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自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劳动力流动对巩固脱贫成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梳理已有研究和模型，分别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的经典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理论研究，针对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的现有问题包括流动者技能培训、农村社会保障、预防代际贫困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贫困;农村劳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习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的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绝对贫困消除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脱贫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单一，脱贫人口经济、人力、社会资本不足，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由此可见，我国仍需对脱贫攻坚成果进行巩固。2021年，我国进入十四五规划，中央也提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规划，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据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得知，2020年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六成，相较于2010年上升了14.2个百分点，而且将延续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流动。其中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化率突破63.9%的主要动力，人口流动较大的广东省也因此继续作为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劳动力大规模的在城乡中迁移，对贫困家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是否真的对家庭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

二、文献综述

1.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经典模型

首先是刘易斯等人（1954）提出的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初步揭示了劳动者在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之间的流动的因素与关系[1]。后来拉尼斯、费景汉提出，原刘易斯模型中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2]。在此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更完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学说界通称它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大量失业现象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的状况并存，导致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这些现象与刘易斯模型基本假设相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针对此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模型[3]。该模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行为，较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仍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但就中国而言，托达罗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相关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所处的转型特殊背景以及该模型的一些固有缺陷，其阐释力具有一定的局限。

2.劳动力流动影响

很多学者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沿着这两大模型，并针对两大模型的缺陷进行了修改。一些学者认为两大模型暗含劳动力同质性假设，没有考虑城乡及农民工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提出应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差别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伍向文 2004）[4];一些学者针对两大模型暗含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指出转轨经济国家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工资歧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城乡经济联系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柯荣住 1998）[5]。鉴于此，陈会广（2013）[6]等分别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制度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相应拓展和修正。以上的修改都可以看作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的修补，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阶段性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些学者指出建构于市场化理论的托達罗模型暗含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同步完成的假定（钟水映、李春香，2015）[7]，而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由于存在户籍的强制度约束，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已有模型缺乏解释力。鉴于此，蔡昉（2001）[8]等提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两过程三环节”的理论“两过程”为迁出地转移、迁入地居住，其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农业人口非农化与农村人口城镇化同步完成。朱要龙（2018）针对此提出了土地依附效应，并将城镇化过程重新分解为：农业退出、城市进入和农村退出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个体决策行为分为乡城流动、城市留居和城市落户。这意味着，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复杂性应从决策主体变化、短期和长期以及制度变化等多种变量对托达罗模型进行改进。

3.在贫困方面

国内将贫困人口划分为：绝对贫困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2020年脱贫攻坚战要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要通过打赢攻坚战探索经验，完善贫困测度方法，拓宽精准扶贫角度，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可能不定期调整，2020年贫困标准4000元/年。中国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并非举家搬迁，而是家庭部分青壮劳动力流动，其余成员留守的部分留守。

劳动力流动相比其他降低贫困的方法特别在人力资本的提升。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通过正规教育、流动、职业培训或非正规教育与健康投资得以实现。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途径与该理论不谋而合：通过在职培训以及工作及流动过程中社会阅历的增加，外出务工人员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能力或技术，我国学者（陈瑛，杨先明等，2019）在研究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东道国劳动力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时，采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的理论将能力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经过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流动有助于劳动力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包括外向性和尽责性的提升，而在职培训对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数学运算和阅读能力。

我国欠发达区域劳动力与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有着类似的境遇，他们在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方面积累薄弱，因此这些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人力资本还具有溢出效应，跟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的有利影响，提高周围人的生产率，主要通过学习他人和向他人学习。外出劳动力将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信息带入农村，并付诸实践，对农民增收，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