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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蒂芬·金的小说《闪灵》中，杰克·托伦斯这个角色是人们熟悉的恐怖形象的缩影，即分不清现实与幻觉的疯狂杀手。当杰克慢慢地陷入疯狂的时候，他结交了几个凶残的鬼魂，最终说服他去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至死方休。
观众可能会得出结论：一股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控制着故事里那座著名的酒店，杰克则沦为受害者。 观众也可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他精神的恶性滑落：杰克是一个精神病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处在暴力精神病发作状态。
《闪灵》显然是一部小说。 但是在精神疾病和暴力方面，公众、媒体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辨别想当然与事实。 所有的民意调查一致表明，美国的大多数成年人相信，精神疾病患者比没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
每当新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这种想当然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之后必然有关于精神医疗改革的呼吁。 但是，有证据表明大规模枪击案和精神疾病之间是相关的吗？ 这些暴力行为是否真的是精神健康问题？
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经常被归咎于精神疾病
如果社交媒体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一种导向，那么可以说，对于精神病患会产生极端暴力的恐惧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阿佩尔鲍姆说，“想到人会失去控制自己思想或行为的能力，是相当可怕而又感觉怪异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尤其是对行为严重的精神病。作为人类，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特别注意我们的环境中非同寻常的事件，所以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下暴力行为时，也许我们的大脑中的印象尤为深刻。”
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斯旺森认为，大规模枪击案这类无谓的悲剧也会促使人们要求答案——最好还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们希望生活是安全的、可预测的、有意义的。”他说。“普遍的反应是想要一个过度简化的终极解释，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然后说，‘啊，这是精神疾病惹的祸。’”
他继续说，这种条件反射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会让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蒙上更多污名，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已经极其艰难，而且在住房、工作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已经面临着歧视。其实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确实，一些大规模枪击案和其他残忍的暴力行为是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 例如，1998年，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威廉姆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街道上枪杀了两名陌生人，后来他被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威廉姆森声称，他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世界，自己的行为一直基于这一信条。陪审团最终认为他无罪，理由是他精神失常。
但斯旺森说，这种情况属于少数。事实上，很少有大开杀戒的凶手患有可诊断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病谱系障碍等。例如，2004年对北美60多宗大规模谋杀案的分析发现，只有6%的人在杀人时精神错乱。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规模枪击案中，枪手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件所占比例还“不到全年枪支杀人案的1%”。精神病学家阿佩尔鲍姆指出，其他研究发现，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仅占美国整体暴力事件的3%～5%（远低于普通人群中高达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这意味着“即使你能够消除所有精神障碍患者，你仍然要面对96%的暴力”。
此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轻微违法行为，如口头攻击或出手打人，没有杀人（然而自杀是一个突出问题），而且这些违法行为往往是针对那些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并非陌生人，规模也不大。大规模的攻击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策划和组织，这是许多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无法做到的。例如，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精神病院出院的951名患者中，只有2%的人犯下了涉及枪支的暴力行为，对陌生人的暴力行为也只有6%。
2011年对700多起由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犯下的凶杀案的整合分析同样显示，只有3% ～14%的受害者是陌生人，其余的受害者都是凶手认识的熟人。
斯旺森说，即使是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犯下暴力行为的案例，也很难把他们的罪行单纯归咎于他们的精神疾病。可能尚有其他因素，例如有过童年受虐待史，或服用酒精或药物都可以增加暴力的可能性。斯旺森说，“如果你排除额外的风险因素，只看精神疾病这一项，它几乎与暴力无关，” “在这一领域，人们一致认为，精神病理对人类暴力的唯一作用是非常小的。”
然而，一场难以理解的悲剧发生后，这一结论的含义对许多人来说难以接受。“可怕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时，人们会说，‘会干这种事的一定是精神病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兼法律项目主任宾德说。“但是我们下定论需要谨慎，因为，虽然他们明显有问题，但通常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
把这两件事错误地连接在一起也会转移美国政策辩论的焦点。在管制枪支的争论中，一些人却转移话题去谈论完善心理健康保健体系。斯旺森说，“突然间，你听说枪支游说团体竟然大力倡导改善美国的心理健康保健。枪支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很有势力，他们是缺乏枪支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在转移话题，让我们不去谈论枪支问题。”
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枪手进行心理分析很难，因为事發后他们或已自杀或已被击毙。但医生和科学家们确定知道的是，这些事件的肇事者往往是愤怒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社会的虐待，因此寻求报复。
然而问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符合这一描述，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会犯下用枪支大开杀戒的罪行。斯旺森说，“如果我们能对男性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也许真的能减少暴力和犯罪，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男性都抓起来。”
斯旺森说，预测谁会变成一个大开杀戒的凶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大规模杀手甚至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前就因行为问题去看过精神病医生，但是并没有诊断出他们有特定的精神疾病。宾德指出，“大多数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凶手都不愿意接受治疗，也不符合治疗的标准。”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情绪愤怒就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斯旺森认为，这意味着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肯定的），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即或加强治疗，大部分的犯罪者仍然会蒙混过关。
因此，在关于如何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讨论中，有证据表明，把这些事件的原因归咎于精神疾病并不能阻止更多的袭击，而且可能只会使人们对精神疾病无根据的恐惧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恐惧是源于想当然，而非事实。（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小文）
观众可能会得出结论：一股邪恶的超自然力量控制着故事里那座著名的酒店，杰克则沦为受害者。 观众也可能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他精神的恶性滑落：杰克是一个精神病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处在暴力精神病发作状态。
《闪灵》显然是一部小说。 但是在精神疾病和暴力方面，公众、媒体和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辨别想当然与事实。 所有的民意调查一致表明，美国的大多数成年人相信，精神疾病患者比没有精神疾病的人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
每当新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这种想当然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之后必然有关于精神医疗改革的呼吁。 但是，有证据表明大规模枪击案和精神疾病之间是相关的吗？ 这些暴力行为是否真的是精神健康问题？
如果社交媒体和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一种导向，那么可以说，对于精神病患会产生极端暴力的恐惧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阿佩尔鲍姆说，“想到人会失去控制自己思想或行为的能力，是相当可怕而又感觉怪异的，这可以理解为是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尤其是对行为严重的精神病。作为人类，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特别注意我们的环境中非同寻常的事件，所以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犯下暴力行为时，也许我们的大脑中的印象尤为深刻。”
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斯旺森认为，大规模枪击案这类无谓的悲剧也会促使人们要求答案——最好还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们希望生活是安全的、可预测的、有意义的。”他说。“普遍的反应是想要一个过度简化的终极解释，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然后说，‘啊，这是精神疾病惹的祸。’”
他继续说，这种条件反射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会让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蒙上更多污名，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已经极其艰难，而且在住房、工作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已经面临着歧视。其实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确实，一些大规模枪击案和其他残忍的暴力行为是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犯下的。 例如，1998年，一名学法律的学生威廉姆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街道上枪杀了两名陌生人，后来他被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威廉姆森声称，他相信自己正在拯救世界，自己的行为一直基于这一信条。陪审团最终认为他无罪，理由是他精神失常。
但斯旺森说，这种情况属于少数。事实上，很少有大开杀戒的凶手患有可诊断的、严重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精神病谱系障碍等。例如，2004年对北美60多宗大规模谋杀案的分析发现，只有6%的人在杀人时精神错乱。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规模枪击案中，枪手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件所占比例还“不到全年枪支杀人案的1%”。精神病学家阿佩尔鲍姆指出，其他研究发现，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仅占美国整体暴力事件的3%～5%（远低于普通人群中高达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这意味着“即使你能够消除所有精神障碍患者，你仍然要面对96%的暴力”。
此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轻微违法行为，如口头攻击或出手打人，没有杀人（然而自杀是一个突出问题），而且这些违法行为往往是针对那些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人，并非陌生人，规模也不大。大规模的攻击还需要一定程度的策划和组织，这是许多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无法做到的。例如，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精神病院出院的951名患者中，只有2%的人犯下了涉及枪支的暴力行为，对陌生人的暴力行为也只有6%。
2011年对700多起由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犯下的凶杀案的整合分析同样显示，只有3% ～14%的受害者是陌生人，其余的受害者都是凶手认识的熟人。
斯旺森说，即使是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犯下暴力行为的案例，也很难把他们的罪行单纯归咎于他们的精神疾病。可能尚有其他因素，例如有过童年受虐待史，或服用酒精或药物都可以增加暴力的可能性。斯旺森说，“如果你排除额外的风险因素，只看精神疾病这一项，它几乎与暴力无关，” “在这一领域，人们一致认为，精神病理对人类暴力的唯一作用是非常小的。”
然而，一场难以理解的悲剧发生后，这一结论的含义对许多人来说难以接受。“可怕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时，人们会说，‘会干这种事的一定是精神病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兼法律项目主任宾德说。“但是我们下定论需要谨慎，因为，虽然他们明显有问题，但通常不是严重的精神疾病。”
把这两件事错误地连接在一起也会转移美国政策辩论的焦点。在管制枪支的争论中，一些人却转移话题去谈论完善心理健康保健体系。斯旺森说，“突然间，你听说枪支游说团体竟然大力倡导改善美国的心理健康保健。枪支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很有势力，他们是缺乏枪支管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在转移话题，让我们不去谈论枪支问题。”
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枪手进行心理分析很难，因为事發后他们或已自杀或已被击毙。但医生和科学家们确定知道的是，这些事件的肇事者往往是愤怒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社会的虐待，因此寻求报复。
然而问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符合这一描述，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会犯下用枪支大开杀戒的罪行。斯旺森说，“如果我们能对男性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也许真的能减少暴力和犯罪，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男性都抓起来。”
斯旺森说，预测谁会变成一个大开杀戒的凶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大规模杀手甚至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前就因行为问题去看过精神病医生，但是并没有诊断出他们有特定的精神疾病。宾德指出，“大多数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凶手都不愿意接受治疗，也不符合治疗的标准。”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情绪愤怒就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斯旺森认为，这意味着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 （就其本身而言是值得肯定的），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枪支暴力问题。即或加强治疗，大部分的犯罪者仍然会蒙混过关。
因此，在关于如何减少大规模枪击事件的讨论中，有证据表明，把这些事件的原因归咎于精神疾病并不能阻止更多的袭击，而且可能只会使人们对精神疾病无根据的恐惧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恐惧是源于想当然，而非事实。（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