡的。我逐渐发现囚犯们用所谓的“走进电网”的方式自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大家很容易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些组长们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他们与斯彼格并没有什么区别吗？斯彼格向盖世太保告发了他的犹太同胞，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活得更久一些，而那些组长们则让自己成为了党卫军的代理人，殴打囚友、强迫他们一直工作到精疲力竭，并且还剥夺他们的口粮。组长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些行为会加速其他囚徒死亡，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生存下来的机会。因此，集中营除了是对那些既没有成为告密者也没有成为组长的人的道德品格进行考验的场所外，也是在极端残酷条件下能否生存下来的实验场。斯彼格和那个被他告发的组长都曾是我父母的朋友。在卡托维兹，他们曾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叔叔”。我隐约记得那个被斯彼格告发的组长原来是一名牙科技师或牙医;但我一直不知道斯彼格以前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他们可能一直都会是斯文的体面人。在人性中，究竟是什么赋予一些人道德的力量，使他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会牺牲他们的廉耻和尊严，而又是什么使另一些人为保住自己的性命变得凶狠残暴、杀气腾腾呢？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