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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就包括绿色发展。面对“社会主义搞不好生态建设”的刁难，面对绿色资本主义的包围、进攻，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话语垄断，绿色发展在社会主义中国势在必行。
关键词：绿色发展；苏联生态建设；绿色资本主义；绿色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14-02
绿色发展不仅关乎本国民意，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绿色发展是对苏联生态建设的超越，是社会主义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新亮点，是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新机遇；绿色发展不仅专注于本国产业升级，从资本主义最新的全球拓殖状况来看，生态领域已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角斗场，我国的绿色发展则是一种新的竞技策略。
一、面对“社会主义搞不好生态建设”的指责，中国需要绿色发展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样板与楷模。苏联曾经创造奇迹，却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后问题积重难返，苏联解体。学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而对苏联的生态建设方面关注较少。事实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苏联的生态建设状况，对苏联生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加以反思并汲取营养很重要。从相关的研究来看，苏联生态建设中的问题比成就要多，而且这些问题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苏联生态建设的问题主要如下。
生态建设在苏联社会主义总布局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苏联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卫国史，无论是二战时期反抗法西斯，还是冷战期间与美国争霸，重工业与军事领域始终是苏联的重中之重。苏联后期，大国沙文主义泛滥，穷兵黩武使得苏联根本无暇顾及生态建设，即使是著名的垦荒运动，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据学者分析，苏联的垦荒运动其实质在于中苏对抗时期，让中亚承担威慑和对抗中国的功能，使中亚成为对抗前沿[1]。
苏联的生态建设“行政指令化”色彩浓重，缺乏绿色智库的智力支持，导致实施效果不如人意。以斯大林时期的造林运动为例，在未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列宁时代建立的大批“自然保护区”被改造为林区，其中一些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被破坏；同时大批生态科学家在清洗运动中被迫害。最终造林运动因树木成活率太低而偃旗息鼓[2]。
频发的苏联生态危机激起了群众的不满，敌对势力披着绿色外衣颠覆苏联政权。苏联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由于苏联当局对该事件处理不当，给反苏势力提供了契机，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炉，被绿色政治进攻的苏联政权岌岌可危。
《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苏联生态建设的态度十分温和，并在其他文章中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3]。无论是对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哀叹惋惜，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期待希冀，我们都可以理解。毕竟从20世纪60年代開始，生态马克思主义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尖锐武器。仅有革命的头脑还不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更希望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能够转化为现实。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会答应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诉求，而苏联糟糕的生态建设又给社会主义抹了黑，履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历史使命自然需要中国来肩负。
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为了增强国家实力，一段时期内采取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已经不容忽视。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当今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生态”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重要一位，生态问题不再被边缘化。同时，绿色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绿色发展，不容敌对势力的染指，這样才能保证红色政权不被绿化。
二、粉碎绿色资本主义的阴谋、捍卫我国的生态安全需要绿色发展
自社会主义诞生之日起，她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绞杀也未曾间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围剿方式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武装镇压到毛细血管式的“规训与惩罚”（福柯语），从扶植“工人贵族”到解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语）。可以说资本主义越来越狡猾，其对社会主义发动的颜色革命还在继续。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面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绿色资本主义流行开来。绿色资本主义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张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减少资源的浪费。可是事与愿违，杰文斯悖论表明，改进生产技术确实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与之相伴的是，自然资源被开采的速度与规模与以往相比有增无减。
第二，主张把生态成本计入生产过程中，试图用市场杠杆来修复被破坏的环境。例如通过为污染行为定价，让资本家支付污染治理费用。然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做法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因为如果通过把生态成本计入商品成本的方法为我们所用的东西定价，这些物品将是十分昂贵的。假定要计算一瓶果汁的成本，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是从饮料厂呢，还是从果园呢？仅仅考虑农民种植果子所用设备的环境成本就够了，还是要考虑美国为支配全球石油市场而开辟的战场（以便为设备供油）的环境成本？谁有权威来确立或监管这一计算成本的复杂过程？要是把地理因素考虑进去，就更加复杂了[4]。
一些人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建设做得不错，就提出“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可如果借助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以生态正义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成就是以将污染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为前提的。如1992年2月8日的《经济学家》刊登时就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让他们（贫困地区人民）吃下污染”[5]。后发展国家，由于基础薄弱，需要发达国家为其提供资金、技术，而发达国家也需要借此机会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缓和国内群众生态诉求与高污染企业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发展依旧需要钢铁、石油产业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剩余价值的来源也依旧是且只能是劳动力。这样，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殖民方式就又多了一种，即绿色殖民或生态殖民。 中国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度，将生态污染转嫁到其他国家是违背初心的；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则是对生态殖民的有力回击，我们完全可以对“污染转嫁”说不。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迅猛发展，即中国模式，引发全球瞩目。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就是要摒弃以前那种粗放式的经濟增长方式，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变为低碳、环保的绿色产业。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升级，也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征途上的重要一环。以往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被其他国家誉为“世界工厂”。绿色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将助力我国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龙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故事”会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会更有竞争力，社会主义的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三、在国际环境问题协商中赢得话语权需要绿色发展
要使我国在全球环境问题协商中更有主动权、更具贡献力，不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就需要我们在国际上赢得绿色话语权。赢得绿色话语权首先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绿色话语。
首先，生态哲学作为绿色话语的哲学基础，其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这一核心问题为线索，生态哲学依次经历了自然（指未被人化的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指人化自然）中心主义（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界对上述理论都有大量的研究，都希望从中汲取营养。而要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话语，就须诉诸“理论内生机制”，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以马克思生态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并借鉴各种绿色生态思潮。本土化、中国化、社会主义化是绿色话语的根。
其次，绿色话语权的获得更源于实践，源于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源于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事务。只有在互动、参与、互利、共赢中我们的绿色话语权才能为其他国家所承认。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有必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生态治理的经验。北欧国家的生态建设获得了全球的一致好评，这与他们多维度地推进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包括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注重绿色发展的宣传与教育、制定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构建完善的绿色发展法律体系、建立绿色发展机制和相关机构[6]。
我们有必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如2015年我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如在2015年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2030年單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全球绿色安全问题上是一个敢于担当、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果，向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参与全球环保事务。如现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我国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清洁能源总投资占比世界第一；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了21.88亿立方米等等。可以说“绿色中国”的形象已初步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侯艾君.中亚垦荒运动及其后果新论[J].俄罗斯研究，2015（6）.
[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Soviet Ecology and the Planetary Crisis[J].Monthly Review，2015（2）.
[3]John Bellamy Foster.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A Brief Response to Chinese Scholars[J].Monthly Review，2013（9）.
[4]刘珍英.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根源[J].理论视野，2014（4）.
[5]陈学明.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6]黄娟，王幸楠.北欧国家绿色发展的实践与启示[J].经济纵横，2015（7）.
关键词：绿色发展；苏联生态建设；绿色资本主义；绿色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14-02
绿色发展不仅关乎本国民意，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绿色发展是对苏联生态建设的超越，是社会主义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新亮点，是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一个新机遇；绿色发展不仅专注于本国产业升级，从资本主义最新的全球拓殖状况来看，生态领域已成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角斗场，我国的绿色发展则是一种新的竞技策略。
一、面对“社会主义搞不好生态建设”的指责，中国需要绿色发展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苏联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样板与楷模。苏联曾经创造奇迹，却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后问题积重难返，苏联解体。学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而对苏联的生态建设方面关注较少。事实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苏联的生态建设状况，对苏联生态建设的经验教训加以反思并汲取营养很重要。从相关的研究来看，苏联生态建设中的问题比成就要多，而且这些问题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苏联生态建设的问题主要如下。
生态建设在苏联社会主义总布局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苏联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卫国史，无论是二战时期反抗法西斯，还是冷战期间与美国争霸，重工业与军事领域始终是苏联的重中之重。苏联后期，大国沙文主义泛滥，穷兵黩武使得苏联根本无暇顾及生态建设，即使是著名的垦荒运动，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据学者分析，苏联的垦荒运动其实质在于中苏对抗时期，让中亚承担威慑和对抗中国的功能，使中亚成为对抗前沿[1]。
苏联的生态建设“行政指令化”色彩浓重，缺乏绿色智库的智力支持，导致实施效果不如人意。以斯大林时期的造林运动为例，在未经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列宁时代建立的大批“自然保护区”被改造为林区，其中一些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被破坏；同时大批生态科学家在清洗运动中被迫害。最终造林运动因树木成活率太低而偃旗息鼓[2]。
频发的苏联生态危机激起了群众的不满，敌对势力披着绿色外衣颠覆苏联政权。苏联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由于苏联当局对该事件处理不当，给反苏势力提供了契机，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炉，被绿色政治进攻的苏联政权岌岌可危。
《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苏联生态建设的态度十分温和，并在其他文章中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3]。无论是对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哀叹惋惜，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期待希冀，我们都可以理解。毕竟从20世纪60年代開始，生态马克思主义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尖锐武器。仅有革命的头脑还不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更希望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能够转化为现实。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会答应这些理论家的理论诉求，而苏联糟糕的生态建设又给社会主义抹了黑，履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历史使命自然需要中国来肩负。
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为了增强国家实力，一段时期内采取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已经不容忽视。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对当今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生态”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重要一位，生态问题不再被边缘化。同时，绿色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绿色发展，不容敌对势力的染指，這样才能保证红色政权不被绿化。
二、粉碎绿色资本主义的阴谋、捍卫我国的生态安全需要绿色发展
自社会主义诞生之日起，她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从未停止。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绞杀也未曾间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围剿方式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武装镇压到毛细血管式的“规训与惩罚”（福柯语），从扶植“工人贵族”到解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语）。可以说资本主义越来越狡猾，其对社会主义发动的颜色革命还在继续。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面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绿色资本主义流行开来。绿色资本主义有以下特征。
第一，主张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减少资源的浪费。可是事与愿违，杰文斯悖论表明，改进生产技术确实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但与之相伴的是，自然资源被开采的速度与规模与以往相比有增无减。
第二，主张把生态成本计入生产过程中，试图用市场杠杆来修复被破坏的环境。例如通过为污染行为定价，让资本家支付污染治理费用。然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做法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落实。因为如果通过把生态成本计入商品成本的方法为我们所用的东西定价，这些物品将是十分昂贵的。假定要计算一瓶果汁的成本，我们从哪儿开始呢？是从饮料厂呢，还是从果园呢？仅仅考虑农民种植果子所用设备的环境成本就够了，还是要考虑美国为支配全球石油市场而开辟的战场（以便为设备供油）的环境成本？谁有权威来确立或监管这一计算成本的复杂过程？要是把地理因素考虑进去，就更加复杂了[4]。
一些人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建设做得不错，就提出“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可如果借助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以生态正义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成就是以将污染物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为前提的。如1992年2月8日的《经济学家》刊登时就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让他们（贫困地区人民）吃下污染”[5]。后发展国家，由于基础薄弱，需要发达国家为其提供资金、技术，而发达国家也需要借此机会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缓和国内群众生态诉求与高污染企业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发展依旧需要钢铁、石油产业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剩余价值的来源也依旧是且只能是劳动力。这样，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殖民方式就又多了一种，即绿色殖民或生态殖民。 中国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一方面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度，将生态污染转嫁到其他国家是违背初心的；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则是对生态殖民的有力回击，我们完全可以对“污染转嫁”说不。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迅猛发展，即中国模式，引发全球瞩目。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就是要摒弃以前那种粗放式的经濟增长方式，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变为低碳、环保的绿色产业。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不仅是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升级，也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征途上的重要一环。以往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末端，被其他国家誉为“世界工厂”。绿色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将助力我国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龙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故事”会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会更有竞争力，社会主义的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三、在国际环境问题协商中赢得话语权需要绿色发展
要使我国在全球环境问题协商中更有主动权、更具贡献力，不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就需要我们在国际上赢得绿色话语权。赢得绿色话语权首先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绿色话语。
首先，生态哲学作为绿色话语的哲学基础，其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这一核心问题为线索，生态哲学依次经历了自然（指未被人化的自然）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指人化自然）中心主义（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界对上述理论都有大量的研究，都希望从中汲取营养。而要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话语，就须诉诸“理论内生机制”，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以马克思生态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并借鉴各种绿色生态思潮。本土化、中国化、社会主义化是绿色话语的根。
其次，绿色话语权的获得更源于实践，源于实实在在的绿色发展，源于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事务。只有在互动、参与、互利、共赢中我们的绿色话语权才能为其他国家所承认。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有必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生态治理的经验。北欧国家的生态建设获得了全球的一致好评，这与他们多维度地推进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包括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注重绿色发展的宣传与教育、制定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构建完善的绿色发展法律体系、建立绿色发展机制和相关机构[6]。
我们有必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如2015年我国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如在2015年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2030年單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全球绿色安全问题上是一个敢于担当、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果，向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参与全球环保事务。如现在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我国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清洁能源总投资占比世界第一；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了21.88亿立方米等等。可以说“绿色中国”的形象已初步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侯艾君.中亚垦荒运动及其后果新论[J].俄罗斯研究，2015（6）.
[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Soviet Ecology and the Planetary Crisis[J].Monthly Review，2015（2）.
[3]John Bellamy Foster.Toward a Global Dialogue on Ecology and Marxism——A Brief Response to Chinese Scholars[J].Monthly Review，2013（9）.
[4]刘珍英.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根源[J].理论视野，2014（4）.
[5]陈学明.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6]黄娟，王幸楠.北欧国家绿色发展的实践与启示[J].经济纵横，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