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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西汉通俗演义〉序》为文本依据,从“通俗演义”的宗旨:发明楚汉故事,考史以广义;史实与虚构辩证关系论;审美心理接受层次说;历史演义的语言论等方面对甄伟的小说理论进行解读。从而为明中叶历史演义小说理论全面繁荣时期的二、三流作家的小说理论研究提供个案。
关键词:创作 演义 审美 历史演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明中叶,即隆庆至万历的五十余年间,随着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兴盛,“种类颇夥,几与《四库》所藏相颉颃”。文学理论中出现了历史小说理论兴盛的局面,晚明的文论家都非常重视小说、戏曲、俚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使小说理论在晚明得到长足的发展。甄伟是晚明历史演义小说作家中的杰出代表,由他编纂的历史演义小说《西汉通俗演义》是两汉系列历史演义小说中优秀的作品。《西汉通俗演义序》涉及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社会作用,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心态、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审美心理,历史演义小说史实与虚构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一 “通俗演义”的宗旨:发明历史故事,考史以广义
中国史书以崇高、典雅、庄重的形态被普通民众拒之于视野之外,经史文字简奥艰深也让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没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普通民众很难理解其中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甄伟认为历史小说应该“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甄伟认为小说的创作目的是“演义”,“义不必演,则此书不必作矣”,而“演义”的根本是看其内容是否通俗,“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这一点在当时的小说理论界是有着共鸣的。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序》中说,“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不通俗而能之乎?”,《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写到:
“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揶于予,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许多历史演义小说的作家都有这种借“演义“来传播历史史实、弘扬史书大义、惩恶扬善的创作目的。例如,余邵余在《春秋列国志传·列国源流总论》中说“春秋列国之事,非浅夫鄙民所能尽知也,邵鱼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氏丘明之传以衍其义,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说“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林翰的《隋唐两朝志传序》说“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齐东野人说“著书立说,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甄伟的“发明历史故事,考史以广义”小说理论是当时创作思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史实与虚构辩证关系论
明代历史小说肩负起了普及历史知识的社会责任,把自己作品的接受主体指向普通的民众,甄伟根据自己个人关于历史的理解“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提出“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的历史小说创作史实与虚构辩证关系论。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小说创作必须涉及的问题:史实与虚构。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崇实派和尚虚派。
关四平先生在《三国演义源流研究》中指出:
“崇实派的理论核心在于,历史演义小说要忠于史实,这有其一定的合理内核,因为历史小说有其特殊性,不能割断它与历史地紧密关系。崇实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尚德,陈继儒,余象斗,毛宗岗,蔡元放等人。尚虚派的理论核心,乃在于强调历史演义小说,不必完全忠实于正史,可以根据作家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的需要去发挥,虚构与创造。尚虚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有熊大木,谢肇,甄伟,袁于令,金丰等人”。
崇实派的代表人物庸愚子(即明弘治间蒋大器)提出“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修髯子(明嘉靖间张尚德)提出“羽翼信史而不违”;清代蔡元放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尚虚派的代表人物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熊大木指出:“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以备参考”;明代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也认为历史演义“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肯定了史书与历史演义小说的性质不同的特点,不能互相替代。明万历间著名文学家谢肇肯定小说的艺术虚构,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杨义先生指出“历史小说创作中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至明万历间仍在小说理论家中间讨论着。”谢肇提出了‘虚实相半’的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甄伟作为明万历间历史小说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他在创作《西汉通俗演义》的时候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虚实创作观念的。在创作的过程中既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同时又注重小说艺术的虚构,因此,甄伟的小说理论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
第一,历史小说虽是小说,但不同于其他题材的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因不满西汉卷“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才有了创作动机,可见,甄伟并未把历史小说简单地看作“不必问其有无”的娱乐之书,从这一点上看,甄伟是要求历史小说尊重历史事实,发挥小说“载道”的功能,他认为《西汉》卷“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可见,甄伟在创作过程中是主张尊重史实的。
第二,甄伟又认为“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又不同意“羽翼信史而不违”,把小说与正史区分得很明显,作为历史小说不同于其他的小说之处就在于,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如果“不必问其有无”、“牵强附会”,也就称不上是历史小说的创作,而是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了,如果“羽翼信史而不违”,“字字句句与史尽合”也就把历史小说看成是史书的普及读物,而放弃了历史小说的独特的文学审美性了。甄伟既看到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形式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认识到历史小说与其他题材的小说的区别。
三 审美心理接受层次说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流动的过程。
甄伟作为小说创作家,将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纳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理论中来。他认为“然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甄伟在这里提出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的审美心理的变化,以及历史小说给读者带来的“缘史以求义”,“博物以通志”的心理提升,这是其他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甄伟不仅注意到了读者心理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的变化,同时还注意到了读者的心理有一个提升的过程。甄伟在序文中提到的“好事者”是对文学作品有期待心理的读者。
1审美心理接受第一层:始而爱乐以遣兴。
明清历史演义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为他人提供娱乐的思想,其他的作家也曾提出过,例如,李大年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明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如果历史演义作家只是本着“娱乐”、“游戏”的创作思想进行创作的话,其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就会不足,其传播历史史实的严肃性也很难达到,小说的发展前景也只能停留在供人娱乐的层面上,甄伟在这一点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娱乐性只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而作家要通过具有娱乐性的小说来达到更深层次的创作目的。
2 审美心理接受第二层:既而缘史以求义。
传播历史知识,弘扬道德教化,鼓吹劝善惩恶,是历史演义小说家共同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动机,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呢?通过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艺术再创作,使读者有阅读的兴趣,进而有求取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的愿望,从而达到提升认识,教化心灵的目的。
3 审美心理接受第三层:博物以通志。
这是历史演义小说接受的最高的层次,也是作者甄伟对于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历来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而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只是供人消遣的文化消遣品而已,甄伟却认为,小说同样可以通过娱乐的手段达到正统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文学作品仅仅停留在娱乐、消遣的欣赏层次上,那么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会仅仅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因为历史小说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因此,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有了“缘史以求义”“博物以通志”的可能,甄伟将自己对于历史的重新思考融入到作品的创作当中,力求“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使普通的民众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增加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历史事件中领悟人生的道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的目的,提升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甄伟对于小说理论的贡献。
四 历史演义的语言论
《三国志演义》运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语体风格,由于“史之文,理微义奥”,普通民众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历史演义小说在“据正史”的创作过程中就要将“理微义奥”的文言转化为“易观易入”的白话,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接受。然而,由于历史演义小说是以正史为基础创作而成的,又不能完全地摒弃文言的影响,况且文言精炼、传神、简洁、含蓄等叙事特点,也是白话语言所无法代替的,因此,“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就成为甄伟对于历史小说语言特点的认识。
甄伟在《序》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演义小说应具有的语言特色:
“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
“通俗演义”不言自喻是以“通俗”推演“义理”。甄伟对于“通俗”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从语言上来看,通俗的语言是为了更易于为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但是通俗的语言不同于“支离鄙俚”的语言,应做到“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潜而不乖于理”,语言可以“俗”,可以“浅”,但应做到演义,通理。
在《西汉通俗演义》中甄伟“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西汉通俗演义》用了各种类型的古代文体,如书、诏、表等,其中书有28篇、诏有13篇、表有11篇、歌有7首、诗4首,还有祝文、檄文各2篇,以及奏、疏、渝文、戒谕、图本各1篇。”这些模仿汉作的诏表辞赋,不仅营造了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使情节的发展更加的合理,同时也为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雅俗共赏提供了范本。
综上所述,甄伟在晚明小说理论兴盛的文学潮流中,虽算不上是小说理论创作的佼佼者,但也是小说理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是晚明小说创作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份子。
参考文献:
[1] 黄人:《小说小话》,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2]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谢肇:《五杂俎》卷十五《事部》,黄霖等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范丽华:《〈西汉通俗演义〉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6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作者简介:高岩,女,1980—,黑龙江绥化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绥化学院。
关键词:创作 演义 审美 历史演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明中叶,即隆庆至万历的五十余年间,随着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兴盛,“种类颇夥,几与《四库》所藏相颉颃”。文学理论中出现了历史小说理论兴盛的局面,晚明的文论家都非常重视小说、戏曲、俚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使小说理论在晚明得到长足的发展。甄伟是晚明历史演义小说作家中的杰出代表,由他编纂的历史演义小说《西汉通俗演义》是两汉系列历史演义小说中优秀的作品。《西汉通俗演义序》涉及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社会作用,创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心态、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审美心理,历史演义小说史实与虚构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一 “通俗演义”的宗旨:发明历史故事,考史以广义
中国史书以崇高、典雅、庄重的形态被普通民众拒之于视野之外,经史文字简奥艰深也让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没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普通民众很难理解其中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甄伟认为历史小说应该“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甄伟认为小说的创作目的是“演义”,“义不必演,则此书不必作矣”,而“演义”的根本是看其内容是否通俗,“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这一点在当时的小说理论界是有着共鸣的。可一居士在《醒世恒言序》中说,“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不通俗而能之乎?”,《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写到:
“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揶于予,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许多历史演义小说的作家都有这种借“演义“来传播历史史实、弘扬史书大义、惩恶扬善的创作目的。例如,余邵余在《春秋列国志传·列国源流总论》中说“春秋列国之事,非浅夫鄙民所能尽知也,邵鱼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氏丘明之传以衍其义,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说“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林翰的《隋唐两朝志传序》说“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齐东野人说“著书立说,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甄伟的“发明历史故事,考史以广义”小说理论是当时创作思想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史实与虚构辩证关系论
明代历史小说肩负起了普及历史知识的社会责任,把自己作品的接受主体指向普通的民众,甄伟根据自己个人关于历史的理解“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提出“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的历史小说创作史实与虚构辩证关系论。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小说创作必须涉及的问题:史实与虚构。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崇实派和尚虚派。
关四平先生在《三国演义源流研究》中指出:
“崇实派的理论核心在于,历史演义小说要忠于史实,这有其一定的合理内核,因为历史小说有其特殊性,不能割断它与历史地紧密关系。崇实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尚德,陈继儒,余象斗,毛宗岗,蔡元放等人。尚虚派的理论核心,乃在于强调历史演义小说,不必完全忠实于正史,可以根据作家创作意图与艺术效果的需要去发挥,虚构与创造。尚虚派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有熊大木,谢肇,甄伟,袁于令,金丰等人”。
崇实派的代表人物庸愚子(即明弘治间蒋大器)提出“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修髯子(明嘉靖间张尚德)提出“羽翼信史而不违”;清代蔡元放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尚虚派的代表人物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熊大木指出:“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以备参考”;明代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也认为历史演义“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肯定了史书与历史演义小说的性质不同的特点,不能互相替代。明万历间著名文学家谢肇肯定小说的艺术虚构,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杨义先生指出“历史小说创作中史实与虚构的关系,至明万历间仍在小说理论家中间讨论着。”谢肇提出了‘虚实相半’的历史小说创作的理论,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
甄伟作为明万历间历史小说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待历史演义小说,反对照搬历史,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
他在创作《西汉通俗演义》的时候是有着自己明确的虚实创作观念的。在创作的过程中既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同时又注重小说艺术的虚构,因此,甄伟的小说理论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
第一,历史小说虽是小说,但不同于其他题材的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因不满西汉卷“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才有了创作动机,可见,甄伟并未把历史小说简单地看作“不必问其有无”的娱乐之书,从这一点上看,甄伟是要求历史小说尊重历史事实,发挥小说“载道”的功能,他认为《西汉》卷“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可见,甄伟在创作过程中是主张尊重史实的。
第二,甄伟又认为“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又不同意“羽翼信史而不违”,把小说与正史区分得很明显,作为历史小说不同于其他的小说之处就在于,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如果“不必问其有无”、“牵强附会”,也就称不上是历史小说的创作,而是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了,如果“羽翼信史而不违”,“字字句句与史尽合”也就把历史小说看成是史书的普及读物,而放弃了历史小说的独特的文学审美性了。甄伟既看到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形式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认识到历史小说与其他题材的小说的区别。
三 审美心理接受层次说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流动的过程。
甄伟作为小说创作家,将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纳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理论中来。他认为“然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甄伟在这里提出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的审美心理的变化,以及历史小说给读者带来的“缘史以求义”,“博物以通志”的心理提升,这是其他的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甄伟不仅注意到了读者心理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的变化,同时还注意到了读者的心理有一个提升的过程。甄伟在序文中提到的“好事者”是对文学作品有期待心理的读者。
1审美心理接受第一层:始而爱乐以遣兴。
明清历史演义作家以自己的创作为他人提供娱乐的思想,其他的作家也曾提出过,例如,李大年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明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如果历史演义作家只是本着“娱乐”、“游戏”的创作思想进行创作的话,其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就会不足,其传播历史史实的严肃性也很难达到,小说的发展前景也只能停留在供人娱乐的层面上,甄伟在这一点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娱乐性只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手段,而作家要通过具有娱乐性的小说来达到更深层次的创作目的。
2 审美心理接受第二层:既而缘史以求义。
传播历史知识,弘扬道德教化,鼓吹劝善惩恶,是历史演义小说家共同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动机,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呢?通过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艺术再创作,使读者有阅读的兴趣,进而有求取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的愿望,从而达到提升认识,教化心灵的目的。
3 审美心理接受第三层:博物以通志。
这是历史演义小说接受的最高的层次,也是作者甄伟对于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历来被排斥于正统文学之外,而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只是供人消遣的文化消遣品而已,甄伟却认为,小说同样可以通过娱乐的手段达到正统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文学作品仅仅停留在娱乐、消遣的欣赏层次上,那么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会仅仅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因为历史小说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因此,历史小说的创作,就有了“缘史以求义”“博物以通志”的可能,甄伟将自己对于历史的重新思考融入到作品的创作当中,力求“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使普通的民众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增加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从而在历史事件中领悟人生的道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的目的,提升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甄伟对于小说理论的贡献。
四 历史演义的语言论
《三国志演义》运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语体风格,由于“史之文,理微义奥”,普通民众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历史演义小说在“据正史”的创作过程中就要将“理微义奥”的文言转化为“易观易入”的白话,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接受。然而,由于历史演义小说是以正史为基础创作而成的,又不能完全地摒弃文言的影响,况且文言精炼、传神、简洁、含蓄等叙事特点,也是白话语言所无法代替的,因此,“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就成为甄伟对于历史小说语言特点的认识。
甄伟在《序》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演义小说应具有的语言特色:
“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
“通俗演义”不言自喻是以“通俗”推演“义理”。甄伟对于“通俗”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从语言上来看,通俗的语言是为了更易于为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但是通俗的语言不同于“支离鄙俚”的语言,应做到“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潜而不乖于理”,语言可以“俗”,可以“浅”,但应做到演义,通理。
在《西汉通俗演义》中甄伟“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西汉通俗演义》用了各种类型的古代文体,如书、诏、表等,其中书有28篇、诏有13篇、表有11篇、歌有7首、诗4首,还有祝文、檄文各2篇,以及奏、疏、渝文、戒谕、图本各1篇。”这些模仿汉作的诏表辞赋,不仅营造了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使情节的发展更加的合理,同时也为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雅俗共赏提供了范本。
综上所述,甄伟在晚明小说理论兴盛的文学潮流中,虽算不上是小说理论创作的佼佼者,但也是小说理论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是晚明小说创作理论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份子。
参考文献:
[1] 黄人:《小说小话》,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
[2]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谢肇:《五杂俎》卷十五《事部》,黄霖等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范丽华:《〈西汉通俗演义〉研究》,福建师范大学, 2006年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作者简介:高岩,女,1980—,黑龙江绥化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绥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