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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狄马加格林厄姆·莫特：诗歌是为着什么而存在的？你怎么看待历史上和未来诗歌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
吉狄马加：诗歌的存在就如同人类的历史存在那样悠久，诗歌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古老的方式之一，在原始宗教中诗人的身份就是部族酋长和祭司的合一。在古代社会诗歌很多时候都是连接人与天地的桥梁，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诗歌是人类精神创造最为极致也最为纯粹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魔力神秘的升华，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精神创造中不可缺少的致幻剂。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的精神需求和创造存在，那么诗歌就会存在下去，也不可能有消亡的那一天，这是我坚信无疑的。无论从现实和未来来看，基丁诗歌的这种特殊性，诗歌都是人类文化中令人矚日的一部分，文化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文化在传统中总有一部分是相对同定的，这就如同对诗歌需求的稳定性一样不会有更大的改变。当然诗歌与不同时代的文化所构成的关系，却会经常的发生着变化，而诗歌的处境也会因为这种变化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时代，诗歌的边缘化是不言而喻的。但尽管这样，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延续中诗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相信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创造还会延续下去，那么诗人和诗歌就将会存在下去，也许他们的处境有一天还会更糟。
格林厄姆·莫特：你如何看待诗歌的书写文本形式和诗歌的声凋、韵律之间的关系？
吉狄马加：之所以诗歌是形式和语言的一种创造，书写文本本身的重要性就白不待言。很多时候文本的创新和语言的创新都同等的重要，这与绘面和音乐的创新均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绘画永远不能停留在古典主义的美学主张上，有了后来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各类现代艺术的出现和创新，才自然地肯定了绘画形式和绘画语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诗歌的情况也一样。在这里不同的是诗歌的创造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语言，我以为离开了诗歌的声调和韵律，诗歌内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呼吸，声调和韵律是诗歌的心脏的律动，也可以说是诗歌血管中血液的呼啸为什么有人说诗歌是最难翻译的，我想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容，而指的就是这种声调和韵律里发出的声音，真正伟大的诗人都是这个声音的捕捉者，同样他也是这个声音的最神秘的传递者，很多时候他可以说就是这种声调和韵律的喉舌。
格林厄姆·莫特：诗歌的神话维度同当代科学知识之间如何才能协调一致？
吉狄马加：诗人的写作并非是与传统的割裂，而许多诗人哪怕就是置身丁当代复杂多变的现实中，他们也不可能忘记白己的传统和民族的历史，而对神话的重新书写也会在不同的诗作中出现，希腊现代诗人塞弗里斯的名篇《神话与历史》以及他的同胞埃里蒂斯的史诗《理所当然》都是对希腊神话与现实转化的成功书写，他们都是希腊诗歌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传承人。同样他们也是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从神话的维度写出了现实的人如何从精神遗产中去获得慰藉，从而让人类再一次找到走出迷途的方向，另一位伟大的希腊诗人卡赞扎斯基通过他上万行的史诗《新奥德赛》，同样寓言般地写出了20世纪人类的苦难、救赎、悲剧和新的重生。诗歌的神话维度同当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特别是在精神世界中我以为唯有诗人及其精神创造者，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诗歌神奇的创造，最终毕竟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呈现，而对神话和人类原始精神母体的敬畏绝不是迷信，科学的理性知识，也会被诗人和诗歌有机的融入到每一次的创造中去。
格林厄姆·莫特：新的通信交流技术将会如何影响诗歌形式和出版？
吉狄马加：今天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甚至还有机器人每天都在制造出诗歌。我并不担心诗歌可以用新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出版，而我更担心的是如果诗人都成了机器人，那诗歌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有一点不用我们担心，机器人或许不可能在修辞上成为技艺的败将，但是它们却一定不会在感情和灵魂上成为胜者，因为只要人类的诗歌还发乎丁情感和心灵，那么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就不可能战胜我们。现在每天在网络上都有成千上万的诗歌被推送出来，而网络的传播同样在花样翻新，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情况，我们必须理性的正视它的存在。
格林厄姆·莫特：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环环相扣，诗人作为社会评论家和道德引领者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吉狄马加：并不能因为全球化的存在，也不能因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原因，诗人就理应放弃自己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介入度。正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多维和崇尚物质主义的现实中，诗人更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他当然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者，而是在人民的前行中于捧烛光的那一位。在时代和现实面前，他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秉持真理的批判者，从这个角度而言，诗人仍然是今天和未来社会的道德引领者。
格林厄姆·莫特：诗歌如何在社会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和主体族群之间居中调解？
吉狄马加：诗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是单纯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诗歌当然应该居中发挥调解各种族群和社会阶层的关系，爱尔兰诗人叶芝和希尼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希尼的作品，从精神上弥合了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看不见的分歧和不和。虽然叶芝和希尼都是爱尔兰文化和传统的捍卫者，但同样他们也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捍卫者，伟大的诗歌必然超越一切狭隘，并使其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最终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真正的诗人也必须高举起友爱、和平和人道的旗帜，去真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睦共处、友好往来。
格林厄姆·莫特：诗人的国际交流是否重要？这样的交流纽带会如何令诗歌向跨文化现象的方向发展？
吉狄马加：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之间的诗歌的交流，当然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德国诗人歌德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形成真正的并能进行沟通的世界文学，现在看起来在今天已经逐步变成了现实。我想这一切主要还是来自丁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大大要好丁过去的交流渠道，人类之间在时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短。在文学和诗歌交流中，过去更多的是在文本的翻译上，而在当下，除了文本的翻译，诗人与诗人直接的相互的来往也要远远比过去更多，特别是在近三十年，因为冷战的结束，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诗人之间的交流来往，也变成了一种常态。应该说，这种交流已经在全方位展开，其深度和广度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诗歌运动和诗歌创作思潮，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彼此了解和熟悉。当然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交流，诗歌与自身语言隐秘的关系、与内在传统的关系、与形式重构内容的关系以及无意识与修辞的关系，又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了话题，今天的诗歌交流让我们更能看清别人，同时也让我们更能看清自己。这种跨文化的交流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每一种语言诗歌的写作仍然会按照它自身所选择的方向往前走，这就是交流的成果之所在，而绝不会是其他。 格林厄姆·莫特：我们正进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你怎样看待译者和翻译所扮演的角色？
吉狄马加：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诗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当然诗歌的翻译仍然是重要的，翻译扮演的角色不仅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翻译都是新的诗歌的创造者。或者说，每一首诗最终变成一首好的翻译诗歌，它都是两个人的成果，有时还是三个人的成果，没有好的原作，就没有好的翻译，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卓越的翻译作品。我不想说翻译从事的工作是一项遗憾的工作，而我认为，他们做的完全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我在阅读一部翻译作品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原作者和译者交叉的身影，尤其是诗歌，旋律和声音是多么的重要啊，但我力求听到的是译者试图告诉我们原来最初的声音，或许这就是遗憾，这是任何一种翻译都无法做到的。但是我仍然愿意去倾听和阅读，那是因为译者在另外一个语言中对这个声音的接近，让我们听到了他试图表达的那种创造的声音。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翻译，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请向他们致敬。
格林厄姆·莫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倾向丁写诗而非读诗，那么写作文化的民主化影响到了阅读文化吗？
吉狄马加：你说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倾向丁写诗而非读诗，我想这是每个人的一种权利，尤其是现在网络写作的门槛很低，你只要写出你自己认为是诗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到网上去发表，就是过去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只要有写诗的爱好，你还可以写出来放在抽屉里自己欣赏。但我仍然认为所谓写作文化的民主化与真正的有精神品质的诗歌是有差别的，否则，对人类构建的经典精神文化的标准就会毁灭，而那些已经进入人类经典的不朽作品，也会失去它们存在下去的价值和前提，并不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就会改变人类精神创造的成果永远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所谓写作文化的民主化就是一个泛民主化的虚拟的概念。
格林厄姆·莫特：你有一个漫长而辉煌的写作生涯——是什么驱使你动笔写出你的下一首诗？
吉狄马加：我曾经在别的访谈上说过这个问题，可能是某一种冲动让我写出了第一首诗，但是对丁一个选择了以诗歌为一生写作追求的人，完全是因为对经典诗歌的阅读，让我发现了自己，是那些诗人唤醒了我的心灵，开始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还是在童年时代，我就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并在那个时候有了奇怪的幻想，我还能想起，当我第一次阅读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时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他让我知道了诗歌表达的东西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它还是人类对爱情、自由、平等和一切美好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我的诗歌写作生涯就是在这样的心境和选择中开始的。
吉狄马加，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了八十余种版本的翻译诗集。曾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郭沫若文学奖荣誉奖、庄重文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柔刚诗歌荣誉奖、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卓越诗歌奖、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波兰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主义凤凰奖、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奖章。
格林厄姆·莫特，英国著名诗人、作家，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创意写作教授，同时也是该大学跨文化写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九本诗集。他的第一本书《着火的国家》（1986年出版）获得了美国作家协会（Societv of Authors）颁发的埃里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大奖。格林厄姆的作品还赢得过许多其他重要的诗歌奖项，包括切尔滕纳姆诗歌奖。另外，他还凭借个人小说获得了2007年布里波特奖（Bridport Prize）和2014年国际短篇小說奖（short fic tion International Prize），他的第一本全集《触摸》（Touch）获得了Edge Hill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十余种文字在多国出版。
吉狄马加：诗歌的存在就如同人类的历史存在那样悠久，诗歌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古老的方式之一，在原始宗教中诗人的身份就是部族酋长和祭司的合一。在古代社会诗歌很多时候都是连接人与天地的桥梁，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诗歌是人类精神创造最为极致也最为纯粹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魔力神秘的升华，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精神创造中不可缺少的致幻剂。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的精神需求和创造存在，那么诗歌就会存在下去，也不可能有消亡的那一天，这是我坚信无疑的。无论从现实和未来来看，基丁诗歌的这种特殊性，诗歌都是人类文化中令人矚日的一部分，文化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文化在传统中总有一部分是相对同定的，这就如同对诗歌需求的稳定性一样不会有更大的改变。当然诗歌与不同时代的文化所构成的关系，却会经常的发生着变化，而诗歌的处境也会因为这种变化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时代，诗歌的边缘化是不言而喻的。但尽管这样，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延续中诗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相信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创造还会延续下去，那么诗人和诗歌就将会存在下去，也许他们的处境有一天还会更糟。
格林厄姆·莫特：你如何看待诗歌的书写文本形式和诗歌的声凋、韵律之间的关系？
吉狄马加：之所以诗歌是形式和语言的一种创造，书写文本本身的重要性就白不待言。很多时候文本的创新和语言的创新都同等的重要，这与绘面和音乐的创新均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绘画永远不能停留在古典主义的美学主张上，有了后来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以及各类现代艺术的出现和创新，才自然地肯定了绘画形式和绘画语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诗歌的情况也一样。在这里不同的是诗歌的创造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语言，我以为离开了诗歌的声调和韵律，诗歌内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呼吸，声调和韵律是诗歌的心脏的律动，也可以说是诗歌血管中血液的呼啸为什么有人说诗歌是最难翻译的，我想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内容，而指的就是这种声调和韵律里发出的声音，真正伟大的诗人都是这个声音的捕捉者，同样他也是这个声音的最神秘的传递者，很多时候他可以说就是这种声调和韵律的喉舌。
格林厄姆·莫特：诗歌的神话维度同当代科学知识之间如何才能协调一致？
吉狄马加：诗人的写作并非是与传统的割裂，而许多诗人哪怕就是置身丁当代复杂多变的现实中，他们也不可能忘记白己的传统和民族的历史，而对神话的重新书写也会在不同的诗作中出现，希腊现代诗人塞弗里斯的名篇《神话与历史》以及他的同胞埃里蒂斯的史诗《理所当然》都是对希腊神话与现实转化的成功书写，他们都是希腊诗歌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传承人。同样他们也是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从神话的维度写出了现实的人如何从精神遗产中去获得慰藉，从而让人类再一次找到走出迷途的方向，另一位伟大的希腊诗人卡赞扎斯基通过他上万行的史诗《新奥德赛》，同样寓言般地写出了20世纪人类的苦难、救赎、悲剧和新的重生。诗歌的神话维度同当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特别是在精神世界中我以为唯有诗人及其精神创造者，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诗歌神奇的创造，最终毕竟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呈现，而对神话和人类原始精神母体的敬畏绝不是迷信，科学的理性知识，也会被诗人和诗歌有机的融入到每一次的创造中去。
格林厄姆·莫特：新的通信交流技术将会如何影响诗歌形式和出版？
吉狄马加：今天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甚至还有机器人每天都在制造出诗歌。我并不担心诗歌可以用新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出版，而我更担心的是如果诗人都成了机器人，那诗歌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有一点不用我们担心，机器人或许不可能在修辞上成为技艺的败将，但是它们却一定不会在感情和灵魂上成为胜者，因为只要人类的诗歌还发乎丁情感和心灵，那么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就不可能战胜我们。现在每天在网络上都有成千上万的诗歌被推送出来，而网络的传播同样在花样翻新，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情况，我们必须理性的正视它的存在。
格林厄姆·莫特：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环环相扣，诗人作为社会评论家和道德引领者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吉狄马加：并不能因为全球化的存在，也不能因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原因，诗人就理应放弃自己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介入度。正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多维和崇尚物质主义的现实中，诗人更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他当然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者，而是在人民的前行中于捧烛光的那一位。在时代和现实面前，他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秉持真理的批判者，从这个角度而言，诗人仍然是今天和未来社会的道德引领者。
格林厄姆·莫特：诗歌如何在社会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和主体族群之间居中调解？
吉狄马加：诗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是单纯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诗歌当然应该居中发挥调解各种族群和社会阶层的关系，爱尔兰诗人叶芝和希尼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特别是希尼的作品，从精神上弥合了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看不见的分歧和不和。虽然叶芝和希尼都是爱尔兰文化和传统的捍卫者，但同样他们也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捍卫者，伟大的诗歌必然超越一切狭隘，并使其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最终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真正的诗人也必须高举起友爱、和平和人道的旗帜，去真正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和睦共处、友好往来。
格林厄姆·莫特：诗人的国际交流是否重要？这样的交流纽带会如何令诗歌向跨文化现象的方向发展？
吉狄马加：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之间的诗歌的交流，当然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工作，德国诗人歌德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形成真正的并能进行沟通的世界文学，现在看起来在今天已经逐步变成了现实。我想这一切主要还是来自丁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大大要好丁过去的交流渠道，人类之间在时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短。在文学和诗歌交流中，过去更多的是在文本的翻译上，而在当下，除了文本的翻译，诗人与诗人直接的相互的来往也要远远比过去更多，特别是在近三十年，因为冷战的结束，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诗人之间的交流来往，也变成了一种常态。应该说，这种交流已经在全方位展开，其深度和广度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诗歌运动和诗歌创作思潮，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彼此了解和熟悉。当然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交流，诗歌与自身语言隐秘的关系、与内在传统的关系、与形式重构内容的关系以及无意识与修辞的关系，又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了话题，今天的诗歌交流让我们更能看清别人，同时也让我们更能看清自己。这种跨文化的交流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每一种语言诗歌的写作仍然会按照它自身所选择的方向往前走，这就是交流的成果之所在，而绝不会是其他。 格林厄姆·莫特：我们正进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你怎样看待译者和翻译所扮演的角色？
吉狄马加：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诗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当然诗歌的翻译仍然是重要的，翻译扮演的角色不仅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翻译都是新的诗歌的创造者。或者说，每一首诗最终变成一首好的翻译诗歌，它都是两个人的成果，有时还是三个人的成果，没有好的原作，就没有好的翻译，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卓越的翻译作品。我不想说翻译从事的工作是一项遗憾的工作，而我认为，他们做的完全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我在阅读一部翻译作品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原作者和译者交叉的身影，尤其是诗歌，旋律和声音是多么的重要啊，但我力求听到的是译者试图告诉我们原来最初的声音，或许这就是遗憾，这是任何一种翻译都无法做到的。但是我仍然愿意去倾听和阅读，那是因为译者在另外一个语言中对这个声音的接近，让我们听到了他试图表达的那种创造的声音。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翻译，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仍然是光荣的，请向他们致敬。
格林厄姆·莫特：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倾向丁写诗而非读诗，那么写作文化的民主化影响到了阅读文化吗？
吉狄马加：你说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倾向丁写诗而非读诗，我想这是每个人的一种权利，尤其是现在网络写作的门槛很低，你只要写出你自己认为是诗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到网上去发表，就是过去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只要有写诗的爱好，你还可以写出来放在抽屉里自己欣赏。但我仍然认为所谓写作文化的民主化与真正的有精神品质的诗歌是有差别的，否则，对人类构建的经典精神文化的标准就会毁灭，而那些已经进入人类经典的不朽作品，也会失去它们存在下去的价值和前提，并不是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就会改变人类精神创造的成果永远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所谓写作文化的民主化就是一个泛民主化的虚拟的概念。
格林厄姆·莫特：你有一个漫长而辉煌的写作生涯——是什么驱使你动笔写出你的下一首诗？
吉狄马加：我曾经在别的访谈上说过这个问题，可能是某一种冲动让我写出了第一首诗，但是对丁一个选择了以诗歌为一生写作追求的人，完全是因为对经典诗歌的阅读，让我发现了自己，是那些诗人唤醒了我的心灵，开始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还是在童年时代，我就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并在那个时候有了奇怪的幻想，我还能想起，当我第一次阅读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时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他让我知道了诗歌表达的东西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它还是人类对爱情、自由、平等和一切美好理想的追求。可以说，我的诗歌写作生涯就是在这样的心境和选择中开始的。
吉狄马加，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出版了八十余种版本的翻译诗集。曾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郭沫若文学奖荣誉奖、庄重文文学奖、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柔刚诗歌荣誉奖、国际华人诗人笔会中国诗魂奖、南非姆基瓦人道主义奖、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卓越诗歌奖、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波兰雅尼茨基文学奖、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银柳叶诗歌终身成就奖、波兰塔德乌什·米钦斯基表现主义凤凰奖、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奖章。
格林厄姆·莫特，英国著名诗人、作家，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创意写作教授，同时也是该大学跨文化写作与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九本诗集。他的第一本书《着火的国家》（1986年出版）获得了美国作家协会（Societv of Authors）颁发的埃里克·格雷戈里（Eric Gregory）大奖。格林厄姆的作品还赢得过许多其他重要的诗歌奖项，包括切尔滕纳姆诗歌奖。另外，他还凭借个人小说获得了2007年布里波特奖（Bridport Prize）和2014年国际短篇小說奖（short fic tion International Prize），他的第一本全集《触摸》（Touch）获得了Edge Hill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十余种文字在多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