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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经过三个时期，分别是萌芽时期、空白时期、和争鸣时期，分别对应着“政治化”与“浪漫化”、“反经典化”、“多样化”与“启蒙化”的特征，同时，这些特征也涉及“经典”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关键词：《浮士德》 经典化 时期 特征
一、引言
《浮士德》在歐洲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甚至还有专门的“浮学”研究者。两者都称得上是“经典”。但《浮士德》在西方的“经典化”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譹？訛，投射到中国后，对《浮士德》的译介和研究也“一波三折”？譺？訛。本文按时间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时期（1904—1949），空白时期（1949—1978），争鸣时期（1978年后），而与各个阶段相匹配的，分别是“政治化”与“浪漫化”、“反经典化”、“多样化”与“启蒙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各个阶段的特征也涉及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如“经典”的判断与价值、“经典”与时代的关系、理论和批评流派对“经典”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将一并探讨。
二、萌芽时期：“政治化”与“浪漫化”
与其余外国经典作品一样，《浮士德》也经历了译介、评论、接受三个阶段，第一位将《浮士德》译介到中国的，当属王国维。同时，他也首次对《浮士德》进行了评论。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欧洲近世文学，所以推《法斯特》（《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特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譻？訛从他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是将浮士德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提并论，而当时《红楼梦》已属“经典”，这间接表明他已经将《浮士德》放入“经典”之作中。这不得不佩服王国维的眼光；在此之后，鲁迅、辜鸿铭、苏曼殊、郭沫若等人也对《浮士德》进行了译注和评论，并给予较高评价，似乎《浮士德》一被发现就奠定了它“经典”的地位。可表征之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如辜鸿铭说：“头顶，天不是浑然穹隆？脚下，地不是平稳凝定？”？譼？訛
这句话，不是凭空出现，它有着很强的政治性。辜鸿铭是“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推崇孔孟之道，希望国家在政治上推行“仁政”，行“君子之道”。他这种强烈的愿望在“浮士德”身上找到共鸣，故而“浮士德”成为他的一种诉求，他不否认《浮士德》的“经典”地位（当然，同时代《浮士德》在西方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但他对“经典”的理解已经产生偏差，他认为能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著作才是“经典”，无形中将“政治”与“经典”画上了等号。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从政治方面解释《浮士德》成为一种潮流，直至“五四”运动达到顶峰。
“五四”运动后，《浮士德》正式成为“政治化”和“务实”的象征。张闻天说：“他也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是进步，就是向善，也就是向圆满。”？譽？訛这里的“他”被杨武能翻译为“世界”。联系张闻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不难看出，《浮士德》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完美地完成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宣扬共产主义，创造圆满、进步的世界。如果说这里《浮士德》“经典”的政治化倾向不明显的话，那在郭沫若的译介和评论的话语中，就已经暴露无遗。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说：“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虽已巨人似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势力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譾？訛他直接将《浮士德》的主题解释为“反封建”，恰好契合当时的国情：反地、反封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种解释虽然受到当时环境制约，却也是曲解“经典”的一种方式；《浮士德》的众多面目中，他偏要选择非主要的“政治化”的一面，这对后来空白时期对《浮士德》的定位有较大影响。与“政治化”相伴相生的，是“浪漫化”。它诞生于感情充沛的诗人中，且这些诗人独立、追求自由、叛逆，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年轻人一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如《三叶集》中，郭沫若自创诗致敬《浮士德》中《水井边》这一章，“流罢！……流罢！ 温泉一样的眼泪呀！ /你快如庐山底瀑布一样倾泻着罢！ /你快如黄河扬子江一样奔流着罢！ /你快如洪水一样，海洋一样，泛滥着罢！”？譿？訛这首诗里大量使用比喻，且多用“罢”和“呀”之类的语气词，凸显郭沫若当时激动兴奋的心情。结合他对歌德的认识，《浮士德》在他心目中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将《浮士德》中表现的“人”性放第一位，张扬自我，表现个性，认为“浮士德”是介于“神”与“魔”之间的中间状态，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已经从“译介者”的身份转换为“崇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这让人疑惑：郭沫若究竟是“浪漫”的还是“政治”的？
这个问题，恰恰是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判断文学“经典”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品的目的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哪个地位高的问题的转化，没有确切答案，但童庆炳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认为：“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讀？訛笔者认为，这谈及的是文学作品世界性的问题。对“经典”的评判，要将它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接受考验。如果能与各国形成共同的“审美话语”，就可称为“经典”；同样，得到各国评论家情感上的“共鸣”，也可称为“经典”。前者是宏观层面，后者是微观层面；如果这两者都能达到，那可称为“经典”中的“经典”。
三、空白时期：“反经典化”
严格说来，1949年后，《浮士德》不再是“经典”，而是进入“反经典”时代。关于“反经典”，是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浮士德（第二部）》的评论：“写一部反‘经典’史诗……你需要比别人更紧密地联系经典……因为不仅仅是一个戏剧人物浮士德死去。”？讁？訛布鲁姆这里所说的“反经典”，并不是对《浮士德》的否定，而是认为歌德是需要继承“经典”的；同时，他还认为《神曲》之后再无“经典”。他的观点是否合理暂且不谈，先看看这段时期《浮士德》是怎么被“反经典化”的。 由于资料的缺失，只能从官方对“浮士德”的称呼剖析：“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货色”“大毒草”。“浮士德”从“人”变成了“恶魔”，《浮士德》也成为“经典”的对立面。当时的“经典”必须满足“三个中心”原则，如《艳阳天》类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才是“经典”。《浮士德》必须继承此类“经典”，才有生存的余地。从中可看到，“经典”的认定与时代紧密相连。那“经典”是不是与时代亦步亦趋？笔者认为并不是。“经典”是受到时代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就比如《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是“经典”，可改革开放之后，地位就下降，只是普通书籍。而《浮士德》的地位不断上升，它的复杂、深奥、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促成它成为“经典”。
无论是译介、评论还是接受，这段时间都是《浮士德》“经典化”历程中的空白时期，“经典”停滞不前。
四、争鸣时期：“多样化”与“启蒙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西学东渐”再次兴盛。除了各个出版社大量翻译和出版有关歌德的书籍、举办各种歌德纪念会外，《浮士德》也被重新研究。在承认它“经典”的前提下，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
1.《浮士德》的文艺思想
2.《浮士德》的比较研究
3.《浮士德》接受史
4.《浮士德》早期研究理论的再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成“体系”“有意识”的研究彻底奠定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地位。
在这些“多样化”研究中，“启蒙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只不过这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它是“新启蒙”。这表现在研究者对“浮士德”形象的理解上。有学者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浮士德“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永不停息的探索”，是“人类得以不断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是整个人类的象征”。？輥？輮？訛有学者从人文主义出发，认为浮士德“肯定人生、人性、人欲的浮士德精神是歐洲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先进世界观”？輥？輯？訛。有人从文化观念出发，认为，“歌德追寻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的过程，就是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欲望、获得人生最丰富体验的过程。浮士德身上无尽的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以消解的内心矛盾，是歌德自身文化性格之反映，也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輥？輰？訛有学者从思想史方面反思：“意识到了歌德身上的‘一体二魂’反映了思想的自我矛盾。”？輥？輱？訛
从中可看出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对“经典”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依赖学者采用何种文学理论解读《浮士德》。从女性主义出发，《浮士德》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不构成全书的主要部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浮士德》研究的是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从生态主义出发，《浮士德》中所描写的自然场景有人为的刻画因素在内；等等。不同的流派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不同，这就造成“经典”的多面性特征，这恰恰是经典的魅力所在，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这是判断“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经典”是博学且深邃的，也是跨学科的，它对人类理解自身的价值也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篇幅所限，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同时解释了“经典”的真正价值（“世界性”与“审美性”“可阐释空间”）和影响“经典”的因素（时代与理论批评流派），但还有许多方面可以继续探讨，比如“经典”与受众的关系、“经典”的“陌生性”和“创见性”，这些都是我们之后需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浮士德》 经典化 时期 特征
一、引言
《浮士德》在歐洲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甚至还有专门的“浮学”研究者。两者都称得上是“经典”。但《浮士德》在西方的“经典化”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譹？訛，投射到中国后，对《浮士德》的译介和研究也“一波三折”？譺？訛。本文按时间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时期（1904—1949），空白时期（1949—1978），争鸣时期（1978年后），而与各个阶段相匹配的，分别是“政治化”与“浪漫化”、“反经典化”、“多样化”与“启蒙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各个阶段的特征也涉及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如“经典”的判断与价值、“经典”与时代的关系、理论和批评流派对“经典”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将一并探讨。
二、萌芽时期：“政治化”与“浪漫化”
与其余外国经典作品一样，《浮士德》也经历了译介、评论、接受三个阶段，第一位将《浮士德》译介到中国的，当属王国维。同时，他也首次对《浮士德》进行了评论。如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欧洲近世文学，所以推《法斯特》（《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特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譻？訛从他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是将浮士德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提并论，而当时《红楼梦》已属“经典”，这间接表明他已经将《浮士德》放入“经典”之作中。这不得不佩服王国维的眼光；在此之后，鲁迅、辜鸿铭、苏曼殊、郭沫若等人也对《浮士德》进行了译注和评论，并给予较高评价，似乎《浮士德》一被发现就奠定了它“经典”的地位。可表征之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如辜鸿铭说：“头顶，天不是浑然穹隆？脚下，地不是平稳凝定？”？譼？訛
这句话，不是凭空出现，它有着很强的政治性。辜鸿铭是“复古派”的代表人物，他推崇孔孟之道，希望国家在政治上推行“仁政”，行“君子之道”。他这种强烈的愿望在“浮士德”身上找到共鸣，故而“浮士德”成为他的一种诉求，他不否认《浮士德》的“经典”地位（当然，同时代《浮士德》在西方的“经典”地位已经确立），但他对“经典”的理解已经产生偏差，他认为能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著作才是“经典”，无形中将“政治”与“经典”画上了等号。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从政治方面解释《浮士德》成为一种潮流，直至“五四”运动达到顶峰。
“五四”运动后，《浮士德》正式成为“政治化”和“务实”的象征。张闻天说：“他也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是进步，就是向善，也就是向圆满。”？譽？訛这里的“他”被杨武能翻译为“世界”。联系张闻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不难看出，《浮士德》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完美地完成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宣扬共产主义，创造圆满、进步的世界。如果说这里《浮士德》“经典”的政治化倾向不明显的话，那在郭沫若的译介和评论的话语中，就已经暴露无遗。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说：“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虽已巨人似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势力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譾？訛他直接将《浮士德》的主题解释为“反封建”，恰好契合当时的国情：反地、反封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种解释虽然受到当时环境制约，却也是曲解“经典”的一种方式；《浮士德》的众多面目中，他偏要选择非主要的“政治化”的一面，这对后来空白时期对《浮士德》的定位有较大影响。与“政治化”相伴相生的，是“浪漫化”。它诞生于感情充沛的诗人中，且这些诗人独立、追求自由、叛逆，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年轻人一样，有浓烈的浪漫气息。如《三叶集》中，郭沫若自创诗致敬《浮士德》中《水井边》这一章，“流罢！……流罢！ 温泉一样的眼泪呀！ /你快如庐山底瀑布一样倾泻着罢！ /你快如黄河扬子江一样奔流着罢！ /你快如洪水一样，海洋一样，泛滥着罢！”？譿？訛这首诗里大量使用比喻，且多用“罢”和“呀”之类的语气词，凸显郭沫若当时激动兴奋的心情。结合他对歌德的认识，《浮士德》在他心目中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将《浮士德》中表现的“人”性放第一位，张扬自我，表现个性，认为“浮士德”是介于“神”与“魔”之间的中间状态，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已经从“译介者”的身份转换为“崇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这让人疑惑：郭沫若究竟是“浪漫”的还是“政治”的？
这个问题，恰恰是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判断文学“经典”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品的目的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哪个地位高的问题的转化，没有确切答案，但童庆炳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认为：“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讀？訛笔者认为，这谈及的是文学作品世界性的问题。对“经典”的评判，要将它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去接受考验。如果能与各国形成共同的“审美话语”，就可称为“经典”；同样，得到各国评论家情感上的“共鸣”，也可称为“经典”。前者是宏观层面，后者是微观层面；如果这两者都能达到，那可称为“经典”中的“经典”。
三、空白时期：“反经典化”
严格说来，1949年后，《浮士德》不再是“经典”，而是进入“反经典”时代。关于“反经典”，是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浮士德（第二部）》的评论：“写一部反‘经典’史诗……你需要比别人更紧密地联系经典……因为不仅仅是一个戏剧人物浮士德死去。”？讁？訛布鲁姆这里所说的“反经典”，并不是对《浮士德》的否定，而是认为歌德是需要继承“经典”的；同时，他还认为《神曲》之后再无“经典”。他的观点是否合理暂且不谈，先看看这段时期《浮士德》是怎么被“反经典化”的。 由于资料的缺失，只能从官方对“浮士德”的称呼剖析：“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货色”“大毒草”。“浮士德”从“人”变成了“恶魔”，《浮士德》也成为“经典”的对立面。当时的“经典”必须满足“三个中心”原则，如《艳阳天》类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才是“经典”。《浮士德》必须继承此类“经典”，才有生存的余地。从中可看到，“经典”的认定与时代紧密相连。那“经典”是不是与时代亦步亦趋？笔者认为并不是。“经典”是受到时代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就比如《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是“经典”，可改革开放之后，地位就下降，只是普通书籍。而《浮士德》的地位不断上升，它的复杂、深奥、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促成它成为“经典”。
无论是译介、评论还是接受，这段时间都是《浮士德》“经典化”历程中的空白时期，“经典”停滞不前。
四、争鸣时期：“多样化”与“启蒙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西学东渐”再次兴盛。除了各个出版社大量翻译和出版有关歌德的书籍、举办各种歌德纪念会外，《浮士德》也被重新研究。在承认它“经典”的前提下，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
1.《浮士德》的文艺思想
2.《浮士德》的比较研究
3.《浮士德》接受史
4.《浮士德》早期研究理论的再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成“体系”“有意识”的研究彻底奠定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地位。
在这些“多样化”研究中，“启蒙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只不过这是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它是“新启蒙”。这表现在研究者对“浮士德”形象的理解上。有学者从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浮士德“对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永不停息的探索”，是“人类得以不断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是整个人类的象征”。？輥？輮？訛有学者从人文主义出发，认为浮士德“肯定人生、人性、人欲的浮士德精神是歐洲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和先进世界观”？輥？輯？訛。有人从文化观念出发，认为，“歌德追寻完全的人和世俗的人的过程，就是表现自然天性、实现自然欲望、获得人生最丰富体验的过程。浮士德身上无尽的自然欲望与生命意志、强烈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以及在道德理想和理性精神制约下难以消解的内心矛盾，是歌德自身文化性格之反映，也是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之表征。”？輥？輰？訛有学者从思想史方面反思：“意识到了歌德身上的‘一体二魂’反映了思想的自我矛盾。”？輥？輱？訛
从中可看出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经典”的影响。对“经典”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依赖学者采用何种文学理论解读《浮士德》。从女性主义出发，《浮士德》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不构成全书的主要部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浮士德》研究的是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从生态主义出发，《浮士德》中所描写的自然场景有人为的刻画因素在内；等等。不同的流派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不同，这就造成“经典”的多面性特征，这恰恰是经典的魅力所在，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这是判断“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经典”是博学且深邃的，也是跨学科的，它对人类理解自身的价值也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篇幅所限，本文只是粗略地梳理了《浮士德》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同时解释了“经典”的真正价值（“世界性”与“审美性”“可阐释空间”）和影响“经典”的因素（时代与理论批评流派），但还有许多方面可以继续探讨，比如“经典”与受众的关系、“经典”的“陌生性”和“创见性”，这些都是我们之后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