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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慧钧（1958-），女，内蒙古人，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统计方面的研究。
摘 要：本文以陕西省这个西部农业大省为例，运用2003和2004两年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通过深入考察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揭示出现阶段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般特征：食品支出所占比例最高，边际倾向最大；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紧随其后，高居第二位；住房支出偏高，而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的支出明显不足，二者比例不协调；摩托车潜在需求的比较旺盛和手机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使交通通讯项目成为未来的消费热点；医疗保健项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受到关注。
关键词：消费结构；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边际消费倾向
中图分类号：F22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81-06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其中7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农村。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仅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低于东部地区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深入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其结构特点，不仅对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进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巩固边疆和保障国家安全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为此，本文以陕西省这个西部农业大省为例，通过深入探讨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其结构特点，揭示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般特征，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决策依据。
一、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农民的购买力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2003年、200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 675.66元和1 866.52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 455.39元和1 618.05元，分别是1980年的11.78倍、13.13倍和10.44倍、11.62倍。广大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全面的改善与提高，完成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
（一）农民的食品消费在由温饱型向膳食营养化、多元化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农民由于温饱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食品上的花消比较谨慎，大部分的支出是用于主食方面，基础食品尤其是粮食的消费量比较大。1980年，陕西省农民家庭人均的粮食消费量是231.65千克，到了2004年，这个数量降到201.11千克。粮食消费量的减少是由蛋奶制品和其他副食消费量的增加而引起的。2004年，陕西省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油脂类5.43千克，比1980年增长4.07倍；消费蛋类及蛋制品2.06千克，比1980年增长3.45倍。豆类及豆制品、奶和奶制品、水果及水果制品的大量消费使农民的膳食结构更合理，营养更均衡。
在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中，陕西省农民2003年和2004年这两年间用于食品消费上的支出最少，但他们的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04年却排在倒数第八位, 比2003年全国排序所处的位置提前了三位。这说明，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陕西省农民能根据自己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环境等来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并能将富余的钱用在购买食品上、外出就餐上及其他方面，即他们有了自由调配手中“资源”的能力。同时进一步说明在食品消费方面，陕西省农民正在由温饱型向膳食营养化、食品多样化方向转化，其营养状况有很大的改善。恩格尔定律表明，居民越富裕，其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那部分就越少。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从全国范围内看来，2003—2004年陕西省农民在食品项上的支出最少， 但这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2]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得出该结论的条件是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活达到温饱的水平是消费结构得以调整的前提和保证。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才有可能自由调配手中的“资源”来满足其他方面基本的或是额外的需求。如果人们还处在半饥饿状态，却将手中的钱大量投入其他项目支出的话，那么该项目必定是强制性的，因此不论这种强制性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习俗，都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
（二）农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陕西省农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由2003年末的26.11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末的26.85 平方米 ，由是1980年的2.7倍升至2.8倍。且房屋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砖木结构房屋的面积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面积分别由2003年的11.33平方米/人与8.66平方米/人增加到2004年的11.8平方米/人与9.14平方米/人，并由2003年各占人均住房面积的43%与33%，上升至2004年各占人均住房面积的44%和34%。显示出陕西省农民住房状况年年都有一定的改善。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与全国农民的平均住房水平相比，陕西省农民目前的人均住房面积小了约1平方米，但是从住房结构上看，陕西省农民钢筋混泥土结构的住房人均面积却要多出大约0.1平方米。也就是说，虽然陕西省农民的平均住房水平不及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但其住房质量要更高一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省农民对住房的重视，折射出“建房立业”之传统观念仍在极大地刺激着农民的住房消费，促使广大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同时，农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住房消费行为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也不容忽视。
（三）农村居民在耐用消费品项目上支出乏力
陕西省农民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比过去大大增加，每百户居民家电拥有量上升幅度较大的是洗衣机、彩电和摩托车，其拥有率分别从2003年是1992年的4.5倍、11倍和11.08倍上升到2004年分别是1992年的5倍、12.1倍和12.6倍。 其中2003年和2004年每百户农民拥有的洗衣机分别是40.36台和44.50台，彩色电视机分别是65.95台和72.48台。但交通工具中，农民自行车的拥有量正在持续下降，每百户拥有量由2002年的134.14辆降至2003年的133. 47量，又降至2004年的132.88辆。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添置交通工具时更倾向于购买摩托车，每百户摩托车的拥有量由2003年的22.16辆升至2004年的25.18辆，但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相比，他们摩托车的拥有量还比较少，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消费点。
陕西省农民家用汽车的拥有量比较低，2004年每百户农民汽车的拥有量才增加至0.14辆，受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农民在未来购买生活用车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由每百户高收入家庭2003年拥有生活用车0.23辆升到2004年0.5辆得以证实。
在家电中，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热水器、影碟机及收录机等使生活更方便、娱乐活动更丰富的家电中其消费支出仍然很有限。其中，电冰箱每百户的拥有量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6.31台和6.53台，只及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空调机每百户的拥有量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0.36台和0.43台，都远远小于2003年全国农民平均的3.45台；抽油烟机的拥有率则更小，2003年和2004年每百户的拥有量分别是0.63台和0.68台。这些综合起来足以说明，虽然陕西省农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增加，质量和档次都有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生活环境诸方面的限制，他们在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上仍然缺乏动力。
在通讯设备上，每百户陕西省农民2004年不仅电话机拥有量从2003年的45.74部增至52.86台，其普及率也从2003年不及50%上升至超过50%，而移动电话也开始大范围进入陕西省农村，其增长速度非常的快，每百户平均拥有量是25.63部，比2003年的拥有量14.32部增长了79%，并且收入越高的家庭组，拥有量越大。这说明，陕西省农民对于手机的功能等特性普遍比较认可，只是由于收入的限制还不能将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
（四）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广大农民有条件、也有能力增加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使精神文化生活由单调贫乏变得充实丰富。2004年，陕西省农民在文教娱乐项目上的人均支出为258.83元，尽管比2003年减少了9.04元，但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的排序中却比2003年提高了1位，排在第十一位。该项目的支出占生活性消费支出的比重2003年、2004年分别为18%和16%，都在生活消费中位居第二位。可见，陕西省农民对文教娱乐服务比较重视。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是一个高校聚集的地方，尊师重教的风气比较浓厚。这种风气和观念很自然的影响到了当地的农民，陕西省农民对教育的重视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上也有所体现。
二、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函数的构建
鉴于陕西省农民的消费现状，为了分析他们在收入满足其基本需求∑PiD0i之后，是按照怎样的比例∑αi追加其消费的，从而深入地揭示他们在2003、2004年的消费组合和消费结构，[3]本文选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Ci=PiD0i+αi(Y-∑nj=1PjDoj) i=1,2,……n （1）
C=∑Ci=∑PiD0i+∑αi(Y-∑nj=1PjDoj)
=(1-∑αi)∑nj=1PjDoj+∑αiY
C=a+bY（2）
其中，Ci代表第i种类商品上的消费支出，Pi表示居民消费的第 i种商品的价格，Doi为对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αi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αi<1。Y代表收入，（Y-∑nj=1PjDoj）为用于基本需求以外的可支配收入。
通过按收入水平把陕西省农民分组的2003、2004年人均支出之截面数据（如表1所示），采用OLS法进行参数估计，分别构建了2003和2004年陕西省农民当年的消费性支出函数，其结果为：
由（3）式和（4）式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于是便可得到2003年的∑αi=0.471、∑PiD0i=1283.27和2004年的∑αi=0.417、∑PiD0i=1442.38，即消费性支出函数揭示：陕西省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在2003年、2004年用于基本消费支出上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分别是1283.27元和1442.38元，并在此基础上还将其余可支配收入的47.1%、41.7%用来追加消费。然后，将求得的数据各自代入(1)式，并用各样本在食品、衣着等项目上的消费性支出做回归分析,便获得陕西省农村居民在各类商品、服务上的基本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倾向（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项目的消费支出与满足基本需求后的可支配收入（Y-∑nj=1PjDoj）之间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有效性检验。这说明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性支出与（Y-∑nj=1PjDoj）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
三、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表3列示了陕西省农民在各类商品上的基本需求与边际消费倾向的排序。这样，我们就可依据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函数方程的回归结果，并结合原始资料从多个角度对他们近两年的消费组合和消费结构状况进行分析。
（一）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消费支出分析
陕西省农民在食品上的支出最多，其次，依次为文教娱乐支出、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其它商品及服务支出。可见，陕西省农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集中在吃和住上，这两项基本消费支出的累计额2004年达到851.25元，较2003年增加了122.85 元；占2004年总基本消费支出的59.03%，较2003年增长了2.21%。具体地讲，2003年、2004两年来，陕西省农民在食品上的支出都远远高于当年的其他基本消费支出，其2004年就占到总基本消费支出的44.11%，比2003年增长了3.6%，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额以指数型逐年攀升。其中，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在此项支出上的花销分别比中等收入户不仅在2003年高出了110.58元和273.86 元，而且在2004年高出了70.52元和223.06元，长幅都比较大。这说明陕西省农民期盼吃好之愿望正随着收入的上长而实现，同时也反映出陕西省农民期盼吃得更好之意愿的迫切，并且让我们认识到他们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陕西省农民在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中, 2003年和2004年文教娱乐支出均高居第二位，这是由于人们在教育服务上花费了大量的收入所引起的。借助线性支出系统仅计算出2003年和2004年满足基本教育服务需求的消费支出分别为167.28元和170.79元，分别占文教娱乐项目基本需求的76.9%及75.2%，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也能说明文教娱乐支出从2003年开始超过住房支出的必然性及其根本所在。这就足以证实：在陕西省农民的心目中，教育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开支，从而其远远的排在了除食品以外其他支出项目的前面。此外，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资料显示：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的文教娱乐支出相差无几，随后，收入每登上一个阶梯，该项支出就会提高一个档次。高收入户的此项支出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435.66元和398.57元，均是中高收入户的1.36倍，各是中等收入户的1.63倍和1.65倍。也就是说，陕西省农民收入越高，其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就越多, 且其增长幅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幅度。可见，陕西省农民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值得关注。
吃饱、喝好、穿暖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衣着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志，而且是人们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面镜子。尽管在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中，陕西省农村住户2003和2004年衣着支出均居第六位，但是他们衣着的支出两年间仍在攀升，由2003年的平均每人85.15元增加至2004年的平均每人91.78元，可其在基本消费支出中之比重却由2003年的5.85%下降到2004年的5.67%。与食品支出不同的是，陕西省农民衣着支出的比重在同一年内的不同收入组的人群中并没有特别的波动或明显的趋势。2003年和2004年两年间陕西省农民除中高收入户的衣着支出比重超过6%以外，其他各收入组的衣着消费比重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5.67%—5.99%和5.09%—5.9%范围，其差距很小。虽然陕西省市民的衣着消费比重在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2003年存在着2.34个百分点的差异，可2004年就缩至0.93个百分点的差异。且从纵向来看，陕西省市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也持续下降。这一方面表现出陕西省农民与市民不仅在衣着项目上的绝对消费正处在稳步增长中，而且其相对支出比重也在持续下降中，并在未来几年内不可能形成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表现出陕西省农民与市民在衣着项目上有着相同的消费趋势。显然，这一特点与陕西省人民的消费传统有关，并进一步折射出陕西省农民更为注重吃的问题。
（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陕西省农民在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在追加支出时不仅仍然把食品支出排在首位，而且在该项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大于其他项，分别相当于2003年和2004年排位都居于第二的文教娱乐支出之边际消费倾向0.09的1.5倍和0.075的1.6倍。这进一步表明，陕西省农民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吃”的要求仍然很高。基本需求的满足只能保证农民吃饱，不能满足他们“吃好”的要求。要吃的营养、健康、美味就得追加相当一部分开支。再从食品支出的总消费上看，用在主食上的消费支出2003年为572.67元、2004年为686.38元，仅占食品支出的34%和37.5% ；副食、其它饮食、在外饮食的比重2003年分别达到27.04%、20.79%、15.85%，而2004年分别达到27%、19.11%、14.9%。很显然，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农民饮食结构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文教娱乐上的边际消费倾向2003年和2004年都排在第二位，体现出陕西省农民对高素质的精神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从边际消费倾向上看，文教娱乐中的教育服务部分的排名2004年甚至超过了居住项目，即2004年陕西省农民对教育服务的追加消费倾向0.057超过了住房的追加消费倾向0.053。从消费比例上看，2003年除最高收入户外，其他收入等级的农民在该项目上的支出比例大致相同，基本保持在6%—7%。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文教娱乐支出分别占总消费支出的6.92%和6.8%。可最高收入户的该项支出有一个飞跃，占到总消费支出的18.41%。而2004年除中低收入户外，其他收入等级的农民在该项目上的支出比例大致相同，基本保持在16%左右。中低收入户的文教娱乐项目支出的比例虽然偏低，但也达到了14.75%。正是文教娱乐支出在同一时段不同收入人群中保持着支出上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说明无论是低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都对此项支出有相对一致的认同，尤其是对教育消费都相当的重视，反映出陕西省农民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收入允许，该项目的支出将会大幅提升，这一方面表明文化教育娱乐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在该项目上的现有支出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
陕西省农民的居住支出无论从边际消费倾向，还是从基本需求上，2003年都排在第三位，但2004年之边际消费倾向却退居第四位。这既与中国农民的传统及农村政策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又与陕西省农民2004年较2003年猛增交通通讯工具有密切的关系。农民不像市民那样有住房公积金，租房居住也有很大的不便，他们的住房基本是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且绝大部分是以自建房的形式存在。因此，陕西省农民对居住消费也比较看重，相对而言，居住服务消费只占很小比例。
陕西省农村居民交通和通信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2004年从2003年的排居第四提升到第三，可其基本消费需求两年来确都排在了第五位，表明二者的差距在拉大。结合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支出状况，他们的高收入户在交通和通讯项目上的支出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212.33元和240.98元，分别是中等收入户的1.86倍和2.44倍，分别是低收入户的4.69倍和2.89倍， 让我们认识到：虽然“交通的便利使生活变得更方便和通讯的快捷使沟通变得无障碍”之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冲击着农村，但是它到达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的时候，力度就已经大大减弱了，且只有当收入增加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它才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尽管交通和通信支出本身并不是必需的开支，其可压缩性比较强，但它还是对陕西省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陕西省农村居民在交通和通讯项目上的支出有着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医疗保健项目是基本需求的重要方面，但是在基本需求满足以后，陕西省农民对在该项目上追加消费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的水平以后，他们才会大幅度的增加此项消费。如表3所示，2003年和2004年医疗保健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第五位，而它在基本消费需求中却排第四位。仅这两项排序都不靠前就足以说明，大多数陕西省农民对医疗保健并不是非常重视，而是还处于一个被动消费的状态，即使认识到了，也因他们生活水平及周边环境的限制无法付诸行动。再从2003年和2004年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支出状况来看，高收入户无论是在医疗保健用品，还是在医疗保健服务上的支出都远远高于其他组。这可由高收入户之医疗保健项目的平均支出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193.99元和203.96元 ，各占总支出的7.33%和8.46%，各为最低收入户的2.7倍和2.43倍得以证实。这既显示出富裕起来的农民对自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十分在意，并随着收入的增长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又折射出在陕西省农村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医疗保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消费点只在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之时才变得有现实性。其原由是， 2003和2004两年来，尽管各收入组的陕西省农民在此项上消费支出上都有所增长，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此项支出上的数值不仅都不高，而且比较接近。尤其在医疗保健服务上，这四组的支出均在三、四十元左右。这些进一步证实：如果收入水平没有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单纯量的增加并不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就是陕西省农民中的高收入人群在健康消费上既有可能性又有现实性的根源。
对陕西省农民来说，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同此项目上的基本消费需求一样都排第六、第七位，这与居民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和总体收入水平有关，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前面的分析也说明，陕西省农民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方面，意愿不明显、消费乏力，这与农民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明显偏低的基本需求和边际消费倾向相互印证。其他商品和服务项目上的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与边际消费倾向都很小，排在第八位。
总之，我们用陕西省农民消费结构这面镜子，并借助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以消费性支出函数为工具，映射出近两年来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农民消费的一般特征：食品支出不仅所占比例最高，而且及其边际倾向也最大；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紧随其后，高居第二位；住房支出偏高，而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的支出明显不足，二者的不协调对提高他们综合生活水平不利；摩托车潜在需求比较旺盛和手机拥有量快速增长，使交通通讯项目成为未来的消费热点；医疗保健项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受到关注。
参考文献：
［1］ 耿奎，易丹辉，杭斌.中国农户消费行为混合特征的统计研究研［J］.统计研究，2001，10.
［2］ 李振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商业研究，2002，（2）.
［2］ 郭其友.居民消费行为变迁与宏观政策选择［J］.厦门大学学报，2003，（1）.
［4］ 姚勇，董利.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分析［J］.统计研究，2003，4.
［3］ 孙慧钧.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1）.
［4］ 孙慧钧.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商贸经济，2005，（10）.
（责任编辑：韩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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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陕西省这个西部农业大省为例，运用2003和2004两年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通过深入考察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揭示出现阶段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般特征：食品支出所占比例最高，边际倾向最大；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紧随其后，高居第二位；住房支出偏高，而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的支出明显不足，二者比例不协调；摩托车潜在需求的比较旺盛和手机拥有量的快速增长，使交通通讯项目成为未来的消费热点；医疗保健项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受到关注。
关键词：消费结构；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边际消费倾向
中图分类号：F22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81-06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其中7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农村。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仅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低于东部地区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深入考察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其结构特点，不仅对启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进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巩固边疆和保障国家安全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为此，本文以陕西省这个西部农业大省为例，通过深入探讨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及其结构特点，揭示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一般特征，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决策依据。
一、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农民的购买力逐步提高,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2003年、2004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 675.66元和1 866.52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1 455.39元和1 618.05元，分别是1980年的11.78倍、13.13倍和10.44倍、11.62倍。广大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全面的改善与提高，完成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
（一）农民的食品消费在由温饱型向膳食营养化、多元化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广大农民由于温饱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食品上的花消比较谨慎，大部分的支出是用于主食方面，基础食品尤其是粮食的消费量比较大。1980年，陕西省农民家庭人均的粮食消费量是231.65千克，到了2004年，这个数量降到201.11千克。粮食消费量的减少是由蛋奶制品和其他副食消费量的增加而引起的。2004年，陕西省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油脂类5.43千克，比1980年增长4.07倍；消费蛋类及蛋制品2.06千克，比1980年增长3.45倍。豆类及豆制品、奶和奶制品、水果及水果制品的大量消费使农民的膳食结构更合理，营养更均衡。
在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中，陕西省农民2003年和2004年这两年间用于食品消费上的支出最少，但他们的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04年却排在倒数第八位, 比2003年全国排序所处的位置提前了三位。这说明，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陕西省农民能根据自己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环境等来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并能将富余的钱用在购买食品上、外出就餐上及其他方面，即他们有了自由调配手中“资源”的能力。同时进一步说明在食品消费方面，陕西省农民正在由温饱型向膳食营养化、食品多样化方向转化，其营养状况有很大的改善。恩格尔定律表明，居民越富裕，其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的那部分就越少。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从全国范围内看来，2003—2004年陕西省农民在食品项上的支出最少， 但这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2]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得出该结论的条件是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生活达到温饱的水平是消费结构得以调整的前提和保证。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才有可能自由调配手中的“资源”来满足其他方面基本的或是额外的需求。如果人们还处在半饥饿状态，却将手中的钱大量投入其他项目支出的话，那么该项目必定是强制性的，因此不论这种强制性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习俗，都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
（二）农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陕西省农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由2003年末的26.11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末的26.85 平方米 ，由是1980年的2.7倍升至2.8倍。且房屋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砖木结构房屋的面积与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面积分别由2003年的11.33平方米/人与8.66平方米/人增加到2004年的11.8平方米/人与9.14平方米/人，并由2003年各占人均住房面积的43%与33%，上升至2004年各占人均住房面积的44%和34%。显示出陕西省农民住房状况年年都有一定的改善。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与全国农民的平均住房水平相比，陕西省农民目前的人均住房面积小了约1平方米，但是从住房结构上看，陕西省农民钢筋混泥土结构的住房人均面积却要多出大约0.1平方米。也就是说，虽然陕西省农民的平均住房水平不及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但其住房质量要更高一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省农民对住房的重视，折射出“建房立业”之传统观念仍在极大地刺激着农民的住房消费，促使广大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同时，农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住房消费行为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也不容忽视。
（三）农村居民在耐用消费品项目上支出乏力
陕西省农民耐用消费品的数量比过去大大增加，每百户居民家电拥有量上升幅度较大的是洗衣机、彩电和摩托车，其拥有率分别从2003年是1992年的4.5倍、11倍和11.08倍上升到2004年分别是1992年的5倍、12.1倍和12.6倍。 其中2003年和2004年每百户农民拥有的洗衣机分别是40.36台和44.50台，彩色电视机分别是65.95台和72.48台。但交通工具中，农民自行车的拥有量正在持续下降，每百户拥有量由2002年的134.14辆降至2003年的133. 47量，又降至2004年的132.88辆。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添置交通工具时更倾向于购买摩托车，每百户摩托车的拥有量由2003年的22.16辆升至2004年的25.18辆，但与全国农民的平均水平相比，他们摩托车的拥有量还比较少，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消费点。
陕西省农民家用汽车的拥有量比较低，2004年每百户农民汽车的拥有量才增加至0.14辆，受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农民在未来购买生活用车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这由每百户高收入家庭2003年拥有生活用车0.23辆升到2004年0.5辆得以证实。
在家电中，电冰箱、空调机、抽油烟机、热水器、影碟机及收录机等使生活更方便、娱乐活动更丰富的家电中其消费支出仍然很有限。其中，电冰箱每百户的拥有量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6.31台和6.53台，只及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空调机每百户的拥有量2003年和2004年分别是0.36台和0.43台，都远远小于2003年全国农民平均的3.45台；抽油烟机的拥有率则更小，2003年和2004年每百户的拥有量分别是0.63台和0.68台。这些综合起来足以说明，虽然陕西省农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增加，质量和档次都有提高，但是由于受到收入、生活环境诸方面的限制，他们在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上仍然缺乏动力。
在通讯设备上，每百户陕西省农民2004年不仅电话机拥有量从2003年的45.74部增至52.86台，其普及率也从2003年不及50%上升至超过50%，而移动电话也开始大范围进入陕西省农村，其增长速度非常的快，每百户平均拥有量是25.63部，比2003年的拥有量14.32部增长了79%，并且收入越高的家庭组，拥有量越大。这说明，陕西省农民对于手机的功能等特性普遍比较认可，只是由于收入的限制还不能将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
（四）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广大农民有条件、也有能力增加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使精神文化生活由单调贫乏变得充实丰富。2004年，陕西省农民在文教娱乐项目上的人均支出为258.83元，尽管比2003年减少了9.04元，但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的排序中却比2003年提高了1位，排在第十一位。该项目的支出占生活性消费支出的比重2003年、2004年分别为18%和16%，都在生活消费中位居第二位。可见，陕西省农民对文教娱乐服务比较重视。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市是一个高校聚集的地方，尊师重教的风气比较浓厚。这种风气和观念很自然的影响到了当地的农民，陕西省农民对教育的重视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上也有所体现。
二、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函数的构建
鉴于陕西省农民的消费现状，为了分析他们在收入满足其基本需求∑PiD0i之后，是按照怎样的比例∑αi追加其消费的，从而深入地揭示他们在2003、2004年的消费组合和消费结构，[3]本文选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Ci=PiD0i+αi(Y-∑nj=1PjDoj) i=1,2,……n （1）
C=∑Ci=∑PiD0i+∑αi(Y-∑nj=1PjDoj)
=(1-∑αi)∑nj=1PjDoj+∑αiY
C=a+bY（2）
其中，Ci代表第i种类商品上的消费支出，Pi表示居民消费的第 i种商品的价格，Doi为对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αi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αi<1。Y代表收入，（Y-∑nj=1PjDoj）为用于基本需求以外的可支配收入。
通过按收入水平把陕西省农民分组的2003、2004年人均支出之截面数据（如表1所示），采用OLS法进行参数估计，分别构建了2003和2004年陕西省农民当年的消费性支出函数，其结果为：
由（3）式和（4）式可以看出，回归方程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于是便可得到2003年的∑αi=0.471、∑PiD0i=1283.27和2004年的∑αi=0.417、∑PiD0i=1442.38，即消费性支出函数揭示：陕西省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在2003年、2004年用于基本消费支出上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分别是1283.27元和1442.38元，并在此基础上还将其余可支配收入的47.1%、41.7%用来追加消费。然后，将求得的数据各自代入(1)式，并用各样本在食品、衣着等项目上的消费性支出做回归分析,便获得陕西省农村居民在各类商品、服务上的基本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倾向（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项目的消费支出与满足基本需求后的可支配收入（Y-∑nj=1PjDoj）之间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有效性检验。这说明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性支出与（Y-∑nj=1PjDoj）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
三、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表3列示了陕西省农民在各类商品上的基本需求与边际消费倾向的排序。这样，我们就可依据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函数方程的回归结果，并结合原始资料从多个角度对他们近两年的消费组合和消费结构状况进行分析。
（一）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消费支出分析
陕西省农民在食品上的支出最多，其次，依次为文教娱乐支出、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其它商品及服务支出。可见，陕西省农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集中在吃和住上，这两项基本消费支出的累计额2004年达到851.25元，较2003年增加了122.85 元；占2004年总基本消费支出的59.03%，较2003年增长了2.21%。具体地讲，2003年、2004两年来，陕西省农民在食品上的支出都远远高于当年的其他基本消费支出，其2004年就占到总基本消费支出的44.11%，比2003年增长了3.6%，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额以指数型逐年攀升。其中，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在此项支出上的花销分别比中等收入户不仅在2003年高出了110.58元和273.86 元，而且在2004年高出了70.52元和223.06元，长幅都比较大。这说明陕西省农民期盼吃好之愿望正随着收入的上长而实现，同时也反映出陕西省农民期盼吃得更好之意愿的迫切，并且让我们认识到他们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陕西省农民在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中, 2003年和2004年文教娱乐支出均高居第二位，这是由于人们在教育服务上花费了大量的收入所引起的。借助线性支出系统仅计算出2003年和2004年满足基本教育服务需求的消费支出分别为167.28元和170.79元，分别占文教娱乐项目基本需求的76.9%及75.2%，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也能说明文教娱乐支出从2003年开始超过住房支出的必然性及其根本所在。这就足以证实：在陕西省农民的心目中，教育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开支，从而其远远的排在了除食品以外其他支出项目的前面。此外，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资料显示：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的文教娱乐支出相差无几，随后，收入每登上一个阶梯，该项支出就会提高一个档次。高收入户的此项支出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435.66元和398.57元，均是中高收入户的1.36倍，各是中等收入户的1.63倍和1.65倍。也就是说，陕西省农民收入越高，其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就越多, 且其增长幅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幅度。可见，陕西省农民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值得关注。
吃饱、喝好、穿暖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衣着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志，而且是人们精神面貌和文化素养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面镜子。尽管在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中，陕西省农村住户2003和2004年衣着支出均居第六位，但是他们衣着的支出两年间仍在攀升，由2003年的平均每人85.15元增加至2004年的平均每人91.78元，可其在基本消费支出中之比重却由2003年的5.85%下降到2004年的5.67%。与食品支出不同的是，陕西省农民衣着支出的比重在同一年内的不同收入组的人群中并没有特别的波动或明显的趋势。2003年和2004年两年间陕西省农民除中高收入户的衣着支出比重超过6%以外，其他各收入组的衣着消费比重2003年和2004年分别在5.67%—5.99%和5.09%—5.9%范围，其差距很小。虽然陕西省市民的衣着消费比重在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2003年存在着2.34个百分点的差异，可2004年就缩至0.93个百分点的差异。且从纵向来看，陕西省市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也持续下降。这一方面表现出陕西省农民与市民不仅在衣着项目上的绝对消费正处在稳步增长中，而且其相对支出比重也在持续下降中，并在未来几年内不可能形成消费热点。另一方面表现出陕西省农民与市民在衣着项目上有着相同的消费趋势。显然，这一特点与陕西省人民的消费传统有关，并进一步折射出陕西省农民更为注重吃的问题。
（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陕西省农民在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在追加支出时不仅仍然把食品支出排在首位，而且在该项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大于其他项，分别相当于2003年和2004年排位都居于第二的文教娱乐支出之边际消费倾向0.09的1.5倍和0.075的1.6倍。这进一步表明，陕西省农民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对“吃”的要求仍然很高。基本需求的满足只能保证农民吃饱，不能满足他们“吃好”的要求。要吃的营养、健康、美味就得追加相当一部分开支。再从食品支出的总消费上看，用在主食上的消费支出2003年为572.67元、2004年为686.38元，仅占食品支出的34%和37.5% ；副食、其它饮食、在外饮食的比重2003年分别达到27.04%、20.79%、15.85%，而2004年分别达到27%、19.11%、14.9%。很显然，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农民饮食结构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文教娱乐上的边际消费倾向2003年和2004年都排在第二位，体现出陕西省农民对高素质的精神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从边际消费倾向上看，文教娱乐中的教育服务部分的排名2004年甚至超过了居住项目，即2004年陕西省农民对教育服务的追加消费倾向0.057超过了住房的追加消费倾向0.053。从消费比例上看，2003年除最高收入户外，其他收入等级的农民在该项目上的支出比例大致相同，基本保持在6%—7%。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文教娱乐支出分别占总消费支出的6.92%和6.8%。可最高收入户的该项支出有一个飞跃，占到总消费支出的18.41%。而2004年除中低收入户外，其他收入等级的农民在该项目上的支出比例大致相同，基本保持在16%左右。中低收入户的文教娱乐项目支出的比例虽然偏低，但也达到了14.75%。正是文教娱乐支出在同一时段不同收入人群中保持着支出上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说明无论是低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都对此项支出有相对一致的认同，尤其是对教育消费都相当的重视，反映出陕西省农民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收入允许，该项目的支出将会大幅提升，这一方面表明文化教育娱乐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在该项目上的现有支出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
陕西省农民的居住支出无论从边际消费倾向，还是从基本需求上，2003年都排在第三位，但2004年之边际消费倾向却退居第四位。这既与中国农民的传统及农村政策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又与陕西省农民2004年较2003年猛增交通通讯工具有密切的关系。农民不像市民那样有住房公积金，租房居住也有很大的不便，他们的住房基本是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且绝大部分是以自建房的形式存在。因此，陕西省农民对居住消费也比较看重，相对而言，居住服务消费只占很小比例。
陕西省农村居民交通和通信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2004年从2003年的排居第四提升到第三，可其基本消费需求两年来确都排在了第五位，表明二者的差距在拉大。结合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支出状况，他们的高收入户在交通和通讯项目上的支出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212.33元和240.98元，分别是中等收入户的1.86倍和2.44倍，分别是低收入户的4.69倍和2.89倍， 让我们认识到：虽然“交通的便利使生活变得更方便和通讯的快捷使沟通变得无障碍”之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冲击着农村，但是它到达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的时候，力度就已经大大减弱了，且只有当收入增加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它才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尽管交通和通信支出本身并不是必需的开支，其可压缩性比较强，但它还是对陕西省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陕西省农村居民在交通和通讯项目上的支出有着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医疗保健项目是基本需求的重要方面，但是在基本需求满足以后，陕西省农民对在该项目上追加消费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的水平以后，他们才会大幅度的增加此项消费。如表3所示，2003年和2004年医疗保健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在第五位，而它在基本消费需求中却排第四位。仅这两项排序都不靠前就足以说明，大多数陕西省农民对医疗保健并不是非常重视，而是还处于一个被动消费的状态，即使认识到了，也因他们生活水平及周边环境的限制无法付诸行动。再从2003年和2004年陕西省农民家庭按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支出状况来看，高收入户无论是在医疗保健用品，还是在医疗保健服务上的支出都远远高于其他组。这可由高收入户之医疗保健项目的平均支出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为193.99元和203.96元 ，各占总支出的7.33%和8.46%，各为最低收入户的2.7倍和2.43倍得以证实。这既显示出富裕起来的农民对自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十分在意，并随着收入的增长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又折射出在陕西省农村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医疗保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消费点。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消费点只在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之时才变得有现实性。其原由是， 2003和2004两年来，尽管各收入组的陕西省农民在此项上消费支出上都有所增长，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在此项支出上的数值不仅都不高，而且比较接近。尤其在医疗保健服务上，这四组的支出均在三、四十元左右。这些进一步证实：如果收入水平没有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单纯量的增加并不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就是陕西省农民中的高收入人群在健康消费上既有可能性又有现实性的根源。
对陕西省农民来说，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同此项目上的基本消费需求一样都排第六、第七位，这与居民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和总体收入水平有关，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改善。前面的分析也说明，陕西省农民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方面，意愿不明显、消费乏力，这与农民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明显偏低的基本需求和边际消费倾向相互印证。其他商品和服务项目上的基本消费需求支出与边际消费倾向都很小，排在第八位。
总之，我们用陕西省农民消费结构这面镜子，并借助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以消费性支出函数为工具，映射出近两年来我国西部广大地区农民消费的一般特征：食品支出不仅所占比例最高，而且及其边际倾向也最大；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紧随其后，高居第二位；住房支出偏高，而在家庭设备、用品项目上的支出明显不足，二者的不协调对提高他们综合生活水平不利；摩托车潜在需求比较旺盛和手机拥有量快速增长，使交通通讯项目成为未来的消费热点；医疗保健项目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受到关注。
参考文献：
［1］ 耿奎，易丹辉，杭斌.中国农户消费行为混合特征的统计研究研［J］.统计研究，2001，10.
［2］ 李振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商业研究，2002，（2）.
［2］ 郭其友.居民消费行为变迁与宏观政策选择［J］.厦门大学学报，2003，（1）.
［4］ 姚勇，董利.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分析［J］.统计研究，2003，4.
［3］ 孙慧钧.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1）.
［4］ 孙慧钧.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商贸经济，2005，（10）.
（责任编辑：韩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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