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选“中国12个最伟大人物”的胡适，回国之始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但他终究按捺不住，政治成了他的“不归路”。也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适被年轻人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潮流视为反动。1925年，时代落选了胡适，胡适输掉了青年。
　　
　　 “一九二五年我应韦莲司教授的邀请，到他家里茶叙,曾与这位奇女子相见。她恳切地向我探问胡先生的近况。我就我所知道的报告她。她听了赞美地说：‘他正在创造历史’。”
　　这是留美博士萧公权晚年关于康乃尔大学的一段回忆。他提到的那位“奇女子”，正是胡适留学时的美国女友韦莲司。韦莲司并非不知道胡适回国后的情况，因为胡适在书信中对自己在国内的表现并不避讳。韦莲司只是从一个中国学生那里获得了证实。她的赞美是由衷的。问题是，情况真的如此吗？
　　
　　胡适“正在创造历史”吗
　　
　　1923年3月12日，胡适信致韦莲司，他这样向她汇报回国几年的“业绩”：
　　说到中国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这个轻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觉醒过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十二个最伟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与暴得的大名斗远比与反对的意见斗更艰难！（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
　　从1917到1925，胡适回国后的声望经历了一个由上往下的大幅曲线。当韦莲司1925年称赞胡适“正在创造历史”时，她其实不知道，这不但是胡适声望下降到最低的年份，而且胡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已经走向反面。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声称，胡适从“百尺竿头掉下来”。
　　这一年，胡适到底是“正在创造历史”，还是“百尺竿头掉下来”？如果远在北美的韦莲司无从知道，胡适自己是知道的。问题是，短短几年间便发生逆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回望胡适回国之初，是借新文化运动之势崛起。尚未回国之前，《新青年》就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看起来，这是新文化运动之始，但真正蔚然成势的，却是后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北大教授钱玄同的支持和介入，甚至包括钱玄同和刘半农假借莫须有的王敬轩而自编自演的那场苦肉计。所谓时势造英雄，是那个时代需要一个胡适，如果没有胡适，也会制造出一个张适或李适，并非胡适本人在实力上一定拔了头筹。话虽如此，但毕竟，新文化运动造成声势的起点，就是胡适的“改良刍议”，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节。
　　胡适在新文化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新文化主体的白话文运动，一是新文化运动中传播西学的思想启蒙。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当时年轻人求新求变的精神需要，因此获得声誉。另外，在公共领域之外，胡适以不到三十的年龄荣膺北大教授，而他的弟子傅斯年、顾颉刚等在国学功底上非但不亚于他，甚至有些超出。更何况那些实力派的同事，更是用眼睛盯着盛名之下的他。环境的压力，迫使胡适发奋著述。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出版，又使北大的胡适在学术上站住了脚。这时的胡适，得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如日中天。
　　胡适回国之始，曾自发其誓：20年不谈政治。他和鲁迅一样，试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改造国民，改造社会。假如他能够恪守其言，仅仅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着力，不逾矩、不出位，其声望或许低落，但毕竟可以维持。然而胡适按捺不住早在美国形成的“舆论家”的志愿，开始想在政治舆论乃至政治运作上发言。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于1922年开始主编《努力周刊》。办刊的直接动因，便是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旋即被封，这使胡适产生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这样一个政论刊物，刚打出旗帜，就遭到一些青年人的质疑，比如鲁迅的同乡弟子孙伏园致信胡适，表示的意思是：文化比政治更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当中，不可能产生好政治。胡适抛弃思想文化上的事业，来写《政论家与政党》之类，实在是不值。信的最后，孙恳切表示，他要替文化史夺回被政治史拉去了的胡适。此时的胡适，以“我的歧路”为题，慨叹自己来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歧路上。这是一个三岔口：“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但这种“新努力”却成了胡适的“不归路”。哲学，胡适终于没能做下去，学术史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中国哲学史的“半卷遗恨”。至于文学，胡适自知缺乏这方面的才质，他曾借重龚自珍的句子自我调侃“但开风气不为师”。只有政治（同时包括思想文化）成了胡适的终身关怀（但并非唯一关怀）。胡适渴望他在美国习得的自由民主在中国制度化，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历史似乎和人开玩笑。胡适不但生前没有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一种制度，而且，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适被年轻人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潮流视为反动。
　　
　　“歧路”上的胡适向何处去
　　
　　当然，政治成为胡适的“滑铁卢”，并非仅仅在于胡适谈政治，问题更在于他如何谈。从根本上说，胡适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即使在文学革命上，他也是被裹挟到那个地位。这从新文化运动两篇“开山作”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胡适的題目很谨慎，是《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不然，直呼为《文学革命论》。“改良”与“革命”最终成为这两个朋友之间的价值分野。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发现，即使在文学革命中，胡适也是一个“改良派”。当他从文学领域进入政治，依然恪守的是“改良”思想。提倡改良之于胡适其实很自然，一则他生性温和，二则这是他在美国的习得。他的美国老师杜威就是个尺长寸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者。陈独秀呢，不仅天性激烈，好骛极端；而且他的思想背景的主色调是法国和法国大革命。在文学领域，他要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升华为文学革命。从文学到社会到政治，“革命”逻辑当然也一以贯之。
　　也就是说，陈独秀是一个单一主义者；胡适在思想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看起来，这是一种精神分裂，但其实是一种社会观上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义。一味地改良，或者一味地革命，有时不免陷于简单。如果说，胡适的改良在文学上被陈独秀裹挟了去，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陈独秀不断希望胡适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但胡适已经无以前进了。他最终没能越过“革命”这道铁门限，不仅与陈独秀分道扬镳，而且还注定要成为“革命”作为世界潮流的那个时代的落伍者。
　　胡适刚过而立之年，在改良的一面外，“偶尔露峥嵘”，还有旺其血气的一面。比如，他写过夜半惊醒的“炸弹”诗，满纸是暴力，也在《努力》上发表“干/干/干”的“努力歌”，几乎就是不明所以的鼓动，但这样的内容，哪怕是词句和节拍，都能赢得年轻人的喝彩。因此，年轻人对他的弃取，事实上是有一个以观其变的过程，但看“歧路”上的胡适往哪个方向走。
　　这不妨视为个例。胡适的政治主张提出后，北大一些学生郑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适，他们提出一个要害的问题便是：“你们没有明白告诉我们的——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
　　这样的论调和胡适的“炸弹”诗倒不无吻合。胡适这样回答了他们：“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是审时度势，还是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模棱两可？以后，作为鲁迅同乡和学生的董秋芳又曾登门拜访。然而，胡适这个人温和理性的时候多，偏于激情的时候少。当他们上门时，胡适的激情像打摆子一样已经过去了。据董秋芳在后来致胡适信中的自述，他们“在先生家里谈起，先生便郑重地说：你们要放手枪炸弹，去放就得了”。显然，胡适的话不是支持而是讽刺。本来董秋芳们还“以为先生是打破恶势力的急先锋”，然而，胡适让登门的他们失望了。
　　案：没有让董秋芳失望的是鲁迅。鲁迅是个革命家，他的社会思想在于“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董秋芳受过鲁迅的亲炙，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应该与鲁迅的感召有关。作为北大学生的董秋芳，同时接触胡适与鲁迅，他在胡鲁两人之间的弃取可谓有相当的典型性。
　　
　　“百尺竿头掉下来”
　　
　　应该说董秋芳登胡门时，就胡适而言，改良还是革命，只是观念上的不同，尚未涉及社会具体事务。因此，年轻人对胡适的热情尚有一定保留。然而，1924年底，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当即为溥仪辩护，情形立刻就不同了。因为这是和复辟联系在一起的事。紧接着，胡适不爱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高调，转而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这更惊动了新闻视听，因为它属于和军阀同流合污了。两事迭出，情势丕变，尽管胡适自己尚未察觉。在那个不革命即落后的时代，如果再有复辟、合污，无论胡适出于什么理由，也无论我们今天可以给予同情之理解，放在当时，放在普遍激进的年轻大学生那里，已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1925年1月，董秋芳在致胡适信中不客气地说：“……数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等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窃猎浮誉，以为现在活动的一种步骤（笔者案：“现在活动”指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荣衔，去参加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1925年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指责：“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 1925年9月，胡适应邀到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之后，该校青年职员李翊东针对胡适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李在信中质问：“试问你来是不是运动复辟呢……”
　　另外，胡适在武汉讲演所记的“南行日记”中，也保留了一些来自青年学生的攻击，作为史料，不妨继续摘出几条：
　　“胡适之在中国最近文学革命上有相当的功绩，但是他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與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胡先生遇事处处怀疑的态度去尝试，是说：‘无论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杀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尝试的，并不负什么责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
　　插：这样的语气句子乃至词汇，不独出自学生，就是共产党人瞿秋白也运用得十分娴熟。1925年，他在指责梁启超对五卅的态度时写道：“可爱的梁启超！你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的乖乖，你实在讨人欢喜。足见你不是初出茅庐的清倌人，却是老于世故的混倌人。难怪外国报这样称赞你……”（瞿秋白《可爱的梁启超》）两下比对，如出一川。
　　以上对胡适密集的讥讽、指责、谩骂，都集中于1925年。这一年的胡适，不是韦莲司所说的“他正在创造历史”，而是正在走向“历史”的反面。新文化运动后的胡适没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是“从百尺竿头掉下来”。这个比喻，形象地表述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命运。胡适是那个时代的“他者”、“异类”，从根本上来说，他不属于那个时代，也跟不上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狂飙突进的，它属于陈独秀鼓动下或鲁迅感召下的青年，尤其是青年中的“精英”。胡适并非不想抓住青年，他也不避讳要承担“青年导师”的责任；但，指导青年，你得站在青年的前面。青年在其青年的年龄，为热血所激，总是呼啸有声、一往无前。一旦落到他们的后面，就别再想抓住了。
　　胡适有意，青年无情。11年后，当周作人致信胡适：“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始终不肯学时髦的胡适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这其中，有没有一种殊深的感慨？
　　胡适的1925，是他个人声望的一个历史转折。这一年，时代落选了胡适，胡适输掉了青年。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