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天使一般可爱，是父母眼中的宝贝、家庭社会的希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开始分化，最终。人生的道路千差万别。有人成为社会的精英。有人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有人甚至沦为十恶不赦的罪犯。
　　人生之路何以如此迥异？有一个故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曾创作过一幅著名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这是一幅宗教题材的作品，画的是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和他12个门徒的故事。耶稣有一个门徒叫犹大。这是一个贪婪自负的人，他皈依耶稣后，负责掌管钱财，后来竟为了区区30块金币，把耶稣出卖给了罗马统治者。耶稣对此了如指掌，给了他很多迷途知返的机会，最终毫无效果，便安排了最后一次晚餐，准备当场揭露犹大的丑行。画作呈现的，就是这次晚餐时的场景。与很多画作不同的是，《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全部用真人做模特画成，耗时七年。第一个人物画的是耶稣，模特是一个19岁的少年。这个少年长得五官端正，面目纯净，举止大方，谦卑善良。在达·芬奇看来，这个少年简直就是美和善的化身。七年后，达·芬奇开始创作最后一个人物犹大，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模特。有一天，有人告诉达·芬奇，罗马监狱中有一个凶残的死刑犯，也许符合他的条件。达·芬奇便来到了监狱。一见到这个犯人，达-芬奇便心头一震。这人长得五官扭曲变形，目光贪婪凶恶，表情麻木阴冷，举止狂傲不羁。达·芬奇觉得，这正是他要找的人。经过批准，达·芬奇把这个死刑犯带到自己的画室。六个月之后，犹大的形象画完了，达·芬奇十分满意，便合上画板，准备把这个将死的模特送走。然而，就在看守准备带走他的那一刻，那人突然挣脱开来，扑向达·芬奇，用极度绝望的声音喊道：“你不认识了我吗？你再仔细看看，你不认识我了吗？”达·芬奇十分惊讶。仔仔细细把这个人审视了一遍，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你，你来这里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杀人犯的声音更加绝望：“天啊！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是怎么了？七年前你比着我画了耶稣，今天你又比着我画了犹大！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悲怆无助的追问，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是啊，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一个堕落的人，在不得不接受难以承受的惩处时，都会发出这样撕心裂肺的哀嚎。这哀嚎锥心刺骨，令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堕落呢？客观的原因也许很多，但追根溯源，是放松了个人道德修养。用贪官们的话说，就是“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这话听起来像大道理，但确实是问题的根源。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中说：“何昔日之芳草。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草木不修治必然杂乱，人不修养一定堕落。《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反观时下很多领域出现的问题，孟子的“无教”之论，依然振聋发聩。
　　人之失教，倒不是因为人们不重视教育，而是对“什么是教育”这个根本问题的认知，出现了本末倒置的偏差，越重视产生的问题越复杂严重。那么，究竟什么是教育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所谓“作善”，就是做善事、走正道。这是教育的内容。而教育的方式则是“上施下效”，即身教。换言之，真正的教育，是通过教育者以身示范，引导受教育者向善，走人生正道。用现在的话说，叫培养理想人格。这是教育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观点完全一致。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说：“一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人格。”而养成人格，正是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所严重忽视的。
　　什么样的人格是理想的？孔子的大弟子子路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他。《论语·宪问篇》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学生子路请教什么是理想人格。孔子说，应该像减武仲那样智慧，像孟公绰那样淡泊，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有才能，言行还应合乎礼乐规范，才算得上理想人格。也许孔子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于是便给出了另一个标准：见到利益时要想到道义，危急当头时要敢于担当，遇到困境时能不改变节操。在孔子看来，理想人格有高低两个标准。最理想的人格，应该是既具备立身处世的实际才能和意志品质，又有人文素养和文明举止，这叫“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起码的标准，则是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有原则、有底线、有志向、有担当，即具备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做人原则。如果一个人只有才能，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某一类特别的器具，不能算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人——“成人”。对物而言，成器就好，对人而言，成器却只是半成品。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不器”就是有完整人格，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对人而言，起着奠基和导航的作用，否则就会是非混淆，行为错乱。当今社会产生的很多问题，比如干部贪腐、造假售假、环境污染等等，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带来的自招之祸。孔子的学生冉求，就曾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已经富可敌国的季氏聚敛财富，几乎被孔子逐出师门。《论语·先进篇》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所以，培养理想人格，首先要学习以正确价值为核心内容的为人之道。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要尊敬长上，言行要认真慎重而有诚信，广泛关爱众人并注意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都做好了，如果还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学习知识技能。在孔子看来，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七个方面，其中有六个方面是做人的道理，是立身处世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时下教育中最受重视的知识技能，居然被孔子放在了最后，而且要“余力学文”。当然，这只是一个逻辑的先后，我们不能以还没有做到前六项为由，放弃知识技能的学习。孔子强调的是，学习的重点在如何做人即养成人格。这个主张是颇有见地的。知识技能很重要，没有不能立身。但如果没有理想人格做基础，知识技能就不能被正确运用。甚至成为为害的工具。触目惊心的能人腐败、高智商犯罪等等，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培养人格的学问，在儒家那里称为“大学”。“大学”就是学大，即学着让自己大起来，养成大人格、大胸襟、大情怀、大境界，做大人、君子而不做小人、鄙夫。在儒家看来，这是个人安身立命、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人人该走也必须要走的人生正道。具有大境界，才有大担当。所以，儒家经典《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个道理，用《周易·坤卦·大象传》的话说，叫做“厚德载物”。西谚也说：“人做对了，你的世界就是对的。”这句谚语的背后，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某一天，一位牧师在准备一个演讲，五岁的儿子老是过来捣乱。牧师便随手扯下一本旧杂志的封面。那个封面上画的是一张世界地图。牧师把这张地图撕成碎片，交给儿子，说：“你把这张地图拼起来，奖励五美元。”孩子很高兴地捧着那些碎纸片走了。牧师以为，孩子没有世界地图的概念，对他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够他忙活半天了。这样一来，自己就不会被打扰，可以专心准备演讲稿了。岂料，仅仅过了一会儿，小家伙就拿着拼好的地图过来交差。牧师大吃一惊，问他怎么拼得这么快。儿子不无得意地回答：“爸爸你没看见吗？那张地图的背后是一个人头像，我把人头拼好，地图就拼好了。”牧师听了大受启发，便把那天演讲的主题定为《人做对了，你的世界就是对的》。立身处世修德为本，是古今中外哲人的共同智慧，是学习教育的根本任务。
　　而要想厚德，必先明道。因为，德原本就是由道而来的。《孔子家语·王言解》中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老子也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规律、规则、规范、规矩。按规律、规则、规范和规矩做事，表现出人该有的样子，就叫有道德。所以，“道”就是人生的方向。方向没了，路还怎么走？走得越快，错得越远。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者有三大职责。传道是第一位的。丧失了这个职责，就算不得称职的老师。人最根本的教育就是要明道。
　　那么，道又在哪里呢？。经史学家姜广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中说：“人间的常道就在经典里头，所以古人常说‘经以载道’。”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蕴含于代代传承的各种经典之中。北宋学者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也说：“文，所以载道也。”因此，明道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阅读经典。通过阅读经典，体悟人生正道，把握人生航向。所以。古今中外追求人生正道的人，没有不重视经典，不尊重传统的。比如孔子。《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古”，就是爱好传统文化。
　　那么，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传统文化难道不会过时吗？其实，历史文化包括三种形态：器物、制度和理念。一个时代的器物，最终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变成文物和废物，制度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理念却因人性不变而始终鲜活。所以，人们把这些理念称为“千古道义”。学习传统文化，不是保守，更不是复古，而是继承和弘扬蕴含其中、基于人性的千古道义，为今天的生活提供借鉴。用老子的话说，叫作“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这，就是阅读经典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