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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血研所的CAR-T是在2016年自主研发的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免疫细胞疗法，这是中国在包括白血病在内的癌症治疗上的一项重要突破
“我以为自己肯定不行了，但是CAR-T疗法把我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50多岁的梁伯（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下简称“急淋”）复发，在转辗多家医院尝试各种治疗无果后，经人推荐来到了位于天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以下简称天津血研所），尝试CAR-T治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治疗后两周的检查结果显示：梁伯体内已经找不到肿瘤细胞了。
“一般来说，肉眼能看到的肿瘤细胞数量小于5%就算治疗效果明显、病情得到缓解。而他的情况是，就连敏感度在万分之一的基因学检测都没发现任何肿瘤细胞。”天津血研所主任医师魏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普通人或许不了解，CAR-T对于治疗癌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白血病为例，尽管骨髓移植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但患者接受移植并达到良好疗效的前提是病情得到深度缓解。而复发难治的急淋患者通常都是危急病人，病情很难控制，常常等不到接受移植或其他治疗机会。
“我当时不只血液系统有肿瘤，就连中枢神经系统也被侵犯了。别的医院化疗药、放疗和靶向药全都试过，病情根本控制不住。”梁伯说。
尽管CAR-T技术是近年来的研究大热门，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而天津血研所的CAR-T则是在2016年自主研发的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免疫细胞疗法。此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又称301医院）也在CAR-T治疗方面有所突破。
中国在CAR-T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打破了国际医学的领先研究长期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常态。
这意味着，中国在包括白血病在内的癌症治疗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人自己的CAR-T
尽管CAR-T不一定能治愈癌症，但对于某些急性的患者，这种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病情，为其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实际上，癌症的传统非特异性治疗虽然也可以收到显著效果，但这种好坏细胞一起被摧毁的治疗势必会对患者身体带来不小的伤害。
CAR-T技术的原理则是：通过提取患者自身T细胞，并对其进行一系列基因改造，生成一种可以精准识别癌细胞的CAR-T细胞，再将这种装上“GPS”导航的超级武器回输到患者体内，不仅可以避免传统疗法的“狂轰乱炸”，还能精准有效地消灭癌细胞。
这一被科学界顶级杂志《Science》列为2013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被称作“癌症终极疗法”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近年来正在引领着一场癌症治疗的新风暴。
CAR-T治疗主要适用于肿瘤患者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预防以及无法手术或无法承受放化疗副作用的肿瘤患者。
2016年春天，为了让这一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项目尽早实现产业化发展，该技术正式落户天津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天津血研所副所院长王建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目前为止天津血研所已经应用CAR-T免疫细胞技术对数位患者进行了治疗，“目前来看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都很不错。”
他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将这一技术成功转化为治疗药物迈进市场，未来将推至全国，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使用相同疗法的治疗成本也将会降低70%以上。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针对CAR-T的研发公司，但大多属于片段式研发，且研发带头人大多有国外实验室工作背景，在今后产业化时很有可能遇到国外公司侵权诉讼的情况，而我们此次合作是基于CAR-T免疫细胞疗法的全链条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吴明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史无前例的白血病大调查
无论任何一种疾病，除了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摸清发病规律也是提早预防、降低发病、改善预后的重要手段。
于是，上世纪80年代，天津血研所组织全国各地的血液科专家对中国白血病流行病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性研究。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进行一项疾病调查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都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的摸底分析。我们现在在国际交流上所使用的仍然还是30年前所采集的这个数据。”天津血研所白血病诊疗中心副主任秘营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个调查是极具意义的。
掌握准确的发病率，不仅可以估算出中国每年的新发病例数，还可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高危因素，特别是环境因素，方便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根据准确的发病统计测算出一个地区未来的患者数量，从而决定医疗资源与医保政策的設置，可以说流行病学调查对于后续卫生政策的制定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实际上，白血病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它会根据发病来源和急缓程度又被划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四类。由于学术上习惯将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称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因此这四种白血病也被简称为急淋、急髓、慢淋和慢粒。
而患者一旦被确诊为白血病，医生首先要对其进行疾病分型，根据其细胞类型、染色体状态、癌基因表达情况等因素，判断其属于哪一类型的患者，然后再结合其身体状况制订专属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上世纪60年代，天津血研所就通过白血病病例的临床特征、细胞形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发现了一类介于急性和慢性白血病之间，又称为亚急性白血病的分型。 “国际上在近20年后通过染色体分析证实，在该类亚急性白血病中有一些患者会出现8号和21号染色体移位，而我们的专家仅靠疾病的细胞形态学特点就将这一类型认定出来了。”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
据了解，中国目前急髓患者约占到50%，急淋和慢粒约各有25%，慢淋相对较少。王建祥指出，虽然中国大多数患者都属于来势凶猛的急性白血病，但由于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患者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白血病治疗的中国探索
中国最早在白血病治疗药物上的突破也来自于天津血研所。
上世纪50年代末，就像屠呦呦从中医药方中发现黄花蒿对疟疾的疗效并提取出青蒿素一样，天津血研所的医生们在中药里发现一种名为青黛的药物对慢粒治疗具有明显效果，并进一步从中分离合成出中国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靛玉红。
后来，在白血病治疗中，中国作出了许多独特的探索。
以儿童中最为常见的急淋为例，有90%以上的急淋患儿可以通过化疗得到治愈；另外作为急髓中的一种，90%以上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都可以通过“砒霜治疗”实现治愈。
“中国人在白血病治疗领域里创造了很多经典。其中‘砒霜治疗’和亲属间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成为国际领先的治疗技术。”301医院血液科主任刘代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世界有接近半数的白血病都可以得到治愈。
2015年9月，中国血液病专家、83岁的张亭栋获得了2015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作为砒霜治疗白血病的奠基人，张亭栋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并确认：传统中药砒霜中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对于APL患者具有极佳的治疗效果。目前砷剂已经成为全球治疗APL白血病的标准药物之一。
至于亲属间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则更是颠覆了固有的移植理念，为白血病患者扫清了供体障碍。传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要求供者与患者之间的HLA（即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完全相合，而这一概率在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姐妹间仅为25%。如果没有全相合的亲属，骨髓库则成为这些人最后的希望。然而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间，配型相合几率低，供者查询准备时间长，治疗时机上无法满足急需移植病人的需要。
“所谓单倍体移植，即只要家族中两代以内的亲属配型相合度在一半以上，都可以成为供体。几乎需要移植的病人人人都可以找到亲属供体。”刘代红解释说，不但父母与子女可以互为供者，甚至是姑表堂亲，都有机会成为患者供体。
在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内的中国大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单倍体移植已经可以做到与全相合移植十分接近的疗效。
“很多人都认为白血病是绝症，其实只要治疗得当，白血病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王建祥表示，中国拥有国际最先进的白血病治疗技术，全国有一半甚至以上的白血病患者都能实现彻底治愈。
拿出全球信服的中国数据
经过几代血液医生数十年的努力，中国血液病治疗经历了从“落后”到“先进”，从“模仿”到“原创”，从“空白”到“超越”的成绩。
在王建祥看来，虽然中国的白血病治疗效果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若想真正获得世界认可，起到引领作用，必须遵循规范治疗和科学严谨的临床研究路径。
“首先要确保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一个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设计的临床研究方案，否则就会被别人指责证据不够充分，结果不可信。”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国外每进行一项临床研究，都会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进行专门的方案设计与数据收集，并在执行过程中安排专人进行各种质量监察、信息整理分析。
而中国血液病治疗水平尽管很高，医生们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治病救人，很少真正从研究角度出发去思考学科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拿出来很漂亮的治疗数据，但由于整个路径不完全符合国际临床研究的规范操作，所以很难取得外国同行的信服。”王建祥说。
2011年起，天津血研所建立了一套中國白血病临床研究体系——其研究室与临床和基础科研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疾病的基础生物学认识及治疗靶点作了很多联合研究。
“我们希望能探索出更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也能摸索建立一条符合国际规范的研究路径。”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天津血研所的研究成果不仅被中国白血病治疗指南采用，同时也被国家卫计委制定的白血病治疗临床路径所采纳。
王建祥强调，中国一定要建立起来规范科学的临床研究体系，只有这样，拿出来的临床结果才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
“我以为自己肯定不行了，但是CAR-T疗法把我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50多岁的梁伯（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以下简称“急淋”）复发，在转辗多家医院尝试各种治疗无果后，经人推荐来到了位于天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以下简称天津血研所），尝试CAR-T治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治疗后两周的检查结果显示：梁伯体内已经找不到肿瘤细胞了。
“一般来说，肉眼能看到的肿瘤细胞数量小于5%就算治疗效果明显、病情得到缓解。而他的情况是，就连敏感度在万分之一的基因学检测都没发现任何肿瘤细胞。”天津血研所主任医师魏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普通人或许不了解，CAR-T对于治疗癌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以白血病为例，尽管骨髓移植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但患者接受移植并达到良好疗效的前提是病情得到深度缓解。而复发难治的急淋患者通常都是危急病人，病情很难控制，常常等不到接受移植或其他治疗机会。
“我当时不只血液系统有肿瘤，就连中枢神经系统也被侵犯了。别的医院化疗药、放疗和靶向药全都试过，病情根本控制不住。”梁伯说。
尽管CAR-T技术是近年来的研究大热门，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而天津血研所的CAR-T则是在2016年自主研发的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免疫细胞疗法。此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又称301医院）也在CAR-T治疗方面有所突破。
中国在CAR-T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打破了国际医学的领先研究长期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常态。
这意味着，中国在包括白血病在内的癌症治疗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中国人自己的CAR-T
尽管CAR-T不一定能治愈癌症，但对于某些急性的患者，这种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病情，为其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实际上，癌症的传统非特异性治疗虽然也可以收到显著效果，但这种好坏细胞一起被摧毁的治疗势必会对患者身体带来不小的伤害。
CAR-T技术的原理则是：通过提取患者自身T细胞，并对其进行一系列基因改造，生成一种可以精准识别癌细胞的CAR-T细胞，再将这种装上“GPS”导航的超级武器回输到患者体内，不仅可以避免传统疗法的“狂轰乱炸”，还能精准有效地消灭癌细胞。
这一被科学界顶级杂志《Science》列为2013年十大科学突破之首、被称作“癌症终极疗法”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近年来正在引领着一场癌症治疗的新风暴。
CAR-T治疗主要适用于肿瘤患者术后复发和转移的预防以及无法手术或无法承受放化疗副作用的肿瘤患者。
2016年春天，为了让这一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项目尽早实现产业化发展，该技术正式落户天津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天津血研所副所院长王建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目前为止天津血研所已经应用CAR-T免疫细胞技术对数位患者进行了治疗，“目前来看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都很不错。”
他告诉本刊记者，一旦将这一技术成功转化为治疗药物迈进市场，未来将推至全国，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生命，使用相同疗法的治疗成本也将会降低70%以上。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针对CAR-T的研发公司，但大多属于片段式研发，且研发带头人大多有国外实验室工作背景，在今后产业化时很有可能遇到国外公司侵权诉讼的情况，而我们此次合作是基于CAR-T免疫细胞疗法的全链条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吴明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史无前例的白血病大调查
无论任何一种疾病，除了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摸清发病规律也是提早预防、降低发病、改善预后的重要手段。
于是，上世纪80年代，天津血研所组织全国各地的血液科专家对中国白血病流行病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性研究。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进行一项疾病调查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都很难再复制一次类似的摸底分析。我们现在在国际交流上所使用的仍然还是30年前所采集的这个数据。”天津血研所白血病诊疗中心副主任秘营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个调查是极具意义的。
掌握准确的发病率，不仅可以估算出中国每年的新发病例数，还可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高危因素，特别是环境因素，方便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根据准确的发病统计测算出一个地区未来的患者数量，从而决定医疗资源与医保政策的設置，可以说流行病学调查对于后续卫生政策的制定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实际上，白血病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它会根据发病来源和急缓程度又被划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四类。由于学术上习惯将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称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因此这四种白血病也被简称为急淋、急髓、慢淋和慢粒。
而患者一旦被确诊为白血病，医生首先要对其进行疾病分型，根据其细胞类型、染色体状态、癌基因表达情况等因素，判断其属于哪一类型的患者，然后再结合其身体状况制订专属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上世纪60年代，天津血研所就通过白血病病例的临床特征、细胞形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发现了一类介于急性和慢性白血病之间，又称为亚急性白血病的分型。 “国际上在近20年后通过染色体分析证实，在该类亚急性白血病中有一些患者会出现8号和21号染色体移位，而我们的专家仅靠疾病的细胞形态学特点就将这一类型认定出来了。”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
据了解，中国目前急髓患者约占到50%，急淋和慢粒约各有25%，慢淋相对较少。王建祥指出，虽然中国大多数患者都属于来势凶猛的急性白血病，但由于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患者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白血病治疗的中国探索
中国最早在白血病治疗药物上的突破也来自于天津血研所。
上世纪50年代末，就像屠呦呦从中医药方中发现黄花蒿对疟疾的疗效并提取出青蒿素一样，天津血研所的医生们在中药里发现一种名为青黛的药物对慢粒治疗具有明显效果，并进一步从中分离合成出中国自主研发的国家一类抗癌新药靛玉红。
后来，在白血病治疗中，中国作出了许多独特的探索。
以儿童中最为常见的急淋为例，有90%以上的急淋患儿可以通过化疗得到治愈；另外作为急髓中的一种，90%以上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都可以通过“砒霜治疗”实现治愈。
“中国人在白血病治疗领域里创造了很多经典。其中‘砒霜治疗’和亲属间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已经成为国际领先的治疗技术。”301医院血液科主任刘代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全世界有接近半数的白血病都可以得到治愈。
2015年9月，中国血液病专家、83岁的张亭栋获得了2015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作为砒霜治疗白血病的奠基人，张亭栋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并确认：传统中药砒霜中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对于APL患者具有极佳的治疗效果。目前砷剂已经成为全球治疗APL白血病的标准药物之一。
至于亲属间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则更是颠覆了固有的移植理念，为白血病患者扫清了供体障碍。传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要求供者与患者之间的HLA（即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完全相合，而这一概率在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姐妹间仅为25%。如果没有全相合的亲属，骨髓库则成为这些人最后的希望。然而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间，配型相合几率低，供者查询准备时间长，治疗时机上无法满足急需移植病人的需要。
“所谓单倍体移植，即只要家族中两代以内的亲属配型相合度在一半以上，都可以成为供体。几乎需要移植的病人人人都可以找到亲属供体。”刘代红解释说，不但父母与子女可以互为供者，甚至是姑表堂亲，都有机会成为患者供体。
在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在内的中国大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单倍体移植已经可以做到与全相合移植十分接近的疗效。
“很多人都认为白血病是绝症，其实只要治疗得当，白血病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王建祥表示，中国拥有国际最先进的白血病治疗技术，全国有一半甚至以上的白血病患者都能实现彻底治愈。
拿出全球信服的中国数据
经过几代血液医生数十年的努力，中国血液病治疗经历了从“落后”到“先进”，从“模仿”到“原创”，从“空白”到“超越”的成绩。
在王建祥看来，虽然中国的白血病治疗效果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若想真正获得世界认可，起到引领作用，必须遵循规范治疗和科学严谨的临床研究路径。
“首先要确保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一个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设计的临床研究方案，否则就会被别人指责证据不够充分，结果不可信。”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国外每进行一项临床研究，都会在项目设计之初就进行专门的方案设计与数据收集，并在执行过程中安排专人进行各种质量监察、信息整理分析。
而中国血液病治疗水平尽管很高，医生们一直以来的思路都是治病救人，很少真正从研究角度出发去思考学科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拿出来很漂亮的治疗数据，但由于整个路径不完全符合国际临床研究的规范操作，所以很难取得外国同行的信服。”王建祥说。
2011年起，天津血研所建立了一套中國白血病临床研究体系——其研究室与临床和基础科研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对疾病的基础生物学认识及治疗靶点作了很多联合研究。
“我们希望能探索出更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也能摸索建立一条符合国际规范的研究路径。”王建祥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天津血研所的研究成果不仅被中国白血病治疗指南采用，同时也被国家卫计委制定的白血病治疗临床路径所采纳。
王建祥强调，中国一定要建立起来规范科学的临床研究体系，只有这样，拿出来的临床结果才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