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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匮乏，能源危机，使我们面临生存极限。人类开始对自身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
面临极限：自然资源并非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主持人：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工业革命的“锤声”中顿时黯然失色。200多年来，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类加工方式的演变和“进化”速率，却也派生出了一个严峻现实：资源匮乏。今天，当我们终于走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认识误区，伫立在厚重的历史幕墙前开始反思时，能源危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并非历史车轮在推进中留下的“后遗症”，恰恰相反，新科学、新技术乃至每一次产业革命的躁动，都在使人类社会的文明标杆不断地高高升起。不过，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将会极大地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已经面临极限。
施用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在推进工业化初期，人类还没有深切认识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迫使人类进行反思。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比作太空中的宇宙飞船，提出不合理的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其超过地球承受能力时，人类就会走向灭亡，只有循环利用资源，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开始显露。
张锦华：循环经济起源于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和自然发生了深刻矛盾。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经济增长甚至人类自身生存的约束，发达国家开始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及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首次向世界发出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
沙伟：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寻求解决资源与经济增长矛盾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践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时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对循環经济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循环经济本身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实践模式。
唐文静：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1987年挪威人布伦特夫人在《我们共同未来》的报告中，首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1989年，美国人福罗什首次提出工业生态学概念，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速度，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陶康华：循环经济的目标是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产业链的不完整性，输入和输出的单向性，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废物，造成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负荷。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谓废物是指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放对了地方，它又能够重新被使用，最后成为另一种资源能源。
拨开迷雾：循环
经济认识论的
逐渐清晰化
主持人：认识，是行为方式的先导。对于这样的“量化”标准，似乎太过哲学化。不过，人们对于循环经济的认识乃至“物化”标准，却一直摇摆于传统的偏见。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自感拥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拥有采掘不尽的丰富的地下宝藏，殊不料，我们的意识却由此陷入了认知的泥淖。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生产关系的调整，有专家说，这样的调整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各项经济活动 只是，当我们试图向社会，向民众唤起循环经济的意识时，能源危机和资源匮乏的问题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峻，看来，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另一极，我们实际上已经为之付出了相当昂贵的学费，这样的教训值得反思。危机是进步的动力。当人们终于有了环境和资源的危机意识，认识这才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飞跃。
张锦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必须看到，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土地和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和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中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瓶颈”已经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以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将越来越难以保证各种经济指标的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施用海：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是污染物如何处理以减少其危害，即环境保护的末端处理方式。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从“排放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采用资源化处理方式，在思想和认识上有了深化，但对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的源头上加以防止，在认识上尚不够清晰。人们仅仅认识到，环境的破坏主要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而对经济运行机制本身造成的影响研究并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大事，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的理念这才逐渐形成，并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政策的真正主流。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理论。
沙伟：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从此，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社会要不断前进，社会、经济要持续发展，客观上就要求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论述日渐增多，从而引发了循环经济的逐渐清晰化。
唐文静：环境问题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有力地带动 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給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的持久利用和可再生资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的观念已不能再作为今后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要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强化环境保护政策和发展循环经济，以使对外贸易在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将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源的消耗降至最低。
陶康华：我们现在所说的循环经济，很多时候是形式主义的循环经济，这就有问题了。什么是形式主义的循环经济呢?就是用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加以处理现已产生的废物，这种纯粹为了处理废物而运行的方法，虽是对原来的单向经济的一种修正，但用更多资源能源去做这样的事，从资源能源的总消耗来说，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从根本意义上说，形式上像是“循环”了一下，实际上是违背循环经济的思想和原理的。我把其称为表面的循环，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实际上，在许多企业设计中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考虑。比如说，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能源利用方面，在设计时往往尽最大可能充分利用，减少废弃物，对各种废弃物的转换过程中，都做过尽可能的设计和努力，因此，很多化工界的科技人员，对循环经济不服气。说现在赶时髦、搞循环经济，而我们早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绿色价值观：循环经济的核心
主持人：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盲目追求生产规模，盲目追求产能数量，使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这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了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随意性”、“盲从性”，更可以说，这是对于科学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无知”!按照科学发展观，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既要符合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用科学发展观一经对照，不难发现，那种无限止地向自然界索取，毫无节制地开采利用“沉睡”的资源，显然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悖的。要使经济健康地、持续地有序发展，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这是一条已被事实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可谓意义深远。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乘长风破万里海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何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纳入良性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不少专家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唐文静：循环经济为传统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版本”。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我国的外贸发展，是对外经济贸易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出口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均呈上升趋势。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实现，由于自然资源的容量有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以矿产资源为例，建国以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
张锦华：如何有效地调整发展思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日渐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1998年引入德国循环经济概念，确立“3R”原理的中心地位；1999年从可持续生产的角度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整合；2002年从新兴工业化的角度认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2003年将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确立物质减量化的发展战略；2004年，提出从不同的空间规模：城市、区域、国家层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十一五”规划更进一步强调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陶康华：1994年上海在搞城市绿化的时候，有人提出把上海市区的公共绿地置换到市外去，我向匡迪市长汇报了这件事。匡迪市长说：“是不是请这些同志在市中心憋一口气，到市区外去呼吸，看看行不行?”他挥笔题了八个字：“绿化城区，造福人民。”之所以旧话重提，是想说明同样反映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国际产业生态的研究和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如果发展的基础都给破坏了，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丢失了，那还谈什么发展?循环经济不是表面的“循环”，核心是绿色的价值观。上海以发展金融带动区域经济，金融本身是不消耗资源能源的，但金融的导向涉及千军万马走怎样的路，是走高消耗路，还是走低消耗路?这需要用一种绿色的价值观去分析。
施用海：发达国家大多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发展目标，并由此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总体来说，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德国、美国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当时，德、美等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装备和精密化程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其循环经济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德国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展与转移，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经济”。2004年以来，德国正在试验采取整体性物流管理战略，推进不同层次特别是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日本则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原因是二战后日本实行“追赶型”和“赶超型”经济，但高增长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石油危机爆发后，丹麦开始积极开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大力推行秸秆等生物质发电。如今，丹麦的石油年消费量比1973年下降了50％，而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已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以上，秸秆发电技术已走向世界。
绿色标准的竞争：需要采取适当
的国际贸易限制手段
主持人：环境与发展，需要形成有效的互动体系，既要有效地消弭两者间的矛盾，又要体现出两者间的互补互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珍惜环境、着力保护、达到健康发展、和谐发展、平衡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不仅需要新型的技术作为支持，比如不断运用综合性的产业箍划，营造环境，采用预防环境损害的战略，改进产品设计，改革生产工艺等，使“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更需要有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是某一区域，某一邓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循序渐进的要求，只有将循环经济变为政府整体管理和综合决策中的一个有机构成，才能将环境与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合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从关税壁垒走向绿色标准壁垒，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传统将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施用海：当今世界，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都是人们追求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能否并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循环经济理念下，环境友好产品因其环保、健康、清洁，备受各国消费者青睐。因此，绿色贸易席卷全球，绿色消费成为世界潮流。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已由传统的“物美价廉”观念，转向“是否清洁环保，是否无污染，是否无公害”的新消费观念。不仅如此，当前发达国家还在资源、环境等方面设置了形形色色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整个流程和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以节能为主要目的的能效标准、标识已成为绿色贸易的基本准则。满足绿色需求与服务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起点、新里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小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所以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环境因素才是可持续的。
唐文静：外贸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是不计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出口，是低产出、高投入、“薄利多销”经营方式的出口，是为了局部利益而忽视环境效益的出口。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扭转。我们要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以机电产品为核心，节约使用资源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循环利用资源、低投入、高产出，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丰收的新的外贸增长模式。现行的外贸政策需要根据循环经济理念进行适当的调整，外贸政策调整的方向是，在合理增长目标基础上，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转变；在竞争方式上，从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优势转变；在进出口贸易的政策导向上，从重视出口、追求贸易顺差向重视进口、保持贸易基本平衡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上，从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产业向低耗能、低耗物、污染轻的产业转变；在促进商品结构升级的措施上，从扩大出口的鼓励性政策向有促有限的调控政策转变。
张锦华：循环经济是由生态农业、生态丁业和生态服务业构成完整的经济体系，生态服务业是整个循环经济正常运转的纽带和保障。根据循环经济理念，服务业部门本身要尽可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在其整个服务周期过程中，都要考虑和进行减少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服务途径的直接与间接环境影响，并通过详实资料和创造有效途径让服务对象积极参与，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最迫切的是减少资源的浪费，提倡适度消费的原则，中国人要面子，讲排场，这导致浪费严重，希望礼品的过度包装、待客时大量的浪费尽量少一点。
陶康华：德国原环境部部长托佛尔先生是前联合国环境署署长，又是同济大学-UNEP环境可持续发展学院的客座教授。托佛尔先生以他的卡伦堡模式世称循环经济之父。在同济大学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向他介绍中国的鲁北生态产业园模式，他很感兴趣，觉得这比他们的卡伦堡模式更有典型意义。我们开玩笑说，你们用的是拼音文字，而我们写的是方块字。生态产业园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当初是短缺经济年代，农村要做磷肥，但没有硫酸，鲁北人就想办法。磷肥在加工中会产生磷石膏，磷石膏能否再制成硫酸，形成一个可逆的循环世界上没有成功过。鲁北人实现了。这是我们同托佛尔先生淡到的中国式网络循环，其特点不是为了处理废物去找出路，而是从产业设计上就开始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而且成功了。这个例子说明，国际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产业生态设计，就是在做产业群、产品链布局策划时，就考虑到了整体性。只要我们坚持这条路线，引领绿色标准创新应当成为中华儿女的使命。
施用海：为了有效保护环境，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适当的国际贸易限制手段，但如果保护环境的措施要求太高，甚至某些国家以环保为借口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就会造成贸易摩擦，阻碍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进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反之，如果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根据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定出相应的贸易发展政策，就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同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的目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增长速度快，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资源浪费大，各项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高。中国实施循环经济的重点应是产业生态化和污染治理产业化；循环经济的发展应以动脉产业为重点、动脉和静脉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有机的统一。
陶康华：循环经济可以减少环境损坏，对城市废弃物进行有效处理和利用。建议将“垃圾分类”改变为“可利用资源”分类，不要叫可回收垃圾，因为这样一叫差别很大，且管辖部门也不一样。可利用资源不属环卫部门管辖，实在不易分离的混合垃圾那才应该属环卫部门管，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变资源循环的分类。上海的垃圾利用率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家都有收废品的观念。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此看不上眼了，价值观念对资源产生了异化，必须解决资源化的基本观念。
张锦华：中国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既要依据本国国情，更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3件事：第一是观念更新。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智慧第二是政策推进。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这项战略，鼓励按照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工业生态链和兴建工业生态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采用经济手段倡导绿色消费政策，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第三是法律保障。1972年，德国出台了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此后，德国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的法律更为全面，包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车辆再生法》等，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定了大量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大部分法规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执行上更是居于从属位置，这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唐文静：发展循环经济在政府层面上要进行循环经济立法，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20多项环境资源管理行政法规以及260多项环境标准，目前已初步形成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这是上海市推行循环经济在法律法规方面良好的开端，可以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按步骤的进行循环经济的立法。建立新型的外贸综合评价体系，把能源和资源节约利用纳入地方政府的年度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将能源和资源的回收利用纳入政府负责人的任期考核目标中。企业层面上应推广清洁生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控制、防止污染，走生产与生态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减轻对资源开发的压力和对环境的破坏。目前，我国的清洁生产以及绿色工业园区的发展还在起步阶段，相关企业应加强重视，并将清洁生产纳入生产程序。由于精力及财力等原因，企业的设置可考虑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建立企业群落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使企业之间建立起废物的输出和输入关系，将废物作为潜在的原料或副产品进行相互利用或推销给其他企业使用。通过这样多家企业之间的联动，可以使整个系统的能量消耗和物质耗费有效降低，实现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2月，欧盟颁布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其后，欧盟推出了《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美国、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相关“指令”，这些“指令”的实施将使中国产品出口到欧盟、日本等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转变观念，不去适应这些“指令”，最终必将失去在这些国家的市场。
面临极限：自然资源并非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主持人：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工业革命的“锤声”中顿时黯然失色。200多年来，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人类加工方式的演变和“进化”速率，却也派生出了一个严峻现实：资源匮乏。今天，当我们终于走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认识误区，伫立在厚重的历史幕墙前开始反思时，能源危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当然，这并非历史车轮在推进中留下的“后遗症”，恰恰相反，新科学、新技术乃至每一次产业革命的躁动，都在使人类社会的文明标杆不断地高高升起。不过，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将会极大地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我们已经面临极限。
施用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在推进工业化初期，人类还没有深切认识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迫使人类进行反思。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理念，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比作太空中的宇宙飞船，提出不合理的开发自然资源而使其超过地球承受能力时，人类就会走向灭亡，只有循环利用资源，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开始显露。
张锦华：循环经济起源于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人和自然发生了深刻矛盾。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已成经济增长甚至人类自身生存的约束，发达国家开始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及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首次向世界发出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
沙伟：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寻求解决资源与经济增长矛盾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践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一时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对循環经济理论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循环经济本身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实践模式。
唐文静：20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1987年挪威人布伦特夫人在《我们共同未来》的报告中，首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1989年，美国人福罗什首次提出工业生态学概念，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速度，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陶康华：循环经济的目标是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产业链的不完整性，输入和输出的单向性，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废物，造成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负荷。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所谓废物是指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放对了地方，它又能够重新被使用，最后成为另一种资源能源。
拨开迷雾：循环
经济认识论的
逐渐清晰化
主持人：认识，是行为方式的先导。对于这样的“量化”标准，似乎太过哲学化。不过，人们对于循环经济的认识乃至“物化”标准，却一直摇摆于传统的偏见。其间的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自感拥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拥有采掘不尽的丰富的地下宝藏，殊不料，我们的意识却由此陷入了认知的泥淖。循环经济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生产关系的调整，有专家说，这样的调整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各项经济活动 只是，当我们试图向社会，向民众唤起循环经济的意识时，能源危机和资源匮乏的问题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峻，看来，在高速发展经济的另一极，我们实际上已经为之付出了相当昂贵的学费，这样的教训值得反思。危机是进步的动力。当人们终于有了环境和资源的危机意识，认识这才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飞跃。
张锦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必须看到，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土地和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和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中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瓶颈”已经成为严重的制约因素。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以现有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将越来越难以保证各种经济指标的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施用海：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是污染物如何处理以减少其危害，即环境保护的末端处理方式。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从“排放废物”到“净化废物”，再到“利用废物”的过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采用资源化处理方式，在思想和认识上有了深化，但对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的源头上加以防止，在认识上尚不够清晰。人们仅仅认识到，环境的破坏主要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而对经济运行机制本身造成的影响研究并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大事，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的理念这才逐渐形成，并成为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政策的真正主流。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逐渐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理论。
沙伟：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从此，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社会要不断前进，社会、经济要持续发展，客观上就要求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论述日渐增多，从而引发了循环经济的逐渐清晰化。
唐文静：环境问题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有力地带动 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給我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的持久利用和可再生资源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的观念已不能再作为今后对外贸易的发展思路。要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强化环境保护政策和发展循环经济，以使对外贸易在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将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资源的消耗降至最低。
陶康华：我们现在所说的循环经济，很多时候是形式主义的循环经济，这就有问题了。什么是形式主义的循环经济呢?就是用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加以处理现已产生的废物，这种纯粹为了处理废物而运行的方法，虽是对原来的单向经济的一种修正，但用更多资源能源去做这样的事，从资源能源的总消耗来说，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从根本意义上说，形式上像是“循环”了一下，实际上是违背循环经济的思想和原理的。我把其称为表面的循环，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实际上，在许多企业设计中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考虑。比如说，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能源利用方面，在设计时往往尽最大可能充分利用，减少废弃物，对各种废弃物的转换过程中，都做过尽可能的设计和努力，因此，很多化工界的科技人员，对循环经济不服气。说现在赶时髦、搞循环经济，而我们早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绿色价值观：循环经济的核心
主持人：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盲目追求生产规模，盲目追求产能数量，使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这在相当程度上暴露出了我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随意性”、“盲从性”，更可以说，这是对于科学发展和持续发展的“无知”!按照科学发展观，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既要符合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用科学发展观一经对照，不难发现，那种无限止地向自然界索取，毫无节制地开采利用“沉睡”的资源，显然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悖的。要使经济健康地、持续地有序发展，就-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这是一条已被事实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可谓意义深远。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乘长风破万里海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如何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纳入良性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轨道，这是不少专家学者十分关注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界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唐文静：循环经济为传统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经济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版本”。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我国的外贸发展，是对外经济贸易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大部分出口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均呈上升趋势。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实现，由于自然资源的容量有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以矿产资源为例，建国以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
张锦华：如何有效地调整发展思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日渐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1998年引入德国循环经济概念，确立“3R”原理的中心地位；1999年从可持续生产的角度对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整合；2002年从新兴工业化的角度认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2003年将循环经济纳入科学发展观，确立物质减量化的发展战略；2004年，提出从不同的空间规模：城市、区域、国家层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十一五”规划更进一步强调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陶康华：1994年上海在搞城市绿化的时候，有人提出把上海市区的公共绿地置换到市外去，我向匡迪市长汇报了这件事。匡迪市长说：“是不是请这些同志在市中心憋一口气，到市区外去呼吸，看看行不行?”他挥笔题了八个字：“绿化城区，造福人民。”之所以旧话重提，是想说明同样反映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国际产业生态的研究和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如果发展的基础都给破坏了，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丢失了，那还谈什么发展?循环经济不是表面的“循环”，核心是绿色的价值观。上海以发展金融带动区域经济，金融本身是不消耗资源能源的，但金融的导向涉及千军万马走怎样的路，是走高消耗路，还是走低消耗路?这需要用一种绿色的价值观去分析。
施用海：发达国家大多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发展目标，并由此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总体来说，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德国、美国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中，从废弃物的治理过程中探索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当时，德、美等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装备和精密化程度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其循环经济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都以回收利用废弃资源和发展可再生资源为重点。德国循环经济起源于垃圾处理，然后逐渐向生产和消费领域扩展与转移，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经济”。2004年以来，德国正在试验采取整体性物流管理战略，推进不同层次特别是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日本则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原因是二战后日本实行“追赶型”和“赶超型”经济，但高增长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石油危机爆发后，丹麦开始积极开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大力推行秸秆等生物质发电。如今，丹麦的石油年消费量比1973年下降了50％，而生物质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已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以上，秸秆发电技术已走向世界。
绿色标准的竞争：需要采取适当
的国际贸易限制手段
主持人：环境与发展，需要形成有效的互动体系，既要有效地消弭两者间的矛盾，又要体现出两者间的互补互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珍惜环境、着力保护、达到健康发展、和谐发展、平衡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不仅需要新型的技术作为支持，比如不断运用综合性的产业箍划，营造环境，采用预防环境损害的战略，改进产品设计，改革生产工艺等，使“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更需要有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是某一区域，某一邓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循序渐进的要求，只有将循环经济变为政府整体管理和综合决策中的一个有机构成，才能将环境与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合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从关税壁垒走向绿色标准壁垒，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传统将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施用海：当今世界，环境保护和自由贸易都是人们追求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能否并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和企业家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循环经济理念下，环境友好产品因其环保、健康、清洁，备受各国消费者青睐。因此，绿色贸易席卷全球，绿色消费成为世界潮流。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已由传统的“物美价廉”观念，转向“是否清洁环保，是否无污染，是否无公害”的新消费观念。不仅如此，当前发达国家还在资源、环境等方面设置了形形色色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整个流程和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以节能为主要目的的能效标准、标识已成为绿色贸易的基本准则。满足绿色需求与服务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起点、新里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小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所以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环境因素才是可持续的。
唐文静：外贸粗放型的增長方式是不计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出口，是低产出、高投入、“薄利多销”经营方式的出口，是为了局部利益而忽视环境效益的出口。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扭转。我们要构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以机电产品为核心，节约使用资源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循环利用资源、低投入、高产出，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丰收的新的外贸增长模式。现行的外贸政策需要根据循环经济理念进行适当的调整，外贸政策调整的方向是，在合理增长目标基础上，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转变；在竞争方式上，从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优势转变；在进出口贸易的政策导向上，从重视出口、追求贸易顺差向重视进口、保持贸易基本平衡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上，从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产业向低耗能、低耗物、污染轻的产业转变；在促进商品结构升级的措施上，从扩大出口的鼓励性政策向有促有限的调控政策转变。
张锦华：循环经济是由生态农业、生态丁业和生态服务业构成完整的经济体系，生态服务业是整个循环经济正常运转的纽带和保障。根据循环经济理念，服务业部门本身要尽可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在其整个服务周期过程中，都要考虑和进行减少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服务途径的直接与间接环境影响，并通过详实资料和创造有效途径让服务对象积极参与，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最迫切的是减少资源的浪费，提倡适度消费的原则，中国人要面子，讲排场，这导致浪费严重，希望礼品的过度包装、待客时大量的浪费尽量少一点。
陶康华：德国原环境部部长托佛尔先生是前联合国环境署署长，又是同济大学-UNEP环境可持续发展学院的客座教授。托佛尔先生以他的卡伦堡模式世称循环经济之父。在同济大学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向他介绍中国的鲁北生态产业园模式，他很感兴趣，觉得这比他们的卡伦堡模式更有典型意义。我们开玩笑说，你们用的是拼音文字，而我们写的是方块字。生态产业园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当初是短缺经济年代，农村要做磷肥，但没有硫酸，鲁北人就想办法。磷肥在加工中会产生磷石膏，磷石膏能否再制成硫酸，形成一个可逆的循环世界上没有成功过。鲁北人实现了。这是我们同托佛尔先生淡到的中国式网络循环，其特点不是为了处理废物去找出路，而是从产业设计上就开始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而且成功了。这个例子说明，国际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产业生态设计，就是在做产业群、产品链布局策划时，就考虑到了整体性。只要我们坚持这条路线，引领绿色标准创新应当成为中华儿女的使命。
施用海：为了有效保护环境，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适当的国际贸易限制手段，但如果保护环境的措施要求太高，甚至某些国家以环保为借口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就会造成贸易摩擦，阻碍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进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反之，如果各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根据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定出相应的贸易发展政策，就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同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的目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增长速度快，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资源浪费大，各项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高。中国实施循环经济的重点应是产业生态化和污染治理产业化；循环经济的发展应以动脉产业为重点、动脉和静脉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有机的统一。
陶康华：循环经济可以减少环境损坏，对城市废弃物进行有效处理和利用。建议将“垃圾分类”改变为“可利用资源”分类，不要叫可回收垃圾，因为这样一叫差别很大，且管辖部门也不一样。可利用资源不属环卫部门管辖，实在不易分离的混合垃圾那才应该属环卫部门管，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变资源循环的分类。上海的垃圾利用率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家都有收废品的观念。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此看不上眼了，价值观念对资源产生了异化，必须解决资源化的基本观念。
张锦华：中国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既要依据本国国情，更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3件事：第一是观念更新。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和智慧第二是政策推进。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这项战略，鼓励按照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工业生态链和兴建工业生态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采用经济手段倡导绿色消费政策，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第三是法律保障。1972年，德国出台了第一部《废弃物处理法》，此后，德国的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的法律更为全面，包括《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车辆再生法》等，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定了大量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大部分法规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执行上更是居于从属位置，这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唐文静：发展循环经济在政府层面上要进行循环经济立法，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4部环境法律、8部资源管理法律、20多项环境资源管理行政法规以及260多项环境标准，目前已初步形成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这是上海市推行循环经济在法律法规方面良好的开端，可以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按步骤的进行循环经济的立法。建立新型的外贸综合评价体系，把能源和资源节约利用纳入地方政府的年度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将能源和资源的回收利用纳入政府负责人的任期考核目标中。企业层面上应推广清洁生产，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模式，从源头上控制、防止污染，走生产与生态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减轻对资源开发的压力和对环境的破坏。目前，我国的清洁生产以及绿色工业园区的发展还在起步阶段，相关企业应加强重视，并将清洁生产纳入生产程序。由于精力及财力等原因，企业的设置可考虑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建立企业群落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使企业之间建立起废物的输出和输入关系，将废物作为潜在的原料或副产品进行相互利用或推销给其他企业使用。通过这样多家企业之间的联动，可以使整个系统的能量消耗和物质耗费有效降低，实现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2月，欧盟颁布了《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其后，欧盟推出了《产品生态设计框架指令》，美国、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相关“指令”，这些“指令”的实施将使中国产品出口到欧盟、日本等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转变观念，不去适应这些“指令”，最终必将失去在这些国家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