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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面临着更大挑战。
在奔向世界级城市群的道路上，长三角的目标愈发明确。
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经济发达、城镇集聚程度高的城市化地区，长三角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20%的经济总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这个国内第一大城市群，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五大任务：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
长三角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面对经济下行、投资乏力，单个城市独立发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中国寄望于未来五年通过长三角等19个城市群产生协同效应，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长三角作为其中的领头羊，不仅要通过前述五大任务为其他城市群探路，还将担负起打造全球影响力的重任。
作为中国 “跑”得最快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跑赢了中国，如何跑赢世界？这其中还需要迈过去哪些坎儿？
挑战一：扩围如何协同
与“更高定位”一起亮相的，是新成员合肥都市圈，长三角因而从原来的“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此次新规划明确指出，长三角城市群要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拥有科研、科创和高等教育优势以及广袤土地资源的合肥，被认为或将通过长三角城市群的联动，逐步与江苏、浙江和上海互补，协同效应更为明显。对于合肥都市圈来讲，则希望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大潮中，和南京、杭州等城市一起建设国际化都市区。
安徽近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加快形成“两圈两带一群”城镇空间格局，通过推进做大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群，深入融入长三角发展，并把合肥经济圈打造成全省核心增长极。到2020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人均收入力争达到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如今，长三角已经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和整个印度相当。然而，一体化进程仍是制约其竞争力的关键，合肥都市圈的加入则加剧了一体化的变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志迎看来，安徽经济基础相对滞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思想观念与江浙沪都有很大差距，一体化发展中如何缩小安徽与江浙沪的差距，成为一大难题。
“长三角区域在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各种行政管制一体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因为发展水平的差异，安徽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劣势还比较明显，各种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化仍在进行，尤其是人才继续向江浙沪集聚，导致安徽、苏北、浙西人才流失。”刘志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认为，发展的第一要素偏在现象，会进一步拉大差距，影响落后地区发展。
事实上，随着城市群扩围，如何提高合作效率也成了现实难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曾经担任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太大，影响城市群之间合作的效率。”
挑战二：融合如何深入
一体化的城市群才有竞争力。对于长三角而言，要想全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和机制。在安徽努力融入长三角的这些年里，长三角一体化的区域协调不断推进，并形成了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
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由相关省（市）委书记、省（市）长出席，构建起长三角“协商和决策”的高层制度构架。主要议题是策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围绕长三角重点合作领域进行省级层面的决策。
协调层有两个组织架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各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或副省（市）长。主要总结交流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工作进展的年度情况，协调推进重点合作事项，部署下一年度区域合作发展有关工作（联席会议）和策应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围绕长三角城市合作，进行交流讨论，并部署下一年度的城市合作工作（市长联席会议）。
执行层也有两个系统，其一是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的合作专题协调推进制度，负责将决策层决定的工作进行推进和落实，另一个是各市政府系统的经济合作办公室主导的常态化的城市间经济合作工作。
目前，已经设立了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社保、金融、涉外服务、城市合作、产业、食品安全12个重点合作专题。其中城市合作专题固定由上海市牵头，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具体负责;其他专题由当年轮值方牵头。
这套体制保障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相对走在前面，但距离全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仍然很远。对于进入深水区的长三角一体化而言，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这套机制及背后的行政壁垒。
“有些涉及到根本利益冲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各说各的。”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陈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主要是由当前财税体制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分成等方式鼓励产业联动，按照产业链分工在长三角整体布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各个省内，他说：“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让要素自由流动，政府不要干预。”
而在陈建军看来，问题根源在于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城市群协调机制行政色彩相对浓厚，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省市领导者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理念的偏好程度，导致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方面和重大战略指向缺乏连续性，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效的竞争规则。 “同时，由于缺乏包含行业组织、企业个体等市场力量的协调机制，造成产业空间分布优化指向和区域价值间难以无缝耦合，使得不同行政区域的区分依然会产生无形的市场壁垒，阻碍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陈建军说。
因此，打破行政壁垒被视为一体化深入推进的必由之路。“破除各地的行政壁垒，最大限度地实施地区间的竞相开放，就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措施。”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志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放开市场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问题。”
挑战三：创新如何驱动
早在1961年，法国学者戈特曼就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长三角城市群）与美国东海岸都市带、北美五大湖都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带、英格兰都市带、西北欧都市带并称为“六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带”。
如今，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质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则被公认为是破除一体化难题并提升长三角区域全球影响力的关键。
“长三角眼下最为紧迫的是，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和大转型的特殊时期，加快转型升级，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刘志迎认为，发展的潜力不在于继续从规模经济上着力，而要从创新驱动上着力，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抓住机遇就是要抓住创新发展这个根本，长三角尤其是江浙沪区域经济总量和创新能力都有了很好的积累，要改变过去依靠规模经济、依靠OEM的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之路。”
具体而言，江浙沪的发展更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长三角目前也是最具有活力、最具有文化底蕴、最能够集聚人才的区域，只要发展理念正确，其潜力是全世界其它城市群无法比拟的;安徽则要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并举，方能够走出长三角低谷。
“向长三角兄弟省市学习，尤其是市场化程度和创新创业精神上要向江浙沪学习;另外，也要很好地承接江浙沪的经济辐射，江浙沪也要给予安徽一些支持和带动。”刘志迎认为，对于处在最低层级的安徽来说，尤其需要抓住机遇才能共享长三角发展带来的实惠。
而在刘志彪看来，为了达到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目标，首先需要在原来“四个中心”（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经济）目标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在全球有影响的科技中心，充分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与以前提出的‘四个中心’功能协同化，将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节点城市。”刘志彪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认为：“创新驱动的重点、抓手和突破口，就是科技与人才工作;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点、抓手和突破口，就是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就是要让科技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经过一定的时期，转化为一个新的资源，或者是创造新财富的过程。”
在奔向世界级城市群的道路上，长三角的目标愈发明确。
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作为经济发达、城镇集聚程度高的城市化地区，长三角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20%的经济总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这个国内第一大城市群，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五大任务：打造改革新高地、争当开放新尖兵、带头发展新经济、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创造联动发展新模式。
面对经济下行、投资乏力，单个城市独立发展的能力越来越有限，中国寄望于未来五年通过长三角等19个城市群产生协同效应，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长三角作为其中的领头羊，不仅要通过前述五大任务为其他城市群探路，还将担负起打造全球影响力的重任。
作为中国 “跑”得最快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跑赢了中国，如何跑赢世界？这其中还需要迈过去哪些坎儿？
挑战一：扩围如何协同
与“更高定位”一起亮相的，是新成员合肥都市圈，长三角因而从原来的“两省一市”扩展到目前的“三省一市”。此次新规划明确指出，长三角城市群要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拥有科研、科创和高等教育优势以及广袤土地资源的合肥，被认为或将通过长三角城市群的联动，逐步与江苏、浙江和上海互补，协同效应更为明显。对于合肥都市圈来讲，则希望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大潮中，和南京、杭州等城市一起建设国际化都市区。
安徽近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加快形成“两圈两带一群”城镇空间格局，通过推进做大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群，深入融入长三角发展，并把合肥经济圈打造成全省核心增长极。到2020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元，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人均收入力争达到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如今，长三角已经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和整个印度相当。然而，一体化进程仍是制约其竞争力的关键，合肥都市圈的加入则加剧了一体化的变数。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志迎看来，安徽经济基础相对滞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思想观念与江浙沪都有很大差距，一体化发展中如何缩小安徽与江浙沪的差距，成为一大难题。
“长三角区域在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各种行政管制一体化上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因为发展水平的差异，安徽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劣势还比较明显，各种资源向优势地区集聚化仍在进行，尤其是人才继续向江浙沪集聚，导致安徽、苏北、浙西人才流失。”刘志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认为，发展的第一要素偏在现象，会进一步拉大差距，影响落后地区发展。
事实上，随着城市群扩围，如何提高合作效率也成了现实难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曾经担任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太大，影响城市群之间合作的效率。”
挑战二：融合如何深入
一体化的城市群才有竞争力。对于长三角而言，要想全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和机制。在安徽努力融入长三角的这些年里，长三角一体化的区域协调不断推进，并形成了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
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由相关省（市）委书记、省（市）长出席，构建起长三角“协商和决策”的高层制度构架。主要议题是策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围绕长三角重点合作领域进行省级层面的决策。
协调层有两个组织架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和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市长联席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各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或副省（市）长。主要总结交流长三角合作与发展工作进展的年度情况，协调推进重点合作事项，部署下一年度区域合作发展有关工作（联席会议）和策应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围绕长三角城市合作，进行交流讨论，并部署下一年度的城市合作工作（市长联席会议）。
执行层也有两个系统，其一是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的合作专题协调推进制度，负责将决策层决定的工作进行推进和落实，另一个是各市政府系统的经济合作办公室主导的常态化的城市间经济合作工作。
目前，已经设立了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社保、金融、涉外服务、城市合作、产业、食品安全12个重点合作专题。其中城市合作专题固定由上海市牵头，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具体负责;其他专题由当年轮值方牵头。
这套体制保障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相对走在前面，但距离全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仍然很远。对于进入深水区的长三角一体化而言，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这套机制及背后的行政壁垒。
“有些涉及到根本利益冲突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各说各的。”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陈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主要是由当前财税体制决定的，可以通过税收分成等方式鼓励产业联动，按照产业链分工在长三角整体布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各个省内，他说：“从根本上讲还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让要素自由流动，政府不要干预。”
而在陈建军看来，问题根源在于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城市群协调机制行政色彩相对浓厚，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省市领导者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理念的偏好程度，导致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方面和重大战略指向缺乏连续性，缺乏一个统一协调的有效的竞争规则。 “同时，由于缺乏包含行业组织、企业个体等市场力量的协调机制，造成产业空间分布优化指向和区域价值间难以无缝耦合，使得不同行政区域的区分依然会产生无形的市场壁垒，阻碍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陈建军说。
因此，打破行政壁垒被视为一体化深入推进的必由之路。“破除各地的行政壁垒，最大限度地实施地区间的竞相开放，就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措施。”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志彪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放开市场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问题。”
挑战三：创新如何驱动
早在1961年，法国学者戈特曼就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长三角城市群）与美国东海岸都市带、北美五大湖都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带、英格兰都市带、西北欧都市带并称为“六个世界级巨型城市带”。
如今，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质量、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则被公认为是破除一体化难题并提升长三角区域全球影响力的关键。
“长三角眼下最为紧迫的是，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和大转型的特殊时期，加快转型升级，依靠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刘志迎认为，发展的潜力不在于继续从规模经济上着力，而要从创新驱动上着力，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抓住机遇就是要抓住创新发展这个根本，长三角尤其是江浙沪区域经济总量和创新能力都有了很好的积累，要改变过去依靠规模经济、依靠OEM的发展模式，走创新发展之路。”
具体而言，江浙沪的发展更要注重技术创新和品牌塑造，长三角目前也是最具有活力、最具有文化底蕴、最能够集聚人才的区域，只要发展理念正确，其潜力是全世界其它城市群无法比拟的;安徽则要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并举，方能够走出长三角低谷。
“向长三角兄弟省市学习，尤其是市场化程度和创新创业精神上要向江浙沪学习;另外，也要很好地承接江浙沪的经济辐射，江浙沪也要给予安徽一些支持和带动。”刘志迎认为，对于处在最低层级的安徽来说，尤其需要抓住机遇才能共享长三角发展带来的实惠。
而在刘志彪看来，为了达到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目标，首先需要在原来“四个中心”（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经济）目标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在全球有影响的科技中心，充分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与以前提出的‘四个中心’功能协同化，将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节点城市。”刘志彪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认为：“创新驱动的重点、抓手和突破口，就是科技与人才工作;科技与人才工作的重点、抓手和突破口，就是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就是要让科技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经过一定的时期，转化为一个新的资源，或者是创造新财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