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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是人类重要的社交工具，两千五百多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表现出对语言的高度重视，这在《论语》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儒家的语言观并非孤立存在，它源于儒家的思想核心：仁和礼。从仁和礼出发，儒家对语言的具体态度表现为提倡“慎言”，反对“巧言”，要求“辞达而已”，并且要对别人的语言进行客观分析。另外儒家还提出了语言应讲求的基本原则：言而忠信、非礼勿言、言行一致
关键字：论语；儒家；语言观
一、从《论语》看语言的重要性
儒家强调入世，要人们融入社会生活，服务社会国家。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明哲保身并有所作为，如何正确使用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相对于禅宗的“不立文字”、道家的“得意忘言”，儒家给予语言更多现实性的关注，这在《论语》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君子“三畏”中有“畏圣人之言”（《季氏》），孔门“四科”中有“言语”一科，其地位在“政事”和“文学”之上，仅次于“德行”（《先进》）。《论语》中还讲到“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认为只有善于分析一个人的言语，才能正确认识和了解此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指出名正言顺是做成工作的前提条件；“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更是将对某些语言的认识和处理态度上升到足以影响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由此足见儒家对语言的高度重视。
二、从《论语》看儒家对语言的具体态度
既然在儒家的观念中语言地位如此之高，那么儒家对语言具体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提倡“慎言”
子贡曾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认为从一个人的言语就可以判断他的智和愚，高和低，所以讲话不能不谨慎。身处乱世，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所以，为人低调，可以说是儒家的基本处世态度。相应地，讲话谨慎，即是儒家对语言的基本态度。《论语》多次强调要“慎于言”（《学而》），“讷于言”（《里仁》）。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而说话谨慎正是这种“仁”格的外在表现之一。《颜渊》篇记载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仁人，说话谨慎。”（仁者，其言也讱）司马牛又问：“言语谨慎，这样就是仁了？”（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孔子答：“做事情本来就不容易，说起话来能不谨慎吗？”（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慎言”有许多具体要求。例如，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这样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出辞气，斯逺鄙倍矣”（《论语·泰伯》）。还要注意说话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因素：
时然后言。（《宪问》）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卫灵公》）
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二）反对“巧言”
与“慎言”相一致，儒家反对花言巧语、强嘴利舌，《论语》保存了孔子多次批判“巧言”的记录：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子曰：“巧言乱徳。”（《卫灵公》）
儒家认为应该培养君子人格，而君子行则忠恕、动则礼仪，所以夫子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花言巧语是缺少仁德的表现，甚至足以败坏道德，这种言语是可耻可恨的。提倡“慎言”是夫子对君子人格的肯定，反对“巧言”则是夫子对君子人格的捍卫，同时也是对当时已初露头角的一味崇尚口才和辩论的不良社会风气的针砭。
（三）“辞达而已”
儒家重视语言的实用功能，即传情达意的作用，主张言辞应该朴实无华，能充分表达意思就足够了，所谓“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反对过于浮华的言语和辞藻，反对添枝加叶、过度修饰。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在注重语言实用功能的同时，也不忽视语言的审美功能，并且还提倡应该对语言进行适当的修饰。子贡就讲：“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认为本质和文采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指出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粗俗。相反，文采过多，就显得有些虚浮。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的恰到好处，才算得上是个君子。这些是对君子品格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君子言谈的要求：不能太粗野质朴，也不能太花言巧语。要情辞结合，“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词约义丰、言近旨远，正是儒家实践其语言观的杰出典范。
（四）客观分析语言
儒家认为，对人们所说的话既不能盲目听信，也不能一味反对，要“察言”，要理性地分析。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子罕》）即是说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忠言逆耳），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可贵；顺从己意的恭维之言，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才可贵。孔子认为要用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别人的言语，而不要仅凭个人的好恶来判断。
《先进》篇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的学生南宫适把《诗经·大雅·抑》篇里的两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念了又念，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孔子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他通过对南容话语的分析，了解到南容是一个说话办事非常谨慎，可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之人，所以才敢做主把侄女嫁给他。
孔子还提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其意义也正在此。
三、儒家语言观与“仁”“礼”的关系
儒家的语言观并非孤立存在，它源于儒家的思想核心：仁和礼。
儒家的语言观，可以说是“儒言”观——一种道德性的语言观，它提倡用“仁”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语言，“仁者，其言也讱”。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仁人君子，而“仁者静”（《雍也》），“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刚、毅、木、讷近仁”，与此相应，儒家所推崇的语言自然是谨慎的、质朴的，而非花言巧语、强嘴利舌。
儒家重视内在的“仁”，同时也重视“仁”的外在表征——“礼”。因此语言要遵守道德的要求，也必须遵守“礼”的要求，而“非礼勿言”正是要将语言放置在“礼”的约束之下。
总之，一方面，儒家所倡导的“仁”和“礼”等思想影响了儒家语言观的形成；另一方面，儒家的语言观同时也指导着儒家学者的习惯和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在塑造着儒家思想和君子人格。《论语》一书所蕴含的语言观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文学创作活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漢）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南宋）朱熹注，论语集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
关键字：论语；儒家；语言观
一、从《论语》看语言的重要性
儒家强调入世，要人们融入社会生活，服务社会国家。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明哲保身并有所作为，如何正确使用语言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相对于禅宗的“不立文字”、道家的“得意忘言”，儒家给予语言更多现实性的关注，这在《论语》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君子“三畏”中有“畏圣人之言”（《季氏》），孔门“四科”中有“言语”一科，其地位在“政事”和“文学”之上，仅次于“德行”（《先进》）。《论语》中还讲到“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认为只有善于分析一个人的言语，才能正确认识和了解此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指出名正言顺是做成工作的前提条件；“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更是将对某些语言的认识和处理态度上升到足以影响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由此足见儒家对语言的高度重视。
二、从《论语》看儒家对语言的具体态度
既然在儒家的观念中语言地位如此之高，那么儒家对语言具体持什么态度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提倡“慎言”
子贡曾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认为从一个人的言语就可以判断他的智和愚，高和低，所以讲话不能不谨慎。身处乱世，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所以，为人低调，可以说是儒家的基本处世态度。相应地，讲话谨慎，即是儒家对语言的基本态度。《论语》多次强调要“慎于言”（《学而》），“讷于言”（《里仁》）。
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而说话谨慎正是这种“仁”格的外在表现之一。《颜渊》篇记载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仁人，说话谨慎。”（仁者，其言也讱）司马牛又问：“言语谨慎，这样就是仁了？”（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孔子答：“做事情本来就不容易，说起话来能不谨慎吗？”（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慎言”有许多具体要求。例如，要注意说话时的语气，这样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出辞气，斯逺鄙倍矣”（《论语·泰伯》）。还要注意说话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因素：
时然后言。（《宪问》）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卫灵公》）
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二）反对“巧言”
与“慎言”相一致，儒家反对花言巧语、强嘴利舌，《论语》保存了孔子多次批判“巧言”的记录：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子曰：“巧言乱徳。”（《卫灵公》）
儒家认为应该培养君子人格，而君子行则忠恕、动则礼仪，所以夫子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花言巧语是缺少仁德的表现，甚至足以败坏道德，这种言语是可耻可恨的。提倡“慎言”是夫子对君子人格的肯定，反对“巧言”则是夫子对君子人格的捍卫，同时也是对当时已初露头角的一味崇尚口才和辩论的不良社会风气的针砭。
（三）“辞达而已”
儒家重视语言的实用功能，即传情达意的作用，主张言辞应该朴实无华，能充分表达意思就足够了，所谓“辞达而已矣”（《卫灵公》），反对过于浮华的言语和辞藻，反对添枝加叶、过度修饰。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在注重语言实用功能的同时，也不忽视语言的审美功能，并且还提倡应该对语言进行适当的修饰。子贡就讲：“文犹质也，质犹文也。”（《颜渊》）认为本质和文采是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孔子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指出质朴多于文采，就未免粗俗。相反，文采过多，就显得有些虚浮。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的恰到好处，才算得上是个君子。这些是对君子品格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君子言谈的要求：不能太粗野质朴，也不能太花言巧语。要情辞结合，“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词约义丰、言近旨远，正是儒家实践其语言观的杰出典范。
（四）客观分析语言
儒家认为，对人们所说的话既不能盲目听信，也不能一味反对，要“察言”，要理性地分析。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子罕》）即是说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忠言逆耳），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可贵；顺从己意的恭维之言，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才可贵。孔子认为要用客观的态度来分析别人的言语，而不要仅凭个人的好恶来判断。
《先进》篇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的学生南宫适把《诗经·大雅·抑》篇里的两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念了又念，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孔子之所以这么做，正是因为他通过对南容话语的分析，了解到南容是一个说话办事非常谨慎，可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之人，所以才敢做主把侄女嫁给他。
孔子还提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其意义也正在此。
三、儒家语言观与“仁”“礼”的关系
儒家的语言观并非孤立存在，它源于儒家的思想核心：仁和礼。
儒家的语言观，可以说是“儒言”观——一种道德性的语言观，它提倡用“仁”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语言，“仁者，其言也讱”。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仁人君子，而“仁者静”（《雍也》），“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刚、毅、木、讷近仁”，与此相应，儒家所推崇的语言自然是谨慎的、质朴的，而非花言巧语、强嘴利舌。
儒家重视内在的“仁”，同时也重视“仁”的外在表征——“礼”。因此语言要遵守道德的要求，也必须遵守“礼”的要求，而“非礼勿言”正是要将语言放置在“礼”的约束之下。
总之，一方面，儒家所倡导的“仁”和“礼”等思想影响了儒家语言观的形成；另一方面，儒家的语言观同时也指导着儒家学者的习惯和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在塑造着儒家思想和君子人格。《论语》一书所蕴含的语言观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文学创作活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漢）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南宋）朱熹注，论语集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