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畜林》是卡尔维诺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它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却与当时其他反映战争的作品迥然不同，描述了一个带有浓厚喜剧氛围的故事，文笔轻快而不浅薄，引人发笑同时又令人深思。纵观整篇小说，无论是场景、人物，还是情节展开方式都给人一種荒诞感，战争仿佛变成了一场反常规的“狂欢”。
　　 一、狂欢的活动空间——树林
　　 “在那扫荡的日子里，树林里像集市一般热闹非凡。”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用“扫荡”和“集市”的强烈反差营造出一种反常规的氛围。扫荡是严酷、血腥、恐怖的，村民因为敌人入侵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不得已才带着自己最值钱的财产——牲畜们逃进了森林。但即使处于这种困境下，生活也得继续，朱阿“在树林深处砍柴”“打算第二天捡蘑菇”，有条不紊地过日子。家畜家禽们也慢慢适应了新环境，“最高兴的莫过于骡子”“猪专拱地”“母鸡栖息在树上，可把松鼠吓坏了”“兔子只好钻进地洞里，有时会遇到咬它们的睡鼠”，村民和牲畜们的到来打破了树林的宁静，让树林染上了生活气息，变得像集市一样热闹。
　　 以上情境的产生都源于树林这个空间的特殊性。首先，树林是一个脱离常轨的生活环境，独立于人类社会，它充当了隔离的屏障，将严峻的现实排斥在外，为人和牲畜提供了暂时性的避难所和桃花源。动物们脑中没有“战争”的概念，不管在哪里，它们就只管跑和跳，在人类眼中至关重要的“意义”“规则”在这个空间中沦为空泛的概念，于是村民身上的社会性也被削弱，生存下去变成了唯一的目标。只有重新回到人类社会——村庄里，战争的阴影才会重新袭上心头。
　　 其次，树林中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解放了人和家畜的生命力，让他们尽情放纵自我、流露本性、宣泄欲望，展现出生命最真实、最原始的一面。朱阿的母牛“花大姐”在村庄里是驯顺而胆怯的，“进入树林，母牛似乎不那么固执了”，从被德国士兵“推着走”到“领”着他前进，反客为主。年轻的胖姑娘“威逼利诱”朱阿时说的“如果你打死德国人，我就嫁给你。要是打死了我的火鸡，我就割断你的脖子。”豪爽泼辣的做派也可以看做朴素生命力的流露。德国兵进入树林后被一只只美丽鲜活的动物迷惑，在追逐动物的过程中逐渐觉得这个树林“简直像诺亚方舟一样”神奇，大自然原始的力量让他忘记了自己德国士兵的身份，渐渐卸下防备，觉得树林里出现家养动物毫不奇怪，于是主动伸手抚摸野猫。这个动作折射出德国兵内心的微妙变化：此时树林营造出的狂欢氛围已让他心中的“平常”与“非常”对调了，殊不知野猫恰恰是树林中本该出现的凶恶野兽，让德国兵丢掉了性命。
　　 二、狂欢中的人物——小丑
　　 小说中有两个最惹人发笑的人物：朱阿和德国兵。作者如此描绘朱阿的肖像：“朱阿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膛黑里透红。他头戴一顶绿色圆锥形毡帽，上面插着根野鸡毛，身着一件带黄色大圆点的衬衣，外罩一件毛背心，圆鼓鼓的肚子上，一条带圆点的红围巾系住了打满蓝色补丁的裤子。”他的动作细节也充满喜剧性和画面感：“朱阿用那两条短腿飞快地跑着，下坡时就像一只滚动的球”“朱阿赶紧躲进门洞，用力向后收缩圆鼓鼓的肚子”。色彩丰富鲜亮的衣着、圆胖笨重的身躯，加上嗜酒和拙劣的枪法种种特征，活脱脱是狂欢节游行队伍中的小丑形象。
　　 作为杀人武器的猎枪在小丑朱阿手中也变成了搞笑的道具：“朱阿手中的猎枪又跳起了塔兰泰拉舞”“手中的猎枪像烤肉的铁叉一样在眼前转动起来”。但这样的朱阿最后却阴差阳错被全村人当做英雄一样欢迎，就像狂欢游行最后被众人怀着取笑的心态“加冕”的“狂欢之王”。这个仪式矮化了“英雄”崇高的身份，将崇高与平庸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内在地包含着朴素的平等意识。
　　 再说德国兵。“他离开了同伴，想独自捞点什么”和“凶狠地踢着门”的行为透露出作为侵略者贪婪无度的掠夺欲望和凶狠的破坏性，后来进入森林追逐牲畜“猴子掰苞谷”一样抓大放小直至送命的行动显得短视而愚蠢。但是，作者特意强调了他的农民身份，“这村子使他回忆起了熟悉的东西和气味。他边走边用鼻子嗅着。扁平的军帽下，一张猪样的黄脸东张西望。”“猪脸”像小丑戴的假面一样喜感，“嗅”的动作又显得平凡，只有扁平的军帽与不合身的制服提醒读者他是“德国鬼子”。这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人们想象中残酷冷血、杀人如麻的法西斯军团，其实大多就是由这些充满私欲的可笑凡人组成的。
　　 至此，“英雄”和“鬼子”被还原回平庸的样子，所谓的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立模糊了，抛去身份不谈，朱阿和德国兵都只是愚蠢平凡的人，都只是被历史的潮流裹挟着行动、身不由己的渺小棋子而已。朱阿想射杀德国兵不是出于正义感，只是想要保护自己和周围人赖以生存的宝贵财产，才拼命挤出了一丝勇气;德国兵也并不纯粹是邪恶的化身，不过是个被卷入战争的农民，想要在战场上顺便中饱私囊的可耻可悲之人。这样对立两方的形象塑造推翻了战争存在的合法性，剥去了人们强行赋予它的种种意义，战争中哪边是正义、哪边是非正义，这样的问题距离底层民众太遥远了，百姓所关心的只有切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具象化为追逐和保卫牲畜们。朱阿对德国兵并不存在杀之而后快的刻骨仇恨，所以才会一再推迟射击时间。
　　 但这种狂欢化中的瞬间平等只能存在于树林这个远离人类社会的特定空间内，树林外世间关于正义与邪恶的评判并未改变。这种轻快美满是饱受战争摧残的读者们需要的精神养分，而作者的一丝悲悯被留在了树林中。
　　 三、狂欢化的情节展开——连环套
　　 有论者总结了《牲畜林》中典型的连环套叙事结构：德国兵先后抓了母牛、猪、羊、火鸡、兔子、鸡六种牲畜，每次抓到牲畜后，首先会引起枪法拙劣的朱阿的反应，让他瞄准并准备打死德国兵;接着会引起牲畜主人的反应，他们知道朱阿拙劣的枪法，担心他打死自己的牲畜而哀求朱阿;哀求导致朱阿射击的延迟，由此给了德国兵去抓下一个牲畜的机会……延迟和重复组成连环套的故事结构，可以一直进行下去。但故事终究要结束，连环套最后以朱阿打死了又老又瘦的老母鸡，德国兵与野猫同归于尽作结。这样连环套式的叙事一步步将故事推向高潮，让荒诞的剧情不断重复，营造出狂欢一般的喜剧效果。 　　 朱阿每一次开枪都被阻止，那为什么最后一次真的开枪时，吉鲁米娜老太太又阻止不了他呢？事实上，之前村民对朱阿的每一次阻拦都可以说是一种“功能性的延迟”，给村中的各色人等创造了展示自我的机会，哭泣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白胡子的老牧羊人、年轻的胖姑娘、满脸雀斑的小女孩、穷老太婆吉鲁米娜轮番上场，表达自己的苦衷，希望朱阿帮他们保住自己的牲畜，因为那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和生活的指望了。这些人物共同拼凑出读者对战争中村民们实际生存状况的认知，让我们品味到一丝苦涩，尤其是青壮年村民的缺席更让人回想起战争的残酷与阴霾。但作者对苦难的表达點到为止，个体的苦难在连环套的叙事结构中被冲淡，因为这些苦难已被太多的文学作品浓墨重彩地书写过了，《牲畜林》通篇的重点并不是苦难，而是荒诞。
　　 其次，连环套的每一环都会有一点细微的变化，德国兵追逐的猎物越变越小。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重复的情节段落虽然普遍出现，但一般不会是简单重复，总是会沿着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小发展，这种变化被卡尔维诺称为“信息的矢量”。这种越来越小的处理不仅是为了凸显德国兵的贪婪和愚蠢，也是为了让朱阿误射牲畜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后的结局更加圆满，以此达成作者写作时追求的轻喜剧式的轻逸效果。
　　 连环套让故事的发展很有规律，充满节奏感，读者跟着连环逻辑逐步前进，轻松愉快地把握了故事的脉络，从中得到一种包含着优越的快感。正如黑格尔所说：“笑就是一种自矜聪明的表现，标志着笑的人够聪明，能认出这种对比或矛盾，而且知道自己比较高明。”朱阿是个蹩脚猎手，却执着地要完成射杀德国兵又不伤及被他抓住的牲畜这一艰难任务，他的无自知之明导致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延迟与最后狂欢的高潮——发现德国兵抓的是即使死了“也没什么关系”的老母鸡，朱阿终于扣下扳机，果不其然几枪都打在老母鸡身上，让无知的德国兵怀疑母鸡会“自我爆炸”，两个小丑的愚蠢相映成趣，各自的缺点暴露无遗。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早就清楚预知了朱阿的失败，于是他蠢笨努力的次数越是叠加，越是验证了读者的“聪明”。
　　 《牲畜林》是一篇伟大的短篇小说，它以卡尔维诺特有的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表现战争，树林这一狂欢化的场景展现了普通百姓与战争存在的距离与隔阂，在和谐的自然背景下战争的意味由严肃变为滑稽;两个主要人物小丑一般的形象颠覆了“英雄”和“鬼子”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一方的差别，由此对战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连环套式的叙事结构将狂欢化的气氛推上顶峰，呈现出荒诞的喜剧效果，传达给读者喜剧精神，即乐观的态度和自省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