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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它的显现是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乘势而起的。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楚文化研究经历了起步与拓展、走向辉煌、纵深探索的过程。由楚文化研究横向扩展的长江流域文化研究和以湖北本土为主的荆楚历史文化研究之体系也在不断成长、完善过程中。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28-04
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乘势而起，成为一门显学，是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楚文化的兴起使长期流行的中原文化中心说受到有力之冲击与补正，楚文化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由此，中国文化二元耦合说在当今学术界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以湖北、湖南、安徽四省为主要阵地、经历了起步与拓展、走向辉煌、纵深探索的历程。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丫若干重要的研究基地和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由楚文化研究横向扩展的长江流域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荆楚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得到了广泛开展。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与拓展
楚文化最初指楚国或荆楚地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一脉，地域文化之一系。它在上世纪中前期就有起步，但它的蓬勃发展却是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这要从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楚史大家张正明先生说起。
张正明先生原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供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得到平反。这时，湖北曾侯乙墓和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相继发掘，精美的出土文物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认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热点。于是，他来到湖北，着手组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联系发展鄂、湘、豫、皖四省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从事楚文化研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是最早以楚文化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团体。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组建不久就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因此，它有一定数量的科研人才，具有持续发展的潜能。该院杂志《江汉论坛》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辟有楚文化研究栏目，是楚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固有阵地。
楚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起就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这时的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墓葬考古、楚系简帛文字、楚人族源、都城考辨、丧葬礼制、老庄哲学、屈原辞赋、科技艺术等，出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及民族学、语言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多科并进的趋势，囊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风俗文化，较文革时或文革前有了较大的拓展。所有的这些研究，得益于楚文化考古的成果，更得益于文化界的思想大解放。这显然与以前的楚文化研究不同，“两千一百年来，除了楚哲学和文学，此外就无楚学可言了。”
这时从事楚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科研力量。湖北作为楚国历史文化的中心区域，楚文化的科研力量较为强大。它除了楚文化考古队伍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外，还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荆州师专等一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石泉先生，他穷毕生精力对楚国历史地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当然，楚文化研究也离不开全国其他领域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关注较多的著名学者有季羡林、任继愈、庞朴、冯天瑜、李学勤等。
这一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是楚文化研究发展的原动力。长久以来根据有限传世文献对楚国的记载，以及老庄屈赋的魅力，还不能说明楚国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改变由来已久的中原文化中心说的陈词。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以及60年代江陵故楚都纪南城的发现，或许只能令人心存疑虑，70年代末期及以后楚文化考古的发掘则令人刮目相看，心中已然豁然开朗了。
这一时期在鄂、湘、豫、皖四省，大量的楚文化遗址、墓葬相继被发现挖掘，一份份考古发掘报告陆续发表。如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以及相继发表的《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信阳楚墓》等。
1978年出土的随州曾侯乙墓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曾侯乙墓虽不是楚墓，却是出自楚系墓葬，它对于认识楚文化丰富的内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礼乐器和漆木器等，总数达1.5万件，其文物风格明显异于当时中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从而引起人们对楚文化的强烈关注。该墓出土的硕大无朋、精妙绝伦的曾侯乙编钟是出土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其体态的大气和工艺的精湛以及十二个半音音阶令世人叹为观止，反映了中国先秦音乐的最高成就。1982年荆州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丝织绣花珍品。使距今2300多年楚人的华美服饰再现于世。这批丝织具有花纹大、幅面小、图案美、织造精致、色泽鲜艳等优点。其种类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堪称战国丝织宝库。1987年，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了2000余件精美的随葬器物，其中有我国保存最早、最好的漆画。
以考古发现为契机，楚文化研究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1981年4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成立。同年6月，鄂、湘、豫、皖四省成立“楚文化研究会”。1983年12月，湖南省楚史研究会成立。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楚文化研究已从考古学扩大到整个历史、文化领域。
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资料，文献方面多感不足。出土考古资料(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富有，使楚文化研究能做到在把握传世文献材料的同时，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包括最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使研究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这是楚文化研究卓然成长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除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外，学术著作亦灿然可观。从学术成果来看，除了台北学者文崇一撰写的《楚文化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67)以及香港学者饶宗颐撰著的《荆楚文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以外，其他大量的专著和文集多是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表的。如湖北社科院历史所编撰《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张正明《楚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河南省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黄德馨著《楚国史话》(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张正明编《楚史论丛》(初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顾铁符著《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 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河南考古学会编《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张正明著《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李玉洁著《楚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王光镐著《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宋公文著《楚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何光岳著《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
1987年，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是中国大陆研究古代地域文化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充分占有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首次全面系统地对楚文化的源流、特质、内涵、外延以及地位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论证。它是开风气之作。是楚文化研究的“元典”著作，“五个时期”、“六大支柱”之说，成为学界共识。1988年，由张正明先生编撰的《楚文化志》面世。它首次以志的形式，横向地对楚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它与《楚文化史》经纬交错，楚文化研究的大体框架初步完成。
1988年11月，由中、美、日等国学者共同发起的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中外学者80余人与会。这是楚文化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最好证据。
二、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业绩
1993年湖北荆门葛店1号楚墓出土了有字竹简730枚。共计13000余字。全部内容均为先秦文献，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简本《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写本。这批竹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之丰富和重要，几乎全部代表当时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潮的主流学术著作。葛店楚简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热门话题。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斯大学召开了第一次葛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国际性的会议先后召开过3次，海内外单项课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20余次，10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相继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有关葛店楚简的研究课程。
楚文化考古的不断发掘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它纠正了历史上对楚文化的一些偏见。在过去对楚文化的研究中，很多人认为楚国除了所谓的土著文化巫学外，基本没有自成体系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还有人认为楚一般不予接受，存在门户之见。八、九十年代楚文化不断地发现和研究，改变了这些看法。楚文化不但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形式浪漫的文学，今天它还向人们展示在青铜、丝织、漆器、美术、乐舞等方面精采绝艳的艺术，以及它在政治上、学术上“广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开放精神。就连在宇宙来源的问题上，葛店楚简《太一生水》给我们演绎了宇宙本原“太一”生水后，又借助于水生天地万物的新的宇宙生成学说，这与儒家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演化论大为不同。
1996年，楚文化研究再度迎来一个辉煌时刻。由张正明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学文库历时8年全部出版。《楚学文库》]8卷，包括《楚史》(张正明著)、《楚文学史》(蔡靖泉著)、《楚哲学史》(涂又光著)、《楚经济史》(刘玉堂著)、《楚艺术史》(皮道坚著)、《楚文化的南渐》(高至喜著)、《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楚文化的东渐》(刘和惠著)、《楚系青铜器研究》(刘彬徽著)、《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后德俊著)、《荆楚歌舞乐》(杨匡民、李幼平著)、《楚系墓葬研究》(郭德维著)、《楚辞文化背景研究》(赵辉著)、《楚系简帛研究》(滕壬生著)、《楚人的纺织和服饰》(彭浩著)等，文库全面、深入、系统地展示了波澜壮阔、风采绝艳的楚国历史画卷，是对楚史、楚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它首次提出了“楚学”这一概念，意味着对楚文化的研究已开始把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这也正是这三大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套文库出版的价值已超出了推进楚文化研究的意义，对其他古史、古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启示，即所有古史古文化研究都应当作多种方法的整体的及分门别类的思考。《楚学文库》在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庞朴、刘梦溪、俞伟超、邹衡、瞿林东等人先后都对该文库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7年，石泉先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专著问世。辞典浩浩144万余字，由59位专家学者历时5年共同编撰而成，它集众家之长，充分吸收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楚国的800年的历史分人物、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风俗礼仪、哲学思想、文学与语言、艺术、地理、考古文物和古文字等13门类，共6480个辞条，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汇纳百川、细致入微的全面关照。它既如主编石泉先生在该书中所说： “以一个先秦古国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编撰辞书，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于国内、国外皆屑创举”，又如著名学者冯天瑜所评：“是楚文化这一硕果累累的学术领域左右采获、综汇熔铸的集成之作。”
除上述著作之外，90年代楚文化研究还有颇多创获。文物出版社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有《曾侯乙墓》、《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包山楚墓》、《包山楚简》、《当阳赵家湖楚墓》等。专业性或综合性的楚文化论著有罗运环著《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何光岳著《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后德俊著《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姚汉荣、姚益心著《楚文化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黄德馨著《楚爱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彭德主编《楚艺术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郭德维著《曾侯乙墓综览》(文物出版社，1991)、陈伟著《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高应勤著《楚文化考古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方培元主编《楚俗研究》一、二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马世之著《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宋公文、张君著《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王崇礼著《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等。多人合著的有张正明、皮道坚主编的《楚美术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此外还有张正明、刘玉堂合著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新西兰的巴纳、香港的饶宗颐、北京大学的李零分别有楚帛书的研究专著问世。这些报告和论著相对以前来说，内容大多是以前未曾涉足过的领域，编纂与出版质量更为提高。研究楚文化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在《考古》、《文物》、《江汉考古》、《湖南考古辑刊》、《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东南 文化》、《南方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文物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期刊上，几乎每期都有楚文化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对楚文化研究也比以前更为深人。
研究楚文化的外国专家学者也在逐渐增多，以邻邦日本为最，次为西欧、北美以及韩国、新西兰等地。学者们对楚国的铜器和艺术关注颇多，有较深的研究。随着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楚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楚史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工作，正朝着纵深与普及两个方向发展。”
三、近十年楚文化研究的扩展与探索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荆楚各地特别是湖北兴起了兴办楚文化研究机构的热潮，表现在许多大学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培养楚文化研究的中坚和后备力量，并集体出版重量级学术著作。
2001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其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楚学研究所，全面加强楚文化研究。该所由著名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这时他已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主持，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楚学研究基地。多年来，该所立足故楚腹地湖北，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致力于楚学及楚文化研究。取得了众多优异成果。该所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还进行“楚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之比较”课题的研究。张正明晚年的《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
由原荆州师专、湖北农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等联合组建的长江大学也于21世纪初组建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近些年来，该中心已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2003年12月，由董泽芳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研究丛书》包括《楚辞影响史论》(孟修祥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王祖龙著)、《文子探索》(王三峡著)、《楚国思想史》(徐文武著)、《楚学札记》(魏昌著)、《袁宗道集笺校》(孟祥荣著)、《楚国史》(魏昌著)、《楚国宗教概论》(徐文武著)8本专著，对荆楚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材料、新发现多方涉猎，分别从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等方面挖掘探讨荆楚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现代价值。
湖北荆楚文化研讨会是湖北省前政协主席王生铁积极倡导的结果。一年一次的研讨会是荆楚文化发达兴旺的一个标示。这时来自湖北各地的荆楚文化爱好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有蔡靖泉著《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王祖龙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武汉出版社，2003)、杨权喜著《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郑刚著《楚简道家文献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尹振环著《楚简老子辨析》(中华书局，2001)、何新著《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时事出版社，2007)、丁四新著《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一、二、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从以前楚文化较少研究的领域着手，显现出楚文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与以前一样，对老庄哲学、屈宋辞赋的研究专著也很多，不一一列举。
楚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还表现在它的研究领域向长江流域文化横向扩展。这种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起步。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的面世以及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的渐次推进，使这些并世共存的具有较强联系性的区域文化既可做集中宏观地展现，也可作横向内部的微观比较，还可以与中原文化做“外部”的等量级比较。1991年。“长江文化”研究工作正式启动。1993年，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深受震动，撰文指出：“长江文化至少可与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5年。“长江流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武汉举行，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日程。
十数年来，有关研究长江文化的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张正明、邵学海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6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可谓楚文化研究的延续。历经9年努力，55卷本、总字数2000余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也最终于2007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充分阐明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该文库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即楚文化所)策划编辑，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汤一介、俞伟超、张正明、章开沅、袁行霈、冯天瑜等担任主编，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其中《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研究》(刘玉堂、张硕著)、《长江流域的岁时文化》(夏日新著)、《长江流域美术史》(邵学海著)等一大批与楚文化相关的专著一一面世。
2006年，武汉大学罗运环教授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是鸿篇巨著《中华地域文化大系》19部中的一部。该书系由季羡林担任总顾问，冯天瑜、林干担纲总主编。《荆楚文化》的编辑成员由武汉大学多名教授组成，本书既吸收了以往的荆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又不忘搜集近年来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更有自己的见解主张，可谓抗鼎之作。全书设计时段，上至荆楚土著初民与远古文化(200万年前)，渐次论及楚国与荆楚区域的各个时代，直至晚清民国初年。全书内容横向分为：荆楚文化的生态环境；初民、民族、移民与荆楚文化；教育与楚才；语言文字；文学大观；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科学技术；史地学术；巫术与宗教；生活与习俗；宗教思想；荆楚文化的转型等13章，共103万字。它以较为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篇幅多方位多视角地对荆楚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关照，剖析了数千年来荆楚地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在架构，揭示了荆楚区域文化的变迁和理路。
2006年，由皮明庥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武汉通史》，填补了楚文化领域城市通史研究的空白。《武汉通史》集武汉20多位学院派专家和乡土派方家五载之功，以7卷10册，煌煌420万字之巨。多维纵深的阐释了武汉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及反思与展望
在楚文化研究起步之初，它就既关注楚文化的内在价值，也关注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更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它必须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要求。时代要求楚文化工作者更加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运用，以便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譬如，当前湖北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总体格局中，湖北要力争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湖北要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从文化大省发展成为文化强省，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崛起。
楚文化研究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楚文化研 究的内在价值，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荆楚文化研究为主，兼顾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包含“八大文化体系”、“四种精神特质”。
有关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现在学者大多归纳为“八大文化体系”，分为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现代革命文化。
对精神特质探讨，结论大同小异。前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将它分为四种精神：一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四是崇武爱国即祟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张正明则简单的概括为：“一是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二是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三是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罗运环则提炼为：“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进取精神(含艰苦创业、自主创新、爱国兴国等具体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等，是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
楚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表现在对荆楚人文精神的影响，加强荆楚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其中重要一环。
2001年3月，由武汉市楚文化学会组织编写的《楚文化知识》丛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梓问世，这是近年来楚史专家在完成以纯学术研究见长的《楚学文库》之后，以通俗的形式系统宣传楚文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全书共20册，有《再现楚国：武汉东湖楚城》(程涛平著)、《重现异彩——楚文化考古重大发现》、《怀楚情思：历代诗人咏楚国》(蔡世骥著)、《通衢大道：楚国的城市建筑与交通》(笪浩波著)、《光耀东方：楚国的科技成就》(后德俊著)、《励精图治：楚国的名君》(郭德维著)、《惟楚有才：楚国的名人贤士》(田锡富、张硕著)、《流光溢彩：楚国的漆器竹简玉器丝绸》(许道胜、李玲著)、《文明之光：楚国的青铜器》(万全文著)、《楚市商贾：楚国的商业与货币》(刘玉堂、张硕著)、《观象授时：楚国的天文历法》(武家璧著)、《千古绝响：楚国的文学》(何念龙著)、《浓郁楚风：楚国的衣食住行》(黄凤春著)、《激情浪漫：楚国的艺术》(邵学海著)、《铁马冰河：楚国军事史话》(刘玉堂、贾继东著)、《楚地精魂：楚国的哲学》(刘韶军著)、《楚制典章：楚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顾久幸著)、《尊龙尚风：楚人的信仰礼俗》(胡雅丽著)等，多方位的展示了楚文化的全貌。
《荆楚文化普及丛书》也是较为成功的范例。2007年1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普及丛书”分阶段出版，第一阶段暂分四册，由《荆楚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周芷、吴艳荣著)、《荆楚百件大事》(陈绍辉等著)、《荆楚百处名胜》(夏日新著)、《荆楚百位名人》(张硕著)组成，充分展现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和优越独特的物质文化环境。它融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身，是展示、普及荆楚文化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了解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提供了机会。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文化开发利用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经过30年的打造，荆楚文化品牌已自成体系。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报刊杂志、会展业等都已初具规模。如1992年9月江陵举行的“楚文化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贸易额达到10多亿元。以古代楚文化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时尚。
荆楚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绘画、歌舞、戏曲等方面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周韶华的国画。周小禾的壁画，叶浅予的美术行，湖北省歌舞团的《编钟乐舞》，武汉市歌舞团的《九歌》，东湖魔山的楚天台及楚文化乐园，东湖的楚文化旅游区的开发，武汉音乐学院的乐曲，江陵成立的楚都文化开发中心等，是全国颇为知名的佳作。都产生了持久的轰动效应和经济效应。
30年过去了。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对楚文化研究进行一定程度地反思。邵学海在《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一以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夏日新研究员从另一角度认为，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需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
文化发展繁荣需要政策作为导向，需要政策作为支撑。反过来，文化发展对社会的走向也产生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繁荣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前，党和国家制定了促进文化大发展的方针政策，沿着楚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楚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够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28-04
楚文化多被视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乘势而起，成为一门显学，是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楚文化的兴起使长期流行的中原文化中心说受到有力之冲击与补正，楚文化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由此，中国文化二元耦合说在当今学术界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以湖北、湖南、安徽四省为主要阵地、经历了起步与拓展、走向辉煌、纵深探索的历程。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形成丫若干重要的研究基地和一批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由楚文化研究横向扩展的长江流域文化和以湖北为主体的荆楚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得到了广泛开展。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与拓展
楚文化最初指楚国或荆楚地域的历史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一脉，地域文化之一系。它在上世纪中前期就有起步，但它的蓬勃发展却是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这要从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楚史大家张正明先生说起。
张正明先生原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供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得到平反。这时，湖北曾侯乙墓和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相继发掘，精美的出土文物深深地震撼了他，他认为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将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热点。于是，他来到湖北，着手组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联系发展鄂、湘、豫、皖四省乃至全国的专家学者，从事楚文化研究。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是最早以楚文化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团体。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组建不久就开始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因此，它有一定数量的科研人才，具有持续发展的潜能。该院杂志《江汉论坛》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辟有楚文化研究栏目，是楚文化研究和宣传的固有阵地。
楚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起就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这时的楚文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墓葬考古、楚系简帛文字、楚人族源、都城考辨、丧葬礼制、老庄哲学、屈原辞赋、科技艺术等，出现了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及民族学、语言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多科并进的趋势，囊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风俗文化，较文革时或文革前有了较大的拓展。所有的这些研究，得益于楚文化考古的成果，更得益于文化界的思想大解放。这显然与以前的楚文化研究不同，“两千一百年来，除了楚哲学和文学，此外就无楚学可言了。”
这时从事楚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的科研力量。湖北作为楚国历史文化的中心区域，楚文化的科研力量较为强大。它除了楚文化考古队伍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外，还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荆州师专等一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石泉先生，他穷毕生精力对楚国历史地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当然，楚文化研究也离不开全国其他领域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其中关注较多的著名学者有季羡林、任继愈、庞朴、冯天瑜、李学勤等。
这一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是楚文化研究发展的原动力。长久以来根据有限传世文献对楚国的记载，以及老庄屈赋的魅力，还不能说明楚国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更不能改变由来已久的中原文化中心说的陈词。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以及60年代江陵故楚都纪南城的发现，或许只能令人心存疑虑，70年代末期及以后楚文化考古的发掘则令人刮目相看，心中已然豁然开朗了。
这一时期在鄂、湘、豫、皖四省，大量的楚文化遗址、墓葬相继被发现挖掘，一份份考古发掘报告陆续发表。如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以及相继发表的《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信阳楚墓》等。
1978年出土的随州曾侯乙墓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曾侯乙墓虽不是楚墓，却是出自楚系墓葬，它对于认识楚文化丰富的内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礼乐器和漆木器等，总数达1.5万件，其文物风格明显异于当时中原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从而引起人们对楚文化的强烈关注。该墓出土的硕大无朋、精妙绝伦的曾侯乙编钟是出土文物精品中的精品，其体态的大气和工艺的精湛以及十二个半音音阶令世人叹为观止，反映了中国先秦音乐的最高成就。1982年荆州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丝织绣花珍品。使距今2300多年楚人的华美服饰再现于世。这批丝织具有花纹大、幅面小、图案美、织造精致、色泽鲜艳等优点。其种类几乎囊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堪称战国丝织宝库。1987年，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了2000余件精美的随葬器物，其中有我国保存最早、最好的漆画。
以考古发现为契机，楚文化研究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1981年4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成立。同年6月，鄂、湘、豫、皖四省成立“楚文化研究会”。1983年12月，湖南省楚史研究会成立。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成立。楚文化研究已从考古学扩大到整个历史、文化领域。
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资料，文献方面多感不足。出土考古资料(包括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富有，使楚文化研究能做到在把握传世文献材料的同时，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包括最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使研究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这是楚文化研究卓然成长的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除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外，学术著作亦灿然可观。从学术成果来看，除了台北学者文崇一撰写的《楚文化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67)以及香港学者饶宗颐撰著的《荆楚文化》、《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以外，其他大量的专著和文集多是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表的。如湖北社科院历史所编撰《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张正明《楚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河南省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黄德馨著《楚国史话》(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张正明编《楚史论丛》(初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顾铁符著《楚国民族述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 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河南考古学会编《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张正明著《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李玉洁著《楚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王光镐著《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宋公文著《楚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何光岳著《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
1987年，张正明先生的《楚文化史》是中国大陆研究古代地域文化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充分占有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首次全面系统地对楚文化的源流、特质、内涵、外延以及地位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论证。它是开风气之作。是楚文化研究的“元典”著作，“五个时期”、“六大支柱”之说，成为学界共识。1988年，由张正明先生编撰的《楚文化志》面世。它首次以志的形式，横向地对楚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它与《楚文化史》经纬交错，楚文化研究的大体框架初步完成。
1988年11月，由中、美、日等国学者共同发起的楚国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中外学者80余人与会。这是楚文化研究走向全面繁荣的最好证据。
二、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业绩
1993年湖北荆门葛店1号楚墓出土了有字竹简730枚。共计13000余字。全部内容均为先秦文献，有道家文献2篇，儒家文献14篇。其中简本《老子》有甲、乙、丙三种，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写本。这批竹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之丰富和重要，几乎全部代表当时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潮的主流学术著作。葛店楚简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汉学界的高度关注，成为热门话题。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斯大学召开了第一次葛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国际性的会议先后召开过3次，海内外单项课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20余次，10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相继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有关葛店楚简的研究课程。
楚文化考古的不断发掘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它纠正了历史上对楚文化的一些偏见。在过去对楚文化的研究中，很多人认为楚国除了所谓的土著文化巫学外，基本没有自成体系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还有人认为楚一般不予接受，存在门户之见。八、九十年代楚文化不断地发现和研究，改变了这些看法。楚文化不但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形式浪漫的文学，今天它还向人们展示在青铜、丝织、漆器、美术、乐舞等方面精采绝艳的艺术，以及它在政治上、学术上“广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开放精神。就连在宇宙来源的问题上，葛店楚简《太一生水》给我们演绎了宇宙本原“太一”生水后，又借助于水生天地万物的新的宇宙生成学说，这与儒家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演化论大为不同。
1996年，楚文化研究再度迎来一个辉煌时刻。由张正明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学文库历时8年全部出版。《楚学文库》]8卷，包括《楚史》(张正明著)、《楚文学史》(蔡靖泉著)、《楚哲学史》(涂又光著)、《楚经济史》(刘玉堂著)、《楚艺术史》(皮道坚著)、《楚文化的南渐》(高至喜著)、《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楚文化的东渐》(刘和惠著)、《楚系青铜器研究》(刘彬徽著)、《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后德俊著)、《荆楚歌舞乐》(杨匡民、李幼平著)、《楚系墓葬研究》(郭德维著)、《楚辞文化背景研究》(赵辉著)、《楚系简帛研究》(滕壬生著)、《楚人的纺织和服饰》(彭浩著)等，文库全面、深入、系统地展示了波澜壮阔、风采绝艳的楚国历史画卷，是对楚史、楚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它首次提出了“楚学”这一概念，意味着对楚文化的研究已开始把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这也正是这三大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套文库出版的价值已超出了推进楚文化研究的意义，对其他古史、古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启示，即所有古史古文化研究都应当作多种方法的整体的及分门别类的思考。《楚学文库》在社会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庞朴、刘梦溪、俞伟超、邹衡、瞿林东等人先后都对该文库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7年，石泉先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专著问世。辞典浩浩144万余字，由59位专家学者历时5年共同编撰而成，它集众家之长，充分吸收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楚国的800年的历史分人物、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风俗礼仪、哲学思想、文学与语言、艺术、地理、考古文物和古文字等13门类，共6480个辞条，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汇纳百川、细致入微的全面关照。它既如主编石泉先生在该书中所说： “以一个先秦古国的历史文化为内容，编撰辞书，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于国内、国外皆屑创举”，又如著名学者冯天瑜所评：“是楚文化这一硕果累累的学术领域左右采获、综汇熔铸的集成之作。”
除上述著作之外，90年代楚文化研究还有颇多创获。文物出版社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有《曾侯乙墓》、《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包山楚墓》、《包山楚简》、《当阳赵家湖楚墓》等。专业性或综合性的楚文化论著有罗运环著《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何光岳著《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后德俊著《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姚汉荣、姚益心著《楚文化寻绎》(学林出版社，1990)、黄德馨著《楚爱金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彭德主编《楚艺术研究》(湖北美术出版社，1991)、郭德维著《曾侯乙墓综览》(文物出版社，1991)、陈伟著《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高应勤著《楚文化考古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方培元主编《楚俗研究》一、二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马世之著《中原楚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宋公文、张君著《楚国风俗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王崇礼著《楚国土木工程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等。多人合著的有张正明、皮道坚主编的《楚美术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此外还有张正明、刘玉堂合著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新西兰的巴纳、香港的饶宗颐、北京大学的李零分别有楚帛书的研究专著问世。这些报告和论著相对以前来说，内容大多是以前未曾涉足过的领域，编纂与出版质量更为提高。研究楚文化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在《考古》、《文物》、《江汉考古》、《湖南考古辑刊》、《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东南 文化》、《南方文物》、《华夏考古》、《中原文物》、《文物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期刊上，几乎每期都有楚文化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对楚文化研究也比以前更为深人。
研究楚文化的外国专家学者也在逐渐增多，以邻邦日本为最，次为西欧、北美以及韩国、新西兰等地。学者们对楚国的铜器和艺术关注颇多，有较深的研究。随着对外开放，对外文化交流与旅游事业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楚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楚史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工作，正朝着纵深与普及两个方向发展。”
三、近十年楚文化研究的扩展与探索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荆楚各地特别是湖北兴起了兴办楚文化研究机构的热潮，表现在许多大学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培养楚文化研究的中坚和后备力量，并集体出版重量级学术著作。
2001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其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楚学研究所，全面加强楚文化研究。该所由著名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这时他已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主持，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楚学研究基地。多年来，该所立足故楚腹地湖北，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致力于楚学及楚文化研究。取得了众多优异成果。该所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还进行“楚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之比较”课题的研究。张正明晚年的《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
由原荆州师专、湖北农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等联合组建的长江大学也于21世纪初组建成立楚文化研究中心。近些年来，该中心已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2003年12月，由董泽芳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研究丛书》包括《楚辞影响史论》(孟修祥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王祖龙著)、《文子探索》(王三峡著)、《楚国思想史》(徐文武著)、《楚学札记》(魏昌著)、《袁宗道集笺校》(孟祥荣著)、《楚国史》(魏昌著)、《楚国宗教概论》(徐文武著)8本专著，对荆楚文化研究领域的新材料、新发现多方涉猎，分别从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宗教等方面挖掘探讨荆楚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现代价值。
湖北荆楚文化研讨会是湖北省前政协主席王生铁积极倡导的结果。一年一次的研讨会是荆楚文化发达兴旺的一个标示。这时来自湖北各地的荆楚文化爱好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楚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有蔡靖泉著《楚文化流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王祖龙著《楚艺术图式与精神》(武汉出版社，2003)、杨权喜著《楚文化》(文物出版社，2000)、郑刚著《楚简道家文献辨证》(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尹振环著《楚简老子辨析》(中华书局，2001)、何新著《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时事出版社，2007)、丁四新著《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一、二、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从以前楚文化较少研究的领域着手，显现出楚文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与以前一样，对老庄哲学、屈宋辞赋的研究专著也很多，不一一列举。
楚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还表现在它的研究领域向长江流域文化横向扩展。这种理念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起步。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的面世以及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研究的渐次推进，使这些并世共存的具有较强联系性的区域文化既可做集中宏观地展现，也可作横向内部的微观比较，还可以与中原文化做“外部”的等量级比较。1991年。“长江文化”研究工作正式启动。1993年，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深受震动，撰文指出：“长江文化至少可与黄河文化并驾齐驱”。1995年。“长江流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武汉举行，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日程。
十数年来，有关研究长江文化的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如李学勤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张正明、邵学海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6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都可谓楚文化研究的延续。历经9年努力，55卷本、总字数2000余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也最终于2007年8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充分阐明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该文库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即楚文化所)策划编辑，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汤一介、俞伟超、张正明、章开沅、袁行霈、冯天瑜等担任主编，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其中《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研究》(刘玉堂、张硕著)、《长江流域的岁时文化》(夏日新著)、《长江流域美术史》(邵学海著)等一大批与楚文化相关的专著一一面世。
2006年，武汉大学罗运环教授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是鸿篇巨著《中华地域文化大系》19部中的一部。该书系由季羡林担任总顾问，冯天瑜、林干担纲总主编。《荆楚文化》的编辑成员由武汉大学多名教授组成，本书既吸收了以往的荆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又不忘搜集近年来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更有自己的见解主张，可谓抗鼎之作。全书设计时段，上至荆楚土著初民与远古文化(200万年前)，渐次论及楚国与荆楚区域的各个时代，直至晚清民国初年。全书内容横向分为：荆楚文化的生态环境；初民、民族、移民与荆楚文化；教育与楚才；语言文字；文学大观；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科学技术；史地学术；巫术与宗教；生活与习俗；宗教思想；荆楚文化的转型等13章，共103万字。它以较为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篇幅多方位多视角地对荆楚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关照，剖析了数千年来荆楚地区人们文化生活的内在架构，揭示了荆楚区域文化的变迁和理路。
2006年，由皮明庥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武汉通史》，填补了楚文化领域城市通史研究的空白。《武汉通史》集武汉20多位学院派专家和乡土派方家五载之功，以7卷10册，煌煌420万字之巨。多维纵深的阐释了武汉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及反思与展望
在楚文化研究起步之初，它就既关注楚文化的内在价值，也关注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更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未来，它必须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要求。时代要求楚文化工作者更加关注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运用，以便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譬如，当前湖北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总体格局中，湖北要力争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湖北要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从文化大省发展成为文化强省，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文化的崛起。
楚文化研究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楚文化研 究的内在价值，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荆楚文化研究为主，兼顾湖北地方文化研究，包含“八大文化体系”、“四种精神特质”。
有关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现在学者大多归纳为“八大文化体系”，分为楚国历史文化、秦汉三国文化、清江巴土文化、名山名寺文化、长江三峡文化、江城武汉文化、现代革命文化。
对精神特质探讨，结论大同小异。前湖北省政协主席王生铁将它分为四种精神：一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四是崇武爱国即祟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张正明则简单的概括为：“一是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二是不分此畛彼域的开放，三是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罗运环则提炼为：“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进取精神(含艰苦创业、自主创新、爱国兴国等具体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等，是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特点。”
楚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表现在对荆楚人文精神的影响，加强荆楚文化的普及工作是其中重要一环。
2001年3月，由武汉市楚文化学会组织编写的《楚文化知识》丛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付梓问世，这是近年来楚史专家在完成以纯学术研究见长的《楚学文库》之后，以通俗的形式系统宣传楚文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全书共20册，有《再现楚国：武汉东湖楚城》(程涛平著)、《重现异彩——楚文化考古重大发现》、《怀楚情思：历代诗人咏楚国》(蔡世骥著)、《通衢大道：楚国的城市建筑与交通》(笪浩波著)、《光耀东方：楚国的科技成就》(后德俊著)、《励精图治：楚国的名君》(郭德维著)、《惟楚有才：楚国的名人贤士》(田锡富、张硕著)、《流光溢彩：楚国的漆器竹简玉器丝绸》(许道胜、李玲著)、《文明之光：楚国的青铜器》(万全文著)、《楚市商贾：楚国的商业与货币》(刘玉堂、张硕著)、《观象授时：楚国的天文历法》(武家璧著)、《千古绝响：楚国的文学》(何念龙著)、《浓郁楚风：楚国的衣食住行》(黄凤春著)、《激情浪漫：楚国的艺术》(邵学海著)、《铁马冰河：楚国军事史话》(刘玉堂、贾继东著)、《楚地精魂：楚国的哲学》(刘韶军著)、《楚制典章：楚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顾久幸著)、《尊龙尚风：楚人的信仰礼俗》(胡雅丽著)等，多方位的展示了楚文化的全貌。
《荆楚文化普及丛书》也是较为成功的范例。2007年11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荆楚文化普及丛书”分阶段出版，第一阶段暂分四册，由《荆楚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周芷、吴艳荣著)、《荆楚百件大事》(陈绍辉等著)、《荆楚百处名胜》(夏日新著)、《荆楚百位名人》(张硕著)组成，充分展现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和优越独特的物质文化环境。它融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身，是展示、普及荆楚文化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了解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提供了机会。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文化开发利用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经过30年的打造，荆楚文化品牌已自成体系。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报刊杂志、会展业等都已初具规模。如1992年9月江陵举行的“楚文化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贸易额达到10多亿元。以古代楚文化为现实服务已经成为时尚。
荆楚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绘画、歌舞、戏曲等方面都得到广泛的运用。周韶华的国画。周小禾的壁画，叶浅予的美术行，湖北省歌舞团的《编钟乐舞》，武汉市歌舞团的《九歌》，东湖魔山的楚天台及楚文化乐园，东湖的楚文化旅游区的开发，武汉音乐学院的乐曲，江陵成立的楚都文化开发中心等，是全国颇为知名的佳作。都产生了持久的轰动效应和经济效应。
30年过去了。一些专家学者也在对楚文化研究进行一定程度地反思。邵学海在《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一以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夏日新研究员从另一角度认为，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需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提升区域的文化内涵。
文化发展繁荣需要政策作为导向，需要政策作为支撑。反过来，文化发展对社会的走向也产生至关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楚文化研究的发展繁荣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前，党和国家制定了促进文化大发展的方针政策，沿着楚文化研究的优良传统。楚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够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