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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雾笼罩着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
正是在这块地雷、炮弹密集的雷场，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中士杜富国在处理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时，突遇爆炸，为保护战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杜富国受伤的2018年10月11日是一个大雾天。经过3年的奋战，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已经接近尾声，坝子雷场是需要人工搜排的最后一块雷场。当天上午，扫雷四队进行了爆破作业。中午休息时，杜富国还到山坳里的小溪边摘折耳根，洗净切好拌上作料，大伙儿一尝，都说味道好。
扫雷大队四队官兵在天保口岸4号洞雷场排除炮弹
坝子雷场是当年老山主战场的阵地前沿，如今生长着茂密的竹子，除了地雷、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官兵们还扫出过钢笔、记录本和水杯。下午的作业开始后，杜富国和同组的战士艾岩沿着被爆破筒炸得松软的山坡从下往上搜排，他们的身旁倒着一棵一人合抱粗的水冬瓜树。
山顶上是一片计划永久封围的雷区，竹林里立着一块漆有骷髅头的雷区警示牌。下午2点多，在靠近坡项的位置，他们两个在搜排时发现一个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初步判断为一枚加重手榴弹。
这是老山雷场常见的一种爆炸物，含TNT炸药56克，密集杀伤半径7至9米。“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检查一下有无诡计装置。”艾岩记得，杜富国例行向分队长报告，接到上级指令后，他说：“艾岩，你后退，我来处理。”
他们两个虽是同年入伍，但艾岩到扫雷队比杜富国晚了一年，杜富国手把手地教他扫雷技能。他们作为搭档，遇到复杂情况，身为组长的杜富国总是习惯性地说“你后退，让我来”，“离我远一点”。执行任务3年来，杜富国进出雷场1000多次，已经成功拆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
那天，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轻轻剥开炸弹伪装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杜富国脱离危险以后回忆说，爆炸发生那一两秒，“我感觉艾岩没有走多远，那个时候我还是清醒的，就下意识地往艾岩的方向侧过去了”。
爆炸发生在14点39分，艾岩那时刚刚转身走出三四步，就听到一声巨响，一股热浪冲过来，身后火光冲天，他的脸颊被飞溅的沙石打出了血。回过头，他发现杜富国仰面倒在地上，胸前的迷彩防护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掉了，面部血淋淋的。他俩相距仅2米，而艾岩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他救了我一命。没有他挡一下，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艾岩心情沉重地说。
出生于1991年的杜富国微信名叫“雷神”，QQ昵称是“征服死亡地帶”，3年来，他处理过不少险情。
扫雷场上，人们对声音非常敏感。杜富国遇险时，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在四五十米外听到爆炸声，他立即通过对讲机下令“停止作业，退出通道”。然后一路跑过来，就看到一名战士仰面倒在地上，手没了，脸上黑黢黢的，眼睛处血肉模糊，他竟一下子没认出是谁。
“医生！医生！担架！担架！”很多人都听到了李华健焦急的呼喊声。
扫雷作业时，按照操作规程，救护车一直在雷场边待命。几名战士和军医迅速赶过来，他们除去杜富国的防护服，找来背爆破筒的安全绳将他的大臂捆扎起来止血，只用几分钟就将他抬到了救护车上。
“富国！富国！挺住！挺住！”一段晃动不止的短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形。
李华健迅速打电话通知猛硐瑶族乡卫生院派出医生和救护车接应，给大队首长报告情况后，又通知在麻栗坡的战士赶快去县医院，准备好手术室。
“扫雷第一天就知道可能会有人员伤亡，但事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战友身上时，还是难以接受。”李华健难过地说。
扫雷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事任务之一。在雷患严重的地区，学生们见了军车都会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敬礼，扫雷官兵也会庄重地回礼。
扫雷作业被定性为“作战行动”，每次上雷场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杜富国和战友们不敢有一丝大意。
杜富国被战友们称为“雷场小马达”。在扫雷四队的临时营区，简陋的营房门前整齐摆放着两排防雷靴。大家都知道，第一排第二双那两只泥巴最多、鞋跟磨出洞的就是杜富国的，因为他执行任务最多。
扫雷队的官兵相处久了，彼此喜欢叫昵称，战友们亲切地喊杜富国“阿杜”，有时叫他“富贵”。“因为他特别能存钱。”艾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扫雷作业压力大，抽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战友们大多抽23元的“软云”，杜富国只抽10元一包的“紫云”或者“红河”。还有战友看到杜富国在用502胶水粘拖鞋，破得无法粘了就用铁丝绑上。可当艾岩的父亲生重病住院时，杜富国二话不说，从工资卡里转出1.2万元，让艾岩先用着。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杜富国首先问的是：“艾岩怎么样了？”意识清醒以后，他总是不停地活动手臂，还跟战友说：“能不能不给我截肢？你们给我多送点肉、牛奶，让我早点长好肉，好早一点回到雷场作业。”
得知失去双手以后，他又问，能不能给他装“智能手”，“这样我就能做个有用的人，为大伙儿多做一点事”。
杜富国入伍前学过木工和修车，战友们都说他手很巧。雷场上排出来的爆炸物，需要转运到安全地带销毁，但山路陡滑，搬运中爆炸物发生碰撞也很危险。杜富国就在木制运输箱内根据炮弹的尺寸设计弧形卡口，有效防止了炸弹晃动。
他还给临时营区宿舍的后窗钉上“米”字形防盗窗，宿舍里的空调也是他按照图纸安装的。作业一天很累，战士们回来后有的打篮球，有的玩游戏，杜富国的休闲方式是到处转，看看水龙头是否漏水、椅子腿是不是松动了。
得知杜富国受伤的消息后，猛硐瑶族乡的群众自发推选代表，带上土鸡蛋、芭蕉，冒着瓢泼大雨，颠簸了7个小时到医院来看他。猛硐乡的山林地适合种植茶叶、草果，但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分布在雷区。如今，2/3的雷区土地已经移交给村民耕种。
2018年11月19日，扫雷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老山坝子雷场。3天前，他们手挽手唱着军歌蹚过这片雷场，以中国扫雷兵特有的方式将彻底清除雷患的土地移交给地方政府。
在杜富国负伤的地方，还能找到黑色的防护服碎片。周围被爆破筒炸黑的土地上，到处是裸露的竹根，但这里已经没有地雷，更远的地方，栽上了绿油油的杉树苗。杜富国和战友们洒下鲜血、汗水的土地上，会栽上成片的茶树、草果、水杉，将来，这里会是满眼翠绿，一片生机勃勃。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18年11月29日〕
正是在这块地雷、炮弹密集的雷场，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中士杜富国在处理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时，突遇爆炸，为保护战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杜富国受伤的2018年10月11日是一个大雾天。经过3年的奋战，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已经接近尾声，坝子雷场是需要人工搜排的最后一块雷场。当天上午，扫雷四队进行了爆破作业。中午休息时，杜富国还到山坳里的小溪边摘折耳根，洗净切好拌上作料，大伙儿一尝，都说味道好。
坝子雷场是当年老山主战场的阵地前沿，如今生长着茂密的竹子，除了地雷、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官兵们还扫出过钢笔、记录本和水杯。下午的作业开始后，杜富国和同组的战士艾岩沿着被爆破筒炸得松软的山坡从下往上搜排，他们的身旁倒着一棵一人合抱粗的水冬瓜树。
山顶上是一片计划永久封围的雷区，竹林里立着一块漆有骷髅头的雷区警示牌。下午2点多，在靠近坡项的位置，他们两个在搜排时发现一个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初步判断为一枚加重手榴弹。
这是老山雷场常见的一种爆炸物，含TNT炸药56克，密集杀伤半径7至9米。“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检查一下有无诡计装置。”艾岩记得，杜富国例行向分队长报告，接到上级指令后，他说：“艾岩，你后退，我来处理。”
他们两个虽是同年入伍，但艾岩到扫雷队比杜富国晚了一年，杜富国手把手地教他扫雷技能。他们作为搭档，遇到复杂情况，身为组长的杜富国总是习惯性地说“你后退，让我来”，“离我远一点”。执行任务3年来，杜富国进出雷场1000多次，已经成功拆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
那天，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轻轻剥开炸弹伪装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杜富国脱离危险以后回忆说，爆炸发生那一两秒，“我感觉艾岩没有走多远，那个时候我还是清醒的，就下意识地往艾岩的方向侧过去了”。
爆炸发生在14点39分，艾岩那时刚刚转身走出三四步，就听到一声巨响，一股热浪冲过来，身后火光冲天，他的脸颊被飞溅的沙石打出了血。回过头，他发现杜富国仰面倒在地上，胸前的迷彩防护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掉了，面部血淋淋的。他俩相距仅2米，而艾岩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他救了我一命。没有他挡一下，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艾岩心情沉重地说。
出生于1991年的杜富国微信名叫“雷神”，QQ昵称是“征服死亡地帶”，3年来，他处理过不少险情。
扫雷场上，人们对声音非常敏感。杜富国遇险时，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在四五十米外听到爆炸声，他立即通过对讲机下令“停止作业，退出通道”。然后一路跑过来，就看到一名战士仰面倒在地上，手没了，脸上黑黢黢的，眼睛处血肉模糊，他竟一下子没认出是谁。
“医生！医生！担架！担架！”很多人都听到了李华健焦急的呼喊声。
扫雷作业时，按照操作规程，救护车一直在雷场边待命。几名战士和军医迅速赶过来，他们除去杜富国的防护服，找来背爆破筒的安全绳将他的大臂捆扎起来止血，只用几分钟就将他抬到了救护车上。
“富国！富国！挺住！挺住！”一段晃动不止的短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形。
李华健迅速打电话通知猛硐瑶族乡卫生院派出医生和救护车接应，给大队首长报告情况后，又通知在麻栗坡的战士赶快去县医院，准备好手术室。
“扫雷第一天就知道可能会有人员伤亡，但事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战友身上时，还是难以接受。”李华健难过地说。
扫雷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事任务之一。在雷患严重的地区，学生们见了军车都会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敬礼，扫雷官兵也会庄重地回礼。
扫雷作业被定性为“作战行动”，每次上雷场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杜富国和战友们不敢有一丝大意。
杜富国被战友们称为“雷场小马达”。在扫雷四队的临时营区，简陋的营房门前整齐摆放着两排防雷靴。大家都知道，第一排第二双那两只泥巴最多、鞋跟磨出洞的就是杜富国的，因为他执行任务最多。
扫雷队的官兵相处久了，彼此喜欢叫昵称，战友们亲切地喊杜富国“阿杜”，有时叫他“富贵”。“因为他特别能存钱。”艾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扫雷作业压力大，抽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战友们大多抽23元的“软云”，杜富国只抽10元一包的“紫云”或者“红河”。还有战友看到杜富国在用502胶水粘拖鞋，破得无法粘了就用铁丝绑上。可当艾岩的父亲生重病住院时，杜富国二话不说，从工资卡里转出1.2万元，让艾岩先用着。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杜富国首先问的是：“艾岩怎么样了？”意识清醒以后，他总是不停地活动手臂，还跟战友说：“能不能不给我截肢？你们给我多送点肉、牛奶，让我早点长好肉，好早一点回到雷场作业。”
得知失去双手以后，他又问，能不能给他装“智能手”，“这样我就能做个有用的人，为大伙儿多做一点事”。
杜富国入伍前学过木工和修车，战友们都说他手很巧。雷场上排出来的爆炸物，需要转运到安全地带销毁，但山路陡滑，搬运中爆炸物发生碰撞也很危险。杜富国就在木制运输箱内根据炮弹的尺寸设计弧形卡口，有效防止了炸弹晃动。
他还给临时营区宿舍的后窗钉上“米”字形防盗窗，宿舍里的空调也是他按照图纸安装的。作业一天很累，战士们回来后有的打篮球，有的玩游戏，杜富国的休闲方式是到处转，看看水龙头是否漏水、椅子腿是不是松动了。
得知杜富国受伤的消息后，猛硐瑶族乡的群众自发推选代表，带上土鸡蛋、芭蕉，冒着瓢泼大雨，颠簸了7个小时到医院来看他。猛硐乡的山林地适合种植茶叶、草果，但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分布在雷区。如今，2/3的雷区土地已经移交给村民耕种。
2018年11月19日，扫雷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老山坝子雷场。3天前，他们手挽手唱着军歌蹚过这片雷场，以中国扫雷兵特有的方式将彻底清除雷患的土地移交给地方政府。
在杜富国负伤的地方，还能找到黑色的防护服碎片。周围被爆破筒炸黑的土地上，到处是裸露的竹根，但这里已经没有地雷，更远的地方，栽上了绿油油的杉树苗。杜富国和战友们洒下鲜血、汗水的土地上，会栽上成片的茶树、草果、水杉，将来，这里会是满眼翠绿，一片生机勃勃。
〔本刊责任编辑 钱璐璐〕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18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