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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家习字的故事，最初从祖父那里听来。张芝苦学，“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王献之认真，王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欧阳修发奋，无钱购纸笔，“以荻画地”。祖父生当光绪末年，一仍传统观念：字是人的“千里面目”，把字写好是读书人的本分。
习字之初，祖父告诉我：毛笔字的基本功，一要学会使用毛笔，二要把字写得端正美观。古人说过“书无百日功”，只要持之以恒，终有写好的那一天。小学生的我，似懂非懂。及长，一些善书的前辈也讲“书无百日功”，听来听去，竟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速成，学书不用百日就能功成;一种说是长久，学书无百日就能学成之事。一句口头俗语，两种相反的理解，自是奇妙，我却无所适从。
读书渐多，方知“书无百日功”之说早已流传，早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唐书家徐浩（703—782）写过一篇《论书》，评前代书家，谈学书方法，最后一段提及“书无百日功”这句话，他说：
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
徐浩与颜真卿（709—785）同时而稍长，书法齐名。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两人并称“颜徐”。徐浩以张芝、智永为例，认为书法“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指斥“书无百日工”是毫无根据的“悠悠之谈”，可知当时俗传“书无百日工”意为速成。徐浩深知学书甘苦，岂能相信这等“白日梦”，可谓是悠悠之谈绝于智者之口。文言的“悠悠之谈”，用今人的大白话说，就是“忽悠”。
“书无百日工”一语，源自托名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传世文献中，这篇谈论笔势技法的文章，最初收录在晚唐人汇编的《墨薮》里，却题为《笔阵图十二章并序》。篇首的序文，一副王羲之向王献之私授秘诀的口吻，末有这样一段话：
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之心，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诸知友。穷研篆籀，省工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之者，两月即见功成;大无灵性者，百日亦乱其本。
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南宋陈思《书苑菁华》都收录了这篇王羲之《笔势论》，都有序文，也有关乎“书无百日工”的那段话。《墨池编》本曰：“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成;天灵性者，百日即知其本。”《书苑菁华》本云：“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天性灵者，百日亦知其本。”
这段话夸耀笔势秘诀的功效，短则“两月即见功成”，长则“百日亦知其本”。如此“神话”，就有人信，如果做不到，只能自责驽钝。好事者欣然于“功省而易成”之意，简缩为“书无百日功”的口头禅。世俗相传，耳食者不问究竟，所本的那段话反而不为世人所知了。
《笔势论》在唐初已流传于世。最早提到《笔势论》的文献是孙过庭《书谱》：“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孙过庭生活在唐高宗（650—683在位）时代，草书宪章王羲之，所写《书谱》是书学名篇，也是唐草名迹。唐后期张彦远（约815—877）汇编汉唐书学文篇的《法书要录》，收有三篇王羲之文章，其中的“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应该就是孙过庭提到的《笔势论》，唯此篇存目而不录文字，恐因孙过庭指为“殊非右军”。朱长文《墨池编》收录多篇托名王羲之的论书文章，他加了一条按语提醒读者：“晋史不云羲之著书言笔法，此数篇盖后之学者所述也。今并存于编，以俟详择。”唐宋人既知《笔势论》非羲之所作，却又存目或录存其文，原因之一，当是看重其实用价值。
《笔势论》的流传，贯穿唐朝始终。唐人的传抄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残本，估计是唐末抄本，二十世纪初才发现，在偏远的敦煌莫高窟石室，旋流失海外，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4936）。残本的幅面不大，纵约二十九厘米、横约四十一厘米。存二十行，每行二十四字上下;正文单行，有双行小字夹注;行文鄙俗，笔迹不佳。因首尾俱残，篇首是否有序文，不得而知。这件抄本出现在西北边鄙，可见当年《笔势论》流传之广。
《笔势论》早期抄本分为十章。辗转传抄，好事者“欲欺世人以为右军真本”，羼入同是冒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之内容，唐朝后期出现十二章本，失其旧次。现存刊本，《墨薮》、《书苑菁华》所刊文本皆分十二章，立有章名。《墨池编》本则分为十段，无章名。仅存的唐抄残本，则不详全本的章数。比较各本内容，增损移挪，分合混杂，互有出入。
唐朝是一个重视书写技法的时代。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书法，天下景从，书风归宗“王书”，托名王羲之的《笔势论》趁势流传开来。从《笔势论》所述内容来看，原作者应该是能书之辈。他们传授的那些书写技法，有世间相传的技法经验，杂拌作者自己的学书体会。《笔势论》为学书者而作，所授种种技法，具体而微，尽管文词俚俗，但浅显易懂，容易理解，便于操作。
试看两例（引自《墨池编》本）：
结字：“平稳为本，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势。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纵之令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
字形：“不宜上阔下狭，如此则重轻不相称也。太密则似疴瘵缠身，过疏则似翔禽溺水。伤长则似既死之虺，伤短则似已践之蛙。”
以《笔势论》所示方法，验诸唐人所写楷书样式，尤其是抄经书手的楷书，皆合格辙。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唐朝书手都读过这篇《笔势论》，但孙过庭提到它，敦煌地区也有抄本流传，而且终唐朝之世，传抄不绝，由此可以推断，《笔势论》是唐朝较为普及的书法教科书。
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执笔、用笔、结字之类的技法文篇，唐朝以前极少。进入唐朝，涌现出一批指导书写、传授技法的文篇。托名晋人的几篇之外，还有题在虞世南名下的《笔髓论》，题在欧阳询名下的《八诀》、《三十六法》等等，皆言楷书技法。即使理论性较强的孙过庭《书谱》，也论及书写技法。书法史上，唐朝成为楷书艺术的鼎盛期，也就不奇怪了。也许有人会问：唐以后，人们所见技法之类的文篇更多，何以楷书艺术再难见到唐楷那样的成就？这答案，借北宋米芾的话说：“时代压之，未能高古。”
曾经想，古人生活在毛笔书写时代，七八岁就学，开始习字日课，练到十七八岁，作字应该熟练自如。于是留意古代书家早年学书的记载，存心收集书家早年书迹，所见不多，某些为世所重的名家还留有踪迹，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东晋王羲之，历代推崇，冠为“书圣”。少学卫夫人，年限不详。去羲之未远的刘宋时代，虞龢在《论书表》里说到，羲之少年之迹“既不足观，亦无所取”，不如同辈的庾翼、郗愔。他的章草书，练到三十二岁才逼似张芝，庾翼叹为“顿还旧观”。
颜真卿三十三岁书写的《王琳墓志》 
颜真卿七十二岁书写的《颜氏家庙碑》
唐朝颜真卿传世的楷书，过去以四十四岁所写《多宝塔碑》最早，笔力外耀，笔画方板，结字欹侧，未若五十岁之后的成熟面貌。近年出土的颜真卿楷书《王琳墓志》， 三十三岁所写，笔力未能遒劲，结字周正平稳，却稚嫩。此前的水准，可想而知了。
北宋黄庭坚的书迹，最早一件是一九七三年出土的行楷《王纯中墓志》，为四十三岁时手笔，与苏轼书法极相似。黄庭坚四十一岁时由地方调入秘书省为校书郎，结识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此时“学书于东坡”。苏轼也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此前，黄庭坚学过王安石的字，他说“见少年时书，便自厌”。
米芾《自叙帖》（刻本）记早年学书经历：“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阳询）。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米芾早年学唐人书法，辗转五家，皆是“久之”，而后转入法帖学魏晋书法，未道年限。现存米芾最早一件书迹，是三十岁题在《步辇图》上的两行观跋，囿于唐人范围，纵斜如欧阳询行书，用笔有褚遂良笔意，但结字还不稳当。
晚近的明朝，读到大书家文徵明、董其昌青少年时代的学书经历，记有具体年龄，更是大出意外。
文徵明（1470—1559）十九岁时，以诸生应岁试，“宗师批其字不佳，置三等”。文嘉说，先君“少拙于书”，“书法不及人，遂刻意临学”。文徵明二十岁时，日临智永《千字文》数本，书遂大进。
董其昌（1579— 1636）十七岁参加松江府学会试，知府以其书法不佳，置第二，从此发愤临池。他说：“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晚年自省二十岁时楷书，只是“渐有小得”，“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
如果不是留下记载，谁能想到，文、董于楷法，幼学阶段懵懂，少年时代浅薄，弱冠以前字不佳。在练习书法基本功的阶段，他们的书法认知力与书写能力，与今人相差不是很大。
也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著名书家丰坊（1492—1563？）专为学书者撰写了一篇《童学书程》，订出详细的学书次第：
楷书：八岁至十岁学唐人大楷，十一岁至十三岁学唐碑中楷;十四岁至十六岁学魏晋小楷。
行书、草书：十七、十八岁学王右军行书《兰亭序》;二十一岁学章草《急就篇》;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学右军草书;二十五岁学唐人大草。
篆书：十三岁开始，至十七岁，以秦小篆为主;学古篆，十八岁开始，至二十三岁，由《石鼓文》而钟鼎文。
八分隶书：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由唐隶而汉隶。
按这个兼习各体的理想化童学书程，自八岁而二十五岁，长达十七年。这是练就基本功的年限。丰坊说：“所限年数，止为中人设耳，若天资高者，十年之功可了众体。”十年也不短。其间，练习楷书的时间最长，八岁至十六岁，前后八年。但是，在这个年龄段，文徵明、董其昌的楷书不佳，二十岁前后还在发愤攻习楷书。一般人“童学”阶段的学书状态，可想而知了。因此，古代所举幼学颖悟之神童，其才在咏诗，其学在饱读，其能在弈棋，而未见书法神童。
书法是读书人日常手艺活，尽管历来视为“末技”、“小道”，但古今书家并不相信学书“百日”即能功成的捷径。共识也是有的，即学书的关键在用笔、结字，过此两关，才算入门。清初书家杨宾《大瓢偶笔·论学书》还提到：“学书有二诀，一曰执笔，一曰用意。”知此二诀，“加以习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纵横上下，奴视宋元矣”。这个“三年”之期，在跨过初学阶段进入成年之后，前提是，已得执笔用笔之法、以意驭笔之方，并且“加以习之勤而用之熟”，而后熟能生巧。至于在成年后哪个年龄段，二十岁之后还是三十岁之后，甚至更晚，因人而异。董其昌有段自述，或可做个注脚：“余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如此算来，年近四十了。
古代书家学书有得，都在成年之后，张芝、钟繇、“二王”概莫能外。学书无止境，故徐浩主张“宜白首攻之”，杨宾也说：“百艺率三年可成，独书用毕生之力。”
习字之初，祖父告诉我：毛笔字的基本功，一要学会使用毛笔，二要把字写得端正美观。古人说过“书无百日功”，只要持之以恒，终有写好的那一天。小学生的我，似懂非懂。及长，一些善书的前辈也讲“书无百日功”，听来听去，竟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速成，学书不用百日就能功成;一种说是长久，学书无百日就能学成之事。一句口头俗语，两种相反的理解，自是奇妙，我却无所适从。
（一）
读书渐多，方知“书无百日功”之说早已流传，早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唐书家徐浩（703—782）写过一篇《论书》，评前代书家，谈学书方法，最后一段提及“书无百日功”这句话，他说：
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盖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
徐浩与颜真卿（709—785）同时而稍长，书法齐名。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两人并称“颜徐”。徐浩以张芝、智永为例，认为书法“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指斥“书无百日工”是毫无根据的“悠悠之谈”，可知当时俗传“书无百日工”意为速成。徐浩深知学书甘苦，岂能相信这等“白日梦”，可谓是悠悠之谈绝于智者之口。文言的“悠悠之谈”，用今人的大白话说，就是“忽悠”。
“书无百日工”一语，源自托名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传世文献中，这篇谈论笔势技法的文章，最初收录在晚唐人汇编的《墨薮》里，却题为《笔阵图十二章并序》。篇首的序文，一副王羲之向王献之私授秘诀的口吻，末有这样一段话：
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之心，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诸知友。穷研篆籀，省工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之者，两月即见功成;大无灵性者，百日亦乱其本。
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南宋陈思《书苑菁华》都收录了这篇王羲之《笔势论》，都有序文，也有关乎“书无百日工”的那段话。《墨池编》本曰：“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成;天灵性者，百日即知其本。”《书苑菁华》本云：“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天性灵者，百日亦知其本。”
这段话夸耀笔势秘诀的功效，短则“两月即见功成”，长则“百日亦知其本”。如此“神话”，就有人信，如果做不到，只能自责驽钝。好事者欣然于“功省而易成”之意，简缩为“书无百日功”的口头禅。世俗相传，耳食者不问究竟，所本的那段话反而不为世人所知了。
《笔势论》在唐初已流传于世。最早提到《笔势论》的文献是孙过庭《书谱》：“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孙过庭生活在唐高宗（650—683在位）时代，草书宪章王羲之，所写《书谱》是书学名篇，也是唐草名迹。唐后期张彦远（约815—877）汇编汉唐书学文篇的《法书要录》，收有三篇王羲之文章，其中的“王羲之教子敬《笔论》”，应该就是孙过庭提到的《笔势论》，唯此篇存目而不录文字，恐因孙过庭指为“殊非右军”。朱长文《墨池编》收录多篇托名王羲之的论书文章，他加了一条按语提醒读者：“晋史不云羲之著书言笔法，此数篇盖后之学者所述也。今并存于编，以俟详择。”唐宋人既知《笔势论》非羲之所作，却又存目或录存其文，原因之一，当是看重其实用价值。
《笔势论》的流传，贯穿唐朝始终。唐人的传抄本，现在只能看到一个残本，估计是唐末抄本，二十世纪初才发现，在偏远的敦煌莫高窟石室，旋流失海外，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4936）。残本的幅面不大，纵约二十九厘米、横约四十一厘米。存二十行，每行二十四字上下;正文单行，有双行小字夹注;行文鄙俗，笔迹不佳。因首尾俱残，篇首是否有序文，不得而知。这件抄本出现在西北边鄙，可见当年《笔势论》流传之广。
《笔势论》早期抄本分为十章。辗转传抄，好事者“欲欺世人以为右军真本”，羼入同是冒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之内容，唐朝后期出现十二章本，失其旧次。现存刊本，《墨薮》、《书苑菁华》所刊文本皆分十二章，立有章名。《墨池编》本则分为十段，无章名。仅存的唐抄残本，则不详全本的章数。比较各本内容，增损移挪，分合混杂，互有出入。
唐朝是一个重视书写技法的时代。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书法，天下景从，书风归宗“王书”，托名王羲之的《笔势论》趁势流传开来。从《笔势论》所述内容来看，原作者应该是能书之辈。他们传授的那些书写技法，有世间相传的技法经验，杂拌作者自己的学书体会。《笔势论》为学书者而作，所授种种技法，具体而微，尽管文词俚俗，但浅显易懂，容易理解，便于操作。
试看两例（引自《墨池编》本）：
结字：“平稳为本，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势。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纵之令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
字形：“不宜上阔下狭，如此则重轻不相称也。太密则似疴瘵缠身，过疏则似翔禽溺水。伤长则似既死之虺，伤短则似已践之蛙。”
以《笔势论》所示方法，验诸唐人所写楷书样式，尤其是抄经书手的楷书，皆合格辙。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唐朝书手都读过这篇《笔势论》，但孙过庭提到它，敦煌地区也有抄本流传，而且终唐朝之世，传抄不绝，由此可以推断，《笔势论》是唐朝较为普及的书法教科书。
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执笔、用笔、结字之类的技法文篇，唐朝以前极少。进入唐朝，涌现出一批指导书写、传授技法的文篇。托名晋人的几篇之外，还有题在虞世南名下的《笔髓论》，题在欧阳询名下的《八诀》、《三十六法》等等，皆言楷书技法。即使理论性较强的孙过庭《书谱》，也论及书写技法。书法史上，唐朝成为楷书艺术的鼎盛期，也就不奇怪了。也许有人会问：唐以后，人们所见技法之类的文篇更多，何以楷书艺术再难见到唐楷那样的成就？这答案，借北宋米芾的话说：“时代压之，未能高古。”
（二）
曾经想，古人生活在毛笔书写时代，七八岁就学，开始习字日课，练到十七八岁，作字应该熟练自如。于是留意古代书家早年学书的记载，存心收集书家早年书迹，所见不多，某些为世所重的名家还留有踪迹，却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东晋王羲之，历代推崇，冠为“书圣”。少学卫夫人，年限不详。去羲之未远的刘宋时代，虞龢在《论书表》里说到，羲之少年之迹“既不足观，亦无所取”，不如同辈的庾翼、郗愔。他的章草书，练到三十二岁才逼似张芝，庾翼叹为“顿还旧观”。
唐朝颜真卿传世的楷书，过去以四十四岁所写《多宝塔碑》最早，笔力外耀，笔画方板，结字欹侧，未若五十岁之后的成熟面貌。近年出土的颜真卿楷书《王琳墓志》， 三十三岁所写，笔力未能遒劲，结字周正平稳，却稚嫩。此前的水准，可想而知了。
北宋黄庭坚的书迹，最早一件是一九七三年出土的行楷《王纯中墓志》，为四十三岁时手笔，与苏轼书法极相似。黄庭坚四十一岁时由地方调入秘书省为校书郎，结识苏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此时“学书于东坡”。苏轼也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此前，黄庭坚学过王安石的字，他说“见少年时书，便自厌”。
米芾《自叙帖》（刻本）记早年学书经历：“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阳询）。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又慕段季（展）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米芾早年学唐人书法，辗转五家，皆是“久之”，而后转入法帖学魏晋书法，未道年限。现存米芾最早一件书迹，是三十岁题在《步辇图》上的两行观跋，囿于唐人范围，纵斜如欧阳询行书，用笔有褚遂良笔意，但结字还不稳当。
晚近的明朝，读到大书家文徵明、董其昌青少年时代的学书经历，记有具体年龄，更是大出意外。
文徵明（1470—1559）十九岁时，以诸生应岁试，“宗师批其字不佳，置三等”。文嘉说，先君“少拙于书”，“书法不及人，遂刻意临学”。文徵明二十岁时，日临智永《千字文》数本，书遂大进。
董其昌（1579— 1636）十七岁参加松江府学会试，知府以其书法不佳，置第二，从此发愤临池。他说：“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晚年自省二十岁时楷书，只是“渐有小得”，“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
如果不是留下记载，谁能想到，文、董于楷法，幼学阶段懵懂，少年时代浅薄，弱冠以前字不佳。在练习书法基本功的阶段，他们的书法认知力与书写能力，与今人相差不是很大。
（三）
也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著名书家丰坊（1492—1563？）专为学书者撰写了一篇《童学书程》，订出详细的学书次第：
楷书：八岁至十岁学唐人大楷，十一岁至十三岁学唐碑中楷;十四岁至十六岁学魏晋小楷。
行书、草书：十七、十八岁学王右军行书《兰亭序》;二十一岁学章草《急就篇》;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学右军草书;二十五岁学唐人大草。
篆书：十三岁开始，至十七岁，以秦小篆为主;学古篆，十八岁开始，至二十三岁，由《石鼓文》而钟鼎文。
八分隶书：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由唐隶而汉隶。
按这个兼习各体的理想化童学书程，自八岁而二十五岁，长达十七年。这是练就基本功的年限。丰坊说：“所限年数，止为中人设耳，若天资高者，十年之功可了众体。”十年也不短。其间，练习楷书的时间最长，八岁至十六岁，前后八年。但是，在这个年龄段，文徵明、董其昌的楷书不佳，二十岁前后还在发愤攻习楷书。一般人“童学”阶段的学书状态，可想而知了。因此，古代所举幼学颖悟之神童，其才在咏诗，其学在饱读，其能在弈棋，而未见书法神童。
书法是读书人日常手艺活，尽管历来视为“末技”、“小道”，但古今书家并不相信学书“百日”即能功成的捷径。共识也是有的，即学书的关键在用笔、结字，过此两关，才算入门。清初书家杨宾《大瓢偶笔·论学书》还提到：“学书有二诀，一曰执笔，一曰用意。”知此二诀，“加以习之勤而用之熟，不出三年，可以纵横上下，奴视宋元矣”。这个“三年”之期，在跨过初学阶段进入成年之后，前提是，已得执笔用笔之法、以意驭笔之方，并且“加以习之勤而用之熟”，而后熟能生巧。至于在成年后哪个年龄段，二十岁之后还是三十岁之后，甚至更晚，因人而异。董其昌有段自述，或可做个注脚：“余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如此算来，年近四十了。
古代书家学书有得，都在成年之后，张芝、钟繇、“二王”概莫能外。学书无止境，故徐浩主张“宜白首攻之”，杨宾也说：“百艺率三年可成，独书用毕生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