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命世才人居上游。
　　末路降王非不幸，两篇绝调足千秋。
　　这是当代著名书法大家启功先生论李煜词的绝句，对于两篇绝调的说法，见仁见智。从李煜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来看，《虞美人》当为其中一绝调。
　　《虞美人》是一首感怀故国、悲愤愁苦至极的作品，是以作者的血泪生涯换来的愁绪与思绪谱写成的生命之歌。
　　“春花秋月何时了”，开篇就向人们摆出了两种寻常人都能感受到的美好景物，花开烂漫，花香醉人，花红娇媚；月圆如镜，月色如银，月光似水。人生对此当视为良辰美景，可在李煜眼中，这二者都成为了人生的憎恶，“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句问话突兀而来，直抒胸臆，把往日的囚徒生活的怨恨一吐为快，只有在那似人非人的俘虏生活中，才有可能面对明丽的春花、皎洁的秋月发出如此质问，这是一种愤激之言在极度的厌恶和怨恨之中，还隐含着对往日帝王生活的眷恋和回忆。首句以“了”作结，指的是春花秋月这美好时光的终了，也许是说，这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自己也糊里糊涂。李煜作为南唐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不顾国家安危，只图尽情享乐，他在征歌逐舞、沉湎声色中做了十年的皇帝。开宝八年（975年）春，宋朝终于举兵进攻金陵。城破之日，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居然还在静居寺中念佛听经。他那仓忙中肉袒出降之举，就是不知“何时了”的最好注脚。也许他是说，这悲痛欲绝的时刻，他实在不堪回首。也许这是说，春去秋来，年复一年，李煜头上顶着赵匡胤加封给他的带侮辱性的爵位“违命侯”，过着“此中日夕只以洗泪”的日子。特别是他那艺术家所具有的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使他倍感煎熬，无法忍受——“春花秋月啊，你们怎么总是要来折磨我呀！”也许这是说，美好时光的消失，竟然是一去永不回。正是失去了才更觉其珍贵。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眼前显示中的“了”，更是一种内心思想中的未“了”。“了”字，既体现了作者对美好往事的依恋思念，也表明了他对现实及自己未来的彻底绝望，多少往事，长在记忆中，与眼前的春花秋月相对照，更勾起对往事的不能忘怀，小楼蛰居，东风不解人心意，昨夜风轻轻拂过，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无边春色。可是这与眼前的小楼有什么相干，它深锁了一代帝王，也深锁了一代文宗，还深锁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故国远在三千里外，虽然梦绕神牵，终不能再与之见面，那永诀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想起自己的误国毁家，就不能自我宽恕。所以，“不堪回首”，一者是故国山河破碎的不堪回首，一者是往事摧肝裂胆的不堪回首，一者是自己悔恨从前的不堪回首。这不堪回首中，有哀怨，有悔恨，有痛心。
　　在故国的万象万物中，李煜不选取别的作为故国之思的典型标识，而选取了玉砌雕栏，正因为这玉砌雕栏是帝王宫殿的典型象征，是帝王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提出玉砌雕栏就指的是南唐宫阙，就指的是国主的生活，“应犹在”的“犹”可看作是他的推测之辞，也可理解为是李煜身为俘虏，不能直言的曲折之辞，同时也是“应”的犹豫不定语气来衬托下面“只是”的肯定无疑。“朱颜改”三字诉说了作者自己容貌的变化，“春花秋月”未“改”，“雕栏玉砌”未“改”，过去的一切美好景物都在，可玉砌雕栏原占有者的朱颜已改变。虽然俘虏生活才两年多，可屈辱、羞愤、愁苦、穷困诸般厄运无时不在噬咬着词人的心，昔日的“朱颜”早已经过“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折磨，变得未老先衰了。虽改的只是“朱颜”，但却是其愁恨生发的要害部位。李煜用“朱颜”的改变抒发其内心的痛苦，将山河易主的亡国之叹自然地寄寓在“改”字之中。
　　词的最末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乍看起来，这两句是寻常的话，但正是这寻常语中，点缀着深沉的意境，倾吐了作者心中永无穷尽的愁绪。“问君能有几多愁”，这里的“君”指的是谁？又是谁向“君”发问？结论只能是自问自答。江河解冻，冰雪消融，春天正是长江涨水的季节，“潮平两岸阔”，“春水”就意味着“满”与不断上涨，以“春水”之“满”象征着愁汹涌，“春水”之“急”象征着愁猛烈，“春水”之“流”象征着愁无尽。而“一江”则是对春水的补充，“一江春水”已是愁情无限的最佳表述了，更何况“向东流”向故国呢？那滔滔不绝的大江陡然出现在眉睫之间，似在宣泄李煜怀中极其深沉幽远的思念故国的愁情。
　　李煜在《虞美人》中凝聚了纷繁复杂的感情，“了”了故国，不“了”的是魂牵梦绕的“故国”情；“改”了“朱颜”，不改的是赤子心；流走了江水，流不完的是亡国囚徒饱受屈辱无尽愁苦、山河易主的亡国之叹。《虞美人》是李煜纯真深挚感情的全心倾注，是李煜用生命换得的绝调。法国作家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之夜》）李煜的《虞美人》不正是这样的不朽之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