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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作者，沈从文是独一无二的。现代文学里，能疏政治而亲人性，在作品中表现一种原始的健全的人性，带给我们一个诗意世界的，那一定非沈从文莫属。本文从沈从文的生平、创作道路以及代表作《边城》的分析，来探究其文学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京派;诗意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国的作家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结尾中也写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这里，“诗意”并不一定就是面对冷漠现实而无可奈何地归隐心灵，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为自己留一片心灵的静土，独自感受内心的澄澈和安宁。纵观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大部分的作家都着力配合当时的社会，重在表现处在水深活热中的中华民族和他的子民。如果说现代文学里，能疏政治而亲人性，在作品中表现一种原始的健全的人性，带给我们一个诗意世界的，那一定非沈从文莫属。
京派文学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主要成员有：废名、林庚、沈从文、李健吾、萧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朱光潜等。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接近。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文学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多写乡土中国的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一、沈从文的生平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出生在湖南凤凰的一个军人家庭，原名沈岳焕。曾祖母和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身上流着湘西边地军人和少数民族的血液，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最基本的影响。就有故乡的紧密程度而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沈从文这样的情况比较罕见，出生在地处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的凤凰小城。6岁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入伍，此后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辗转于湘川黔和沅水流域，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他当过兵、班长、司书、书记等，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受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反促使他以后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沈从文在湘西的生活经验，还使他从小就形成了对于自然和日常认识的亲近之感，并且从这种带有强烈兴趣的亲近之中，获得了对自己的特殊教育。
二、创作道路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创作最丰盛的时候在30年代。他一生中的30多个集子大都出于这个时期。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及其他许多优秀短篇，则标志着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他小说创作的主题高扬着道德意识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对照的两个文学世界：第一类是写城市与知识阶级的，（代表作品《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某夫妇》《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第二类是写乡村与抹布阶级（代表作品《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最成功的有《柏子》《会明》《灯》《丈夫》等篇，在对“乡下人”性格特征的展现中，对湘西乡村儿女人生悲喜剧进行了价值重估。
三、代表作《边城》的复杂意蕴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深刻体现了其小说意蕴的复杂性。《边城》的美可以理解为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统一。以《边城》为基点，将读者引进景色诡异、气象万千的湘西自然世界，因此早年历史的湘西，在沈从文情感的浸润与理想的修饰下已成为艺术化、神圣化了的世界。有人说《边城》像一个长卷。其实像一套二十一开的册页，每一节都自成首尾，而又一气贯注。《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迄，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小说的象征意蕴也值得探究。比如小说里只方头渡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而白塔则象征着民风淳朴、仁义道德的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爷爷是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同時也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风雨之夜，雷雨坍塌了屋后的白塔，也冲走了渡船。老船夫就在着雷雨将息的时候离开了翠翠。“一切要来的都得来”，这位善良正直，总是执拗地把钱退还给乘客，还要塞上一点荼峒上等烟草，然后陶醉在内心喜悦之中的老船夫在种种纷争中远去了。在翠翠的婚事上，他的心头总是横梗着女儿惨死的情景，他固执的认为“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这种对翠翠婚事的担优最终成为他精神崩溃，悲惨死去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并不知道翠翠原比她母亲坚强。母亲的凄楚之死，天保的不测之死，爷爷的神秘之死，以及二老的负气离去，翠翠在着接踵而至的“死”的叹息里，倍加珍惜“生”的价值。
沈从文要将祖父未曾有过的“自主”赋予翠翠的生命中，他终于独守渡船，满怀期待：有一天，这条船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有一天，河的对岸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她的爱情没有被风雨吹折，相反，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地方选择。“到了冬天，那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荼峒来。”
小说里也说了，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不回来。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但翠翠依然在期待，这期待本身就孕育着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认可。
总的来说，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追求小说的抒情性，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特色。他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情绪对于创作的作用，小说中带有很强的写实性，是对人生生存状态的描写，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把握。语言上杂糅了古典文学的句式，又提炼湘西方言基础，既有浅近文言的简约凝练，又有口语的生动活泼。古朴简约的语言，自由、随物赋形的结构，意蕴丰富的意境，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意的文学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京派;诗意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国的作家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结尾中也写到：“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这里，“诗意”并不一定就是面对冷漠现实而无可奈何地归隐心灵，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为自己留一片心灵的静土，独自感受内心的澄澈和安宁。纵观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大部分的作家都着力配合当时的社会，重在表现处在水深活热中的中华民族和他的子民。如果说现代文学里，能疏政治而亲人性，在作品中表现一种原始的健全的人性，带给我们一个诗意世界的，那一定非沈从文莫属。
京派文学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主要成员有：废名、林庚、沈从文、李健吾、萧乾、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朱光潜等。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接近。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文学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多写乡土中国的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
一、沈从文的生平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出生在湖南凤凰的一个军人家庭，原名沈岳焕。曾祖母和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身上流着湘西边地军人和少数民族的血液，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了最基本的影响。就有故乡的紧密程度而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沈从文这样的情况比较罕见，出生在地处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的凤凰小城。6岁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入伍，此后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辗转于湘川黔和沅水流域，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素材。他当过兵、班长、司书、书记等，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受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反促使他以后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沈从文在湘西的生活经验，还使他从小就形成了对于自然和日常认识的亲近之感，并且从这种带有强烈兴趣的亲近之中，获得了对自己的特殊教育。
二、创作道路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创作最丰盛的时候在30年代。他一生中的30多个集子大都出于这个时期。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及其他许多优秀短篇，则标志着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他小说创作的主题高扬着道德意识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对照的两个文学世界：第一类是写城市与知识阶级的，（代表作品《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某夫妇》《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第二类是写乡村与抹布阶级（代表作品《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最成功的有《柏子》《会明》《灯》《丈夫》等篇，在对“乡下人”性格特征的展现中，对湘西乡村儿女人生悲喜剧进行了价值重估。
三、代表作《边城》的复杂意蕴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深刻体现了其小说意蕴的复杂性。《边城》的美可以理解为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统一。以《边城》为基点，将读者引进景色诡异、气象万千的湘西自然世界，因此早年历史的湘西，在沈从文情感的浸润与理想的修饰下已成为艺术化、神圣化了的世界。有人说《边城》像一个长卷。其实像一套二十一开的册页，每一节都自成首尾，而又一气贯注。《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迄，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小说的象征意蕴也值得探究。比如小说里只方头渡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而白塔则象征着民风淳朴、仁义道德的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爷爷是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同時也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风雨之夜，雷雨坍塌了屋后的白塔，也冲走了渡船。老船夫就在着雷雨将息的时候离开了翠翠。“一切要来的都得来”，这位善良正直，总是执拗地把钱退还给乘客，还要塞上一点荼峒上等烟草，然后陶醉在内心喜悦之中的老船夫在种种纷争中远去了。在翠翠的婚事上，他的心头总是横梗着女儿惨死的情景，他固执的认为“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这种对翠翠婚事的担优最终成为他精神崩溃，悲惨死去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并不知道翠翠原比她母亲坚强。母亲的凄楚之死，天保的不测之死，爷爷的神秘之死，以及二老的负气离去，翠翠在着接踵而至的“死”的叹息里，倍加珍惜“生”的价值。
沈从文要将祖父未曾有过的“自主”赋予翠翠的生命中，他终于独守渡船，满怀期待：有一天，这条船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有一天，河的对岸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她的爱情没有被风雨吹折，相反，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地方选择。“到了冬天，那坍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荼峒来。”
小说里也说了，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不回来。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但翠翠依然在期待，这期待本身就孕育着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以及对生命价值的认可。
总的来说，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追求小说的抒情性，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特色。他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情绪对于创作的作用，小说中带有很强的写实性，是对人生生存状态的描写，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把握。语言上杂糅了古典文学的句式，又提炼湘西方言基础，既有浅近文言的简约凝练，又有口语的生动活泼。古朴简约的语言，自由、随物赋形的结构，意蕴丰富的意境，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意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