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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样板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也有林正谊的说法),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隐隐夜色中的福建厦门海岸,夹着两个篮球,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了作战计划｡
台湾岛大哗,因为这个“逃兵”是台湾大学本科肄业学生,获得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学位,曾被高层领导接见,还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
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自小便独具抱负｡林毅夫少时在家,哥哥姐姐如果需要什么,他就要尽所能去帮忙,反过来也一样｡家庭内部如此,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亦如此,这种教育,是耳濡目染形成的｡“父母兄弟,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后来读书渐多,林毅夫才发现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是儒家的“仁”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形而上的探求,逐渐形成了林毅夫心中的大中华情结｡
林毅夫自小成绩优异,后来考入台湾首屈一指的台湾大学,成绩斐然｡肄业后到金门服役｡他自幼熟读唐诗宋词,隔着金门,对海峡对岸神往已久｡当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撇下妻子与家人,纵身一跳的那一刻,人生传奇已经开始｡
来历不明的学生
1979年5月,林毅夫泅渡来到大陆,经福建辗转到北京读书｡他至今还对北京大学能够接收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学生心存感激｡林毅夫在台湾时曾是样板好青年,学术功底扎实,英语流利｡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经济学硕士的时候,林毅夫以其流利的英语､良好的西方经济学功底在众多的研究生中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舒尔茨1980年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改变林毅夫一生的机遇来了｡他被指派为翻译,其出色的表现以及良好的经济学直觉令舒尔茨大加赞赏｡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在国际崭露头角
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芝加哥大学曾经出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祥地,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同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宽进严出”的典型,每年有1/3的博士生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芝加哥大学｡而林毅夫在同一届30多个博士生中,是唯一一个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而这一切正是他4年不知寒暑只务耕耘的成果｡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林毅夫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第二年在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林毅夫带着妻儿回国(妻子陈云英后从台湾赴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成归国者｡
回国后的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一直到90年代初,林毅夫主要是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是他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也是他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重要阶段｡1990年,他关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问题的论文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论｡从此以后,“中国饥荒”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另一份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组织了研讨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随后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就发表了关于中国饥荒问题的5篇论文,都是针对林毅夫的这篇文章｡
1992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这篇文章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问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名声,使得他被公认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和农业经济学界的新秀｡
但是林毅夫的志趣还在于将学术研究推向纵深｡1995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海龟”通过各种努力,在北京大学､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筹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林毅夫任主任｡当时世界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和罗特·蒙代尔到会祝贺,并做专题学术报告｡今天CCER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大本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林毅夫的许多政策建议也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进入中南海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舆论和精神风貌,并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大批经济人才,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这个特殊的群体开始发挥力量,并渐渐为公众所注意｡林毅夫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林毅夫的研究,多次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影响,甚至2005年5月中心内部举办“CCER中国经济观察”季度研讨会,有关部门还要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去做参考｡去年中央一次高层经济会议上,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亲自参加,总共在座不到十人,林毅夫即赫然在列｡
“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露出欣慰的表情,“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做儿子忠孝难全
林毅夫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出入于中南海,为国家大计献策;在学术上,他是香港科技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担任过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内外兼职不下50个｡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清晰保留着台湾腔的林毅夫总有一种遗憾,那就是20多年来一直未能回到台湾去看望父母｡1995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前后,他的母亲长眠地下,他却未能在榻前尽孝;每一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交流,他都不能参加;后来他的九十高龄父亲去世之际,身为人子的他却未能赴台奔丧,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泪水滚落｡
台湾军方认为林毅夫当年在金门“叛逃”涉嫌“叛国”､“泄露军机”等罪名,最重可以判处4个死刑｡而台湾无党派“立委”陈文茜则要求陈水扁特赦林毅夫,因为林毅夫逃亡的追溯期早已经过了｡一时众说纷纭｡
2002年6月3日,林夫人陈云英搭乘“华航”班机返台,代夫奔丧｡对于这位栋梁之才为何冒险夜泅,台湾媒体至今不解｡虽然在大陆开辟了一片天地,但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父亲“生不能养,死不能送终”,林毅夫感到遗憾深深｡这是他为了两岸早日统一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话,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位学者身上｡
但他的人生境界是达观的,“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为官不是学者的追求
林毅夫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学者｡他认为这是他最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位置｡他曾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有百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百千人服务,有万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万千人服务,追求的是自己能够对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虽然出入于中南海,但做官显然不是林的追求,“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这是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正如司马迁所说,“古来富贵而功名磨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已经成为热门话题,颇有人对林毅夫寄予厚望｡对此,林毅夫很淡然,“我只能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一代人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心愿就是为中国培养出可能获得这个奖项的下一代｡”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全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也是这个目的｡书房里“无道不孤”的横幅,也许能表明林毅夫毕生求索的心迹｡
(据《齐鲁周刊》)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也有林正谊的说法),曾是“台湾明星军官而神秘泅渡到大陆”的｡
1979年5月16日夜,台湾海峡中的金门岛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台湾陆军金门防卫司令部连长林正义看了一眼隐隐夜色中的福建厦门海岸,夹着两个篮球,跳进了海水中｡那一夜,金门全岛紧急大搜索,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了作战计划｡
台湾岛大哗,因为这个“逃兵”是台湾大学本科肄业学生,获得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学位,曾被高层领导接见,还被树为全台湾青年学习的榜样｡
林正义冒死从金门泅渡,成功地登上了大陆,并改名为“林毅夫”｡“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要追求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
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自小便独具抱负｡林毅夫少时在家,哥哥姐姐如果需要什么,他就要尽所能去帮忙,反过来也一样｡家庭内部如此,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单位同事之间,亦如此,这种教育,是耳濡目染形成的｡“父母兄弟,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后来读书渐多,林毅夫才发现这种行为模式也就是儒家的“仁”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形而上的探求,逐渐形成了林毅夫心中的大中华情结｡
林毅夫自小成绩优异,后来考入台湾首屈一指的台湾大学,成绩斐然｡肄业后到金门服役｡他自幼熟读唐诗宋词,隔着金门,对海峡对岸神往已久｡当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撇下妻子与家人,纵身一跳的那一刻,人生传奇已经开始｡
来历不明的学生
1979年5月,林毅夫泅渡来到大陆,经福建辗转到北京读书｡他至今还对北京大学能够接收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学生心存感激｡林毅夫在台湾时曾是样板好青年,学术功底扎实,英语流利｡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经济学硕士的时候,林毅夫以其流利的英语､良好的西方经济学功底在众多的研究生中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舒尔茨1980年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改变林毅夫一生的机遇来了｡他被指派为翻译,其出色的表现以及良好的经济学直觉令舒尔茨大加赞赏｡舒尔茨教授回国后即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退休10年,未再带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入门弟子｡
在国际崭露头角
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芝加哥大学曾经出过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祥地,被公认是经济学的麦加｡同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宽进严出”的典型,每年有1/3的博士生在没有拿到学位的情况下离开芝加哥大学｡而林毅夫在同一届30多个博士生中,是唯一一个4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而这一切正是他4年不知寒暑只务耕耘的成果｡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6年,林毅夫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第二年在任何人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林毅夫带着妻儿回国(妻子陈云英后从台湾赴美),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学成归国者｡
回国后的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一直到90年代初,林毅夫主要是从事中国农业问题的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是他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也是他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重要阶段｡1990年,他关于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问题的论文在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之一《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论｡从此以后,“中国饥荒”成为了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另一份世界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组织了研讨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随后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就发表了关于中国饥荒问题的5篇论文,都是针对林毅夫的这篇文章｡
1992年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这篇文章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问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名声,使得他被公认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和农业经济学界的新秀｡
但是林毅夫的志趣还在于将学术研究推向纵深｡1995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海龟”通过各种努力,在北京大学､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筹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林毅夫任主任｡当时世界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和罗特·蒙代尔到会祝贺,并做专题学术报告｡今天CCER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大本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林毅夫的许多政策建议也受到了高层的重视｡
进入中南海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黄金时期｡国家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去引导社会思潮,影响社会舆论和精神风貌,并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提供智力支持,保证国家的大政方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需要大批经济人才,中国的重新崛起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这个特殊的群体开始发挥力量,并渐渐为公众所注意｡林毅夫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林毅夫的研究,多次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影响,甚至2005年5月中心内部举办“CCER中国经济观察”季度研讨会,有关部门还要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去做参考｡去年中央一次高层经济会议上,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亲自参加,总共在座不到十人,林毅夫即赫然在列｡
“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露出欣慰的表情,“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做儿子忠孝难全
林毅夫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出入于中南海,为国家大计献策;在学术上,他是香港科技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担任过美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内外兼职不下50个｡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清晰保留着台湾腔的林毅夫总有一种遗憾,那就是20多年来一直未能回到台湾去看望父母｡1995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前后,他的母亲长眠地下,他却未能在榻前尽孝;每一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交流,他都不能参加;后来他的九十高龄父亲去世之际,身为人子的他却未能赴台奔丧,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泪水滚落｡
台湾军方认为林毅夫当年在金门“叛逃”涉嫌“叛国”､“泄露军机”等罪名,最重可以判处4个死刑｡而台湾无党派“立委”陈文茜则要求陈水扁特赦林毅夫,因为林毅夫逃亡的追溯期早已经过了｡一时众说纷纭｡
2002年6月3日,林夫人陈云英搭乘“华航”班机返台,代夫奔丧｡对于这位栋梁之才为何冒险夜泅,台湾媒体至今不解｡虽然在大陆开辟了一片天地,但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父亲“生不能养,死不能送终”,林毅夫感到遗憾深深｡这是他为了两岸早日统一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话,竟然在21世纪的今天,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位学者身上｡
但他的人生境界是达观的,“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为官不是学者的追求
林毅夫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学者｡他认为这是他最能对社会有贡献的位置｡他曾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有百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百千人服务,有万千人之能力者应该为万千人服务,追求的是自己能够对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虽然出入于中南海,但做官显然不是林的追求,“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这是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正如司马迁所说,“古来富贵而功名磨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已经成为热门话题,颇有人对林毅夫寄予厚望｡对此,林毅夫很淡然,“我只能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一代人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心愿就是为中国培养出可能获得这个奖项的下一代｡”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全国优秀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也是这个目的｡书房里“无道不孤”的横幅,也许能表明林毅夫毕生求索的心迹｡
(据《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