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民工潮还是迁徙潮，大多有着从小村镇移向大城市、从内陆地区移去沿海地区的大趋势，这一趋势亦被认识为城镇化趋势。但从上世纪90年代始，随着内陆地区的历史资源、能源资源的开发，随之而来带动了当地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同时还伴之以一定程度的“反现代化”城镇化趋势，相当数量的人逆大潮流而动，反而从沿海大城市逆向迁徙去西部的小城镇谋求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诉求。而丽江，这座1997年底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也成为了迁向内陆中国的那些生意人和反现代化群体人们的最佳选择之一，而在这背后带来的却是历史文化资源背后颇为复杂的政治经济观念冲突，以及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博弈、共存和发展的关系。
　　就此问题，俄勒冈大学地理系助教授苏晓波在今年7月的《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上发表了《迁向内陆中国：文物遗产资源背后的家、游戏与政治》（Moving to Peripheral China： Home， 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Built Heritage）一文。文章以人类学访谈、田野调查的方式考察了数十名移居丽江时间长短不一的生意人、移居者，试图厘清这些外来者的身份认同、外来者所带来的旅游资本与本地的地方性资源之间的矛盾，乃至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
　　苏晓波教授认为，外来人群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类是看重了丽江等内陆中国城镇的旅游商机的外来生意人，另一类则是为了追求自由、舒适、传统和反现代化大都市的城市移民，当然对于后者来说，为了能维持生计，也会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是对于整个外来群体来说，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自身的身份始终处于一个极端不明晰的状态，对于生意人来讲，他们本身并无成为本土人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但是对于希望长期定居于此的外来者来讲，他们一方面并不会把自己原来的所在地当成是家，但同时也无法在新移居的地方找到来自于社群、文化上的认同。这种“家”的认同来自于文化（移民新身份的建构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经济（谋利或谋生的可能性）两个层面，这就牵涉到了社会经济转型背后的地方在处理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政治”。
　　由于地方政府所秉持的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作风，使得本地人所拥有的城市景区文物建筑的产权与由外来人所带来的服务型旅游资本之间的界限极为不明晰，在当地文化和政府的惯习和默许内，商业合同的约束性大打折扣，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限制了外来者的现代化语境下的法律权利，外来者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克制和转移自身的权利，以获得在新移民语境下的生存空间，而唯一使得外来者可以与本地人和地方政府平衡的就是政府和本地人所不具备的管理才能、资本和商业头脑。但是经过多年的博弈与妥协，在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已经存在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和可被接受的中间地带，这也是这场有一定规模的逆向移民潮所带来的一种新型“政治”。 （文/阿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