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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对两国均为不利。怀特的“亚洲协调”构想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难以得到响应，更不用说在美国或中国。
关键词 中澳关系 中美关系 亚太共同体 亚洲协调
【作者简介】
马必胜（Mark Beeson），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当代政治》杂志联合主编。
研究方向：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
主要著作：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Institutions of the Asia-Pacific》等。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从战略意义和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来看，抑或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广泛性和政治风险性来看，①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双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来说，这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一边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另一边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寻找平衡两者之道，这不仅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决定自身的命运，还可使整个“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更加明朗。从理论层面来说，“相互依赖理论”（或曰“相互依存论”）有可能产生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良性影响吗？②还是如现实主义者告诫我们的，做好可能爆发冲突的准备才是应对瞬息变化的战略形势的明智之举？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得评估各种区域性组织推动合作的能力。为此，我们主要聚焦于中、澳两国的政策与立场。两国均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休戚相关，而且从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良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中、澳双方共同主张的区域性组织是否内部融洽，运作有效，且能在一个新老大国日益对抗的不稳定区域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简单回顾区域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在笔者看来，单是区域的界定就已够麻烦了，更不必说理清其内部复杂的多维关系。对中、美而言，亚太地区是两国外交政策着力和角逐的关键区域，这一基本现实由于近期美国的“转向（亚洲）”或“重返亚洲”而愈发明显。③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至少想要成为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事实上，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有力的外交政策，④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共识。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有时并未得到中国或美国的帮助。
澳大利亚的情况凸显出所谓“中等国家”⑤在平衡经济利益和潜在的战略冲突时所可能受到的制约。⑥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能够影响大国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传统方式之一是建立并加入多边组织。奉行“多边主义”确实被认为是中等国家的一大标志，⑦这也正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外交辞令的核心内容。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组织越来越多，且相互竞争，各显神通，意欲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这些区域性组织是否能应对瞬息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目前不得而知。如若不能，那或许证明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较之区域性组织更为重要。对澳大利亚等中小国家来说，这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战略忠诚与新的经济现实之间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亚应对之策的具体成因之前，我们先得撇开澳大利亚，谈谈中国与美国为影响该区域发展所展开的对抗。
区域的界定：“亚洲”在何处
自19世纪成为潜在的太平洋大国（potential Pacific power）以来，美国便积极致力于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该地区的别称有“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亚洲地区”和最近流行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更狭义但也更实用的“东亚地区”。⑧称谓的多样性反映出区域认同的变化性与争议性。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属于词典编撰家或话语理论研究者的兴趣范畴。相反，区域认同或区域称谓乃是现实世界中制度调整和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的异军突起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⑨
理念和认同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制度创新在“亚太地区”层出不穷的原因：新的制度划出了区域的范畴，并决定了哪些国家将能订立协议并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近期的“东亚峰会”、东盟、“东盟10 3”国家集团等大多是由东亚国家发起。美国居然对这些倡议普遍表示冷淡。美国的态度并不矛盾：它尽管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但并不喜欢过多地卷入那些影响和控制力有限的国际组织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往往有助于巩固并加强一种能够反映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则喜好的（国际）体系。⑩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之所以有兴趣参与亚洲的区域制度构建，全面调整战略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坚定自信、影响广泛而且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崛起。美国决定重视至今仍处于边缘甚至多余地位的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峰会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进程的中心角色。在某种层面上，此举可被视为（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制度以及试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的反映。但此举也可被解读为（美国）抛弃了传统模式的地缘政治策略，不再寻求限制中国对这一本与美国无关区域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看法与美国或澳大利亚截然不同。
中国是东亚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却不是，这一事实必然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民众而言，中国历来就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对中国国内日益喧嚣的众多“网民”来说，昔日臣属国（如越南）不但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还与美国建立更为亲密的战略关系，尤其令人恼火。无论是对是错，许多中国民众和意见领袖确实认为，越南、菲律宾在利用（美国）转向（亚洲）来迫使中国让步。每当中国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政策遭遇重大波折时，这种考虑就会变得尤为突出。中国的政策不再是此前大获成功的“魅力攻势”，试图让邻国相信中国的善意以及“和平崛起”可能带来的好处，而是突然变得更加坚决起来，甚至说更具攻击性。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些变化，不可忽视的是日益喧嚣的民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显得过于软弱，并对此大加抨击。在这种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政治和战略形势下，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必须尽量处理好可能难以兼顾的轻重缓急。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极力强调“亚洲世纪”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也宣称：战略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会改变依靠美国保护的传统政策。结果，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也必须对其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作出复杂的调整。因此，谈谈这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澳大利亚的国际制度倡议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挑战。无论在实现其区域性目标中遇到什么困难，中国无疑是该区域（亚太）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却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亚洲”的关系时往往举棋不定，认识混乱。确实，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看似矛盾的是，澳大利亚和这一区域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历史因素及其对当代关系的塑造。比如，在解释东北亚地区“发育不良”（stunted）的区域主义时， 我们习惯于思考中日遗留问题的长远影响，但我们也须认识到，亚洲以外国家的态度和关系同样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
再拿澳大利亚来说，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来讲，即对“被抛弃”（abandonment）的惧怕总是压倒对“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心。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发展同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说的“强大伙伴”（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之间的亲密战略关系，至今依然如此。二战中期，澳大利亚迅速而务实地将其主要依靠对象从英国转向美国，此后，对美关系便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重中之重。结果，澳大利亚朝野两党都极其重视并乐于维持澳美同盟关系，这在世界各国中相当少见。奥巴马总统说得好，百年来，凡有美国参加的历次冲突里，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并肩作战。澳大利亚曾参加了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参战背后的战略逻辑或需要，根深蒂固的传统忧虑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乐于为地缘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澳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坚实基础及其重要意义值得一提，原因如下：首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制约其他体系或战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化，东亚甚至亚太地区未出现任何形式的区域主义。可以想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澳两国联系极少，而且是在互不了解和意识形态桎梏的迷雾中看待彼此。还应注意的是，1973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踏上访华的“破冰之旅”，恢复同中国的邦交，这实际上乃是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即使是二战后最为“激进”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不会冒然走在美国外交的前头。
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保持紧跟华盛顿。然而，即使是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也开始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北边，亚洲的迅速工业化不仅改变着亚洲自身，也改变着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人们目前关注的是，中澳经济关系以及中国的飞速发展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巨大影响，但这一幕由来已久。早在1966年～1967年，日本便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资源驱动型增长引发了一股“资源热潮”（resource boom），而一场始料可及的“资源泡沫”也随之而来。虽然如此，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所谓“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的立场。这确实使鲍勃·霍克（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等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若想确保澳大利亚的前途，就必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
从制度创新和区域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关于该组织的论著颇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但须对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笔者以为此乃意料之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谈谈几点拙见。首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体现的区域构想过于庞杂和模糊，以至于难以形成凝聚力，更不必说对组织及其宗旨的认同了；其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议程不可能激发其亚洲成员国对“批发式”贸易自由化的兴趣，毕竟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使得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这一职能显得有些多余；其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了以自愿和共识为原则的“东盟模式”，这意味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敦促和疏导，缺乏许多成员国所希望的强制力；其四，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它也无力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围绕所谓中国“操纵”（manipulation）货币而产生的矛盾；最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得不与仿效它而建立的类似组织相互竞争，回首过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意义可能在于，它凸显出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影响亚太地区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
澳大利亚近期在亚太地区所倡导的制度创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鉴于“东盟10 3”等东亚组织必然将澳大利亚排斥在外，陆克文（Kevin Rudd）主张推动建立一个完全由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在陆克文看来，该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将澳大利亚包括在内，而且也包括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是要确保澳大利亚不被任何潜在的重要区域决策组织所排斥，其次则是确保该组织不由中国所主导。这体现出近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贯的陆克文色彩。在对华问题上，陆克文自称“无情的现实派”（brutal realist）。他意欲使美国从战略上锁定亚太地区，这是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精明圆滑的传统风格的延续。因此，值得注意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在这位会说中文普通话、深谙中国事务的“亚洲通”上台后，中澳双边关系反而恶化了。 有许多评论者认为，“亚太共同体”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在争取那些小心维护其在区域性组织的领导权、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这种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也有人认为，“东亚峰会”就是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这是澳大利亚外交的胜利。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峰会”由于美国的重视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正是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保护的成果。当然，美国的利益调整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制度性存在”绝不是中国乐于看到的结果——尤其是“东亚峰会”的成立是以“东盟10 3”为代价的。澳大利亚对美国及其重返亚太的热情支持在历史上早有先例，但如今却发生在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大变局形势下。问题是，澳大利亚的策略还有意义吗？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
一切国家都寻求国家利益，中国亦不例外。不过，界定和寻求国家利益的方式折射出各国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地缘环境。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是其变化中的外交政策风格、目标以及对自身在国际格局中所处地位的认识的基础。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以扩大其影响力。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它不得不适应国际体系各种规则的约束。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达到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准入条件。但如今，中国的决策者逐渐意识到，他们也有可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规则。中国所积极主张的多边主义或许并不完善，且带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和将之作为某种政策手段的动机，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外交及其政策内涵的重大转变。对中国的邻国来说，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正在“融入国际社会”，并改变着自己的风格和外交方式呢？
至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众多中国外交精英和决策精英中出现了一次大的文化转向，至少在外交思维方面确实如此。约翰斯顿（Johnston）据理宣称，“相当多的细微证据表明，从违反某些现实政治规则和惯例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加入了这些（多边）组织，中国的外交官、战略家和分析家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我们之所以重点提到这一观点，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历来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考虑政治决策和国家安全的传统战略思维。包括陆克文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中国存在一种权术文化，它使中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贴合政治现实，对国家利益则应精打细算。换句话说，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加入了各种多边组织且表现日益突出，但中国的国家政策依然是由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所驱动的，不可能在外部规则的影响下发生改变。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只要中国对其大国地位感到充分自信，它便觉得完全不再有必要遵守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这才是现实。
中国的邻国日益紧张。对它们来说，我们的讨论可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要知道，尽管东盟大唱合作、理解和与邻为善的高调，但它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在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求互助和自保。集体利益若能提供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便是值得追求的，而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则是捍卫国家主权。这一定律便是过去近50年里东盟地区内部关系的基石。然而，重要的是，“东盟模式”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原有的东南亚国家，扩展至其他的东亚组织和亚太组织。就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的南海问题来说，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依然是也必然是该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
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可谓生逢其时。然而，尽管亚太地区所有的重要国家与地区（如中国大陆、朝鲜，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但它还是让所有支持者都感到失望。东盟地区论坛不但无力应对区域性的重大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海关系问题以及日益严峻的南海领土争端，而且它秉承东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极力避免触及国家主权和其他敏感问题。为了确保成员国的“零责任”，东盟地区论坛使自身尽量“最小化”。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早有批评者指出，东盟得到了只能避免冲突、不能解决问题的名声。在最近召开的峰会上，东盟各成员国甚至无法达成联合声明，这表明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时难以开展实质性的集体行动。
中国与其周边的东盟国家一样，视国家主权为至高无上，而国家主权正是建立真正具有改变能力的区域性组织的主要障碍。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运作模式，“东盟模式”起初是吸引（各国）参加论坛的因素之一，可中国不可能被迫做它不愿做的事情。东盟地区论坛无疑是一种多边协定，但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尤其对中国。反过来，中国显然有能力运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资源来争取柬埔寨，加深东盟内部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隔阂，使东盟在有关中国领土诉求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这一结果不足为奇。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更青睐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10 3”的发展和运作，会发现情况同样如此。与东盟区域论坛一样，“东盟10 3”喜欢不拘礼节，反对形式主义。在“东亚峰会”再次召开之前，“东盟10 3”有望成为代表中国崛起以及东亚地区诉求的最重要组织。然而，决定东亚地区认同和影响力的制度化方式是一场长跑比赛。中国热情支持“东盟10 3”的原因是很好理解的。除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加入了“东盟10 3”，澳大利亚和美国则未加入。简而言之，正如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外交官们所担心的，“东盟10 3”国家集团可能成为中国发挥其影响力（如果不是区域霸权的话）的平台。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东盟10 3”强调功能性合作。“东盟10 3”原本便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承认东亚地区缺乏危机管理机制的产物，因此，“东盟10 3”必然致力于金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盟10 3”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讨论较多的《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及其关于区域货币互换机制的具体倡议，在面临首次重大考验时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是区域努力重点和关注焦点的“清迈协议”机制仍然一无是处。这或许会对整个“东盟10 3”造成重大影响。由于“东盟10 3”拥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东亚峰会”，许多人质疑前者是否还有意义。“东盟10 3”筹划亚洲统一货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欧洲危机爆发后，亚洲统一货币完全不在议程之中。因此，“东盟10 3”尽管得到中国的青睐，其前景却大不如一两年前，它最终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并愿意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的影响力和国际化程度。 若仅考虑澳大利亚自身的区域构想，而不考虑对华关系的话，这一结果对澳大利亚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东盟10 3”毕竟不会邀请澳大利亚或其他非亚洲国家加入，这令人更加担心东盟会成为排斥美国、扩大中国在该区域的野心的工具。但澳大利亚的经历告诉我们，区域内部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实现区域性的目标又是如此艰难。
权衡轻重缓急
澳大利亚等所谓“中等国家”应该如何权衡经济与战略两者的轻重缓急呢？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在推动力会改变并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吗？我们很难从一个国家——尤其是历史不长却很独特的澳大利亚——的经验中推断出问题的答案，但澳大利亚的情况表明，传统的忠诚和观念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便是在一个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代，澳大利亚依然以传统的（国家）安全为重。由于中国对邻国大展“魅力攻势”，澳大利亚仍旧无法彻底消除对中国崛起的紧张心理——近来南海局势则使澳大利亚的担心无从缓和。
然而，和这一区域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无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如今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国，澳大利亚所生产的各类产品中有近一半销往中国。这使（政府）对国内经济的调控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矿业实际上由外资所控制——这一经济现实尚未被中、澳双方所意识到。可以肯定的是，由资源推升澳元所导致的“双速经济”正在使澳大利亚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失去竞争力。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这一剧烈变化也影响着国内政治，导致了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和地区与未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与地区之间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和战略优势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对后者极其不利的双边贸易协定，也不会受到非议，更不会影响整个美澳战略关系。相反，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澳大利亚经济和传统的（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澳大利亚政府在担心之余也提高了警惕，甚至对中国投资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出于对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在能源和食品行业的战略性投资施加影响的担忧，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了干预，以确保其符合“国家利益”。
因此，尽管中澳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这并不必然转换为一种友好或者说亲密的政治关系。确实，两国之间的外交联系空前广泛，以致于澳大利亚资源最丰富、最依赖贸易的西澳州州长宣称，本州与北京的关系比与堪培拉的关系更重要。兴旺的能源贸易使我们看到，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打交道也并非毫无办法。但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存在的迅速扩大的确使澳大利亚对长期安全的深层次的内在忧虑有增无减。
这一基本战略现实的最明显表现是美国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虽然澳大利亚极力宣称此处仅仅是美军换防设施，而非美国军事基地，但这仍足以显示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和对美的忠诚。对澳大利亚来说，澳美双边战略互信仍是重中之重。从中国的角度看，此举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一步。澳大利亚则被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热心伙伴，这一看法又因拟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而进一步加强。从表面上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看作进一步孤立中国、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机制。正如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歧视性，它包括各种与贸易无关的议程，如劳工标准、资本管制等。这些议程不容讨价还价，令中国根本无法接受。
正因为此，中国的决策者在这一势态变化中感觉受到了侵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似乎正利用其依然强大的经济优势在中国的敏感区域内为所欲为。许多美国人会认为，此举是“软遏制”（containment-lite）的重要、有效的组成部分，但要注意的是，它煽动起中国国内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损害了这一区域一些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此举对中澳关系的发展也毫无益处。 在中国看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就好像是一群嫌疑惯犯聚在一起，想要阻挠被中国视为合理的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中国确实担心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对其实施遏制。这一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一个区域矛盾严峻而现有制度框架无力应对的时期，它尤其令人担心。
从外向内看问题
我们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的经历突出反映了许多周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澳大利亚一样，亚洲小国必须在相互竞争的经济需要和战略需要之间协商出一条道路。就此而言，澳大利亚还算幸运，因为它不必非得在中、美之间作出近乎可怕的选择，尽管历史表明它总是倒向美国一方。不过，若从近期趋势来推断，中国不仅必将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其经济实力和战略影响力亦会随之增强。
在美国，许多颇有影响的评论家都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在无政府主义体制中争夺主导权的零和博弈。在中国，也有许多人持同样的直观看法，这一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赴美国名校攻读博士学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不过，冷战的戛然而止和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新闪亮登场使我们看到：零和博弈的模型虽然从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正如太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国力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不一定导致必然的冲突。
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和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势必影响到其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抑或是尚未抚平的愤懑不悦，但要记住，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从外向内看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可以说对两国均为不利。澳大利亚的决策者未能发挥“调解人”（honest broker）或“亚洲之桥”（Bridge to Asia）的作用，总是放弃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来交换所谓的安全利益——参加20世纪的每一场大的战争并为此买单，还不断出现在21世纪最漫长的战争（指阿富汗战争）中。在自愿性的同盟中，一个较为冷淡的伙伴会促使美国更认真地思考其处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方式。 当然，放马后炮是很容易的。不过，在如何使亚太地区的各种关系得以理清甚至制度化，从而避免某些人视为必然的冲突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在一篇对拙文给予了极大帮助的文章中，澳大利亚分析家休·怀特（Hugh White）建议：美国和中国都应成为“亚洲协调”（Concert of Asia）机制的一部分。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一样，“亚洲协调”将站在中美之间的相对立场上，建立一种处理大变局时代的大国竞争和矛盾的机制。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应对蔓延于这一区域的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平台。这样的建议无疑令许多美国人和忠于美澳同盟的澳大利亚人瞠目结舌。怀特的观点尽管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饱却受攻击。
如果“亚洲协调”的构想或者某种更具协作性、更为制度化地解决区域事务的方式在澳大利亚都难以得到响应，那么这在美国或中国则是更不可能的。但是，建立一种减少对抗、具有制度约束力的亚太区域机制，并非只有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能从中受益。尽管存在失策和误解，中澳关系告诉我们，即使是看似最不可能的合作伙伴，相互依赖也能带来益处。如果中澳关系未曾受新兴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之间难分胜负的竞争所左右的话，那么中澳关系的现状会更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符合各方利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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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匿名评论家指出，巴拉克·奥巴马实际上从未使用过“转向”（pivot）一词。然而，这一术语很快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用以描述美国政策的重大调整。参见Barnes， J.E. （2012）， "U.S. plans naval shift toward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推动东亚峰会召开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做出了比一般国家更大的贡献。Capling， A. （2008）， "Twenty years of Australia’s engagement with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21（5）： 601-622.
“中等国家”一词现在常被用来描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力不强、影响不大的国家。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历届工党政府一直选择用“中等国家”来描述澳大利亚。该词的含义及其所引起的批评，参见Beeson， M. （2011），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5）： 56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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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缩略词“金砖国家”（BRIC）由高盛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首创，但这却成为原本未合作过的四、五个国家举行实质性会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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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同盟（ANZUS）实际上仅限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新西兰拒绝装备有核武器或核动力舰艇停靠。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一同盟依然重要，也在澳大利亚民众中获得更普遍的支持。参见Hanson， F. （2011），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Sydney： Low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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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郑韶武
Can the "Concert of Asia" Mechanism Balance World Powers’ Strategic Demands？
—Australia， China and the US in an era of interdependence
Mark Beeson Wang Yong
Abstract： Sino-Americ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world. No region will be more affected by this process than the Asia-Pacific， and no state will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transformation brings in its wake than Australia. Australia is the quintessential Asia-Pacific power， the principal driver of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a congenital anxiety about its perceived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Historically， Australian policymakers have experienced a good deal of ambivalence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when it comes to relations with "Asia". In reality， Australia’s long-running， unequivocal，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ably done neither country much good. Despite providing a plausible response to what seems like an inescapabl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ultimately， perhap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White’s idea of a Concert of Asia cannot get much traction in Australia， how much more unlikely is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for that matter？
Keywords： th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Community， Concert of Asia
关键词 中澳关系 中美关系 亚太共同体 亚洲协调
【作者简介】
马必胜（Mark Beeson），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当代政治》杂志联合主编。
研究方向：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
主要著作：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Institutions of the Asia-Pacific》等。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从战略意义和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来看，抑或从两国之间经济依赖的广泛性和政治风险性来看，①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对双方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来说，这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影响最大，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令澳大利亚感触最深。一边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机遇，另一边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寻找平衡两者之道，这不仅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决定自身的命运，还可使整个“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更加明朗。从理论层面来说，“相互依赖理论”（或曰“相互依存论”）有可能产生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良性影响吗？②还是如现实主义者告诫我们的，做好可能爆发冲突的准备才是应对瞬息变化的战略形势的明智之举？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得评估各种区域性组织推动合作的能力。为此，我们主要聚焦于中、澳两国的政策与立场。两国均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休戚相关，而且从日益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获益良多。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中、澳双方共同主张的区域性组织是否内部融洽，运作有效，且能在一个新老大国日益对抗的不稳定区域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简单回顾区域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在笔者看来，单是区域的界定就已够麻烦了，更不必说理清其内部复杂的多维关系。对中、美而言，亚太地区是两国外交政策着力和角逐的关键区域，这一基本现实由于近期美国的“转向（亚洲）”或“重返亚洲”而愈发明显。③在这一背景下，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至少想要成为一个典型的亚太国家。事实上，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有力的外交政策，④并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共识。但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有时并未得到中国或美国的帮助。
澳大利亚的情况凸显出所谓“中等国家”⑤在平衡经济利益和潜在的战略冲突时所可能受到的制约。⑥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能够影响大国和整个国际体系的传统方式之一是建立并加入多边组织。奉行“多边主义”确实被认为是中等国家的一大标志，⑦这也正是近年来澳大利亚外交辞令的核心内容。亚太地区的各种多边组织越来越多，且相互竞争，各显神通，意欲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这些区域性组织是否能应对瞬息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目前不得而知。如若不能，那或许证明了狭隘的国家利益较之区域性组织更为重要。对澳大利亚等中小国家来说，这使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战略忠诚与新的经济现实之间的选择。因此，在考察澳大利亚应对之策的具体成因之前，我们先得撇开澳大利亚，谈谈中国与美国为影响该区域发展所展开的对抗。
区域的界定：“亚洲”在何处
自19世纪成为潜在的太平洋大国（potential Pacific power）以来，美国便积极致力于影响亚太地区的发展。该地区的别称有“环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亚洲地区”和最近流行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更狭义但也更实用的“东亚地区”。⑧称谓的多样性反映出区域认同的变化性与争议性。这一问题并非仅仅属于词典编撰家或话语理论研究者的兴趣范畴。相反，区域认同或区域称谓乃是现实世界中制度调整和发展的基础——“金砖国家”的异军突起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⑨
理念和认同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制度创新在“亚太地区”层出不穷的原因：新的制度划出了区域的范畴，并决定了哪些国家将能订立协议并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近期的“东亚峰会”、东盟、“东盟10 3”国家集团等大多是由东亚国家发起。美国居然对这些倡议普遍表示冷淡。美国的态度并不矛盾：它尽管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但并不喜欢过多地卷入那些影响和控制力有限的国际组织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才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往往有助于巩固并加强一种能够反映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则喜好的（国际）体系。⑩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之所以有兴趣参与亚洲的区域制度构建，全面调整战略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坚定自信、影响广泛而且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崛起。美国决定重视至今仍处于边缘甚至多余地位的东亚峰会，这意味着东亚峰会有可能成为区域发展进程的中心角色。在某种层面上，此举可被视为（美国）构建自由主义制度以及试图解决“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的反映。但此举也可被解读为（美国）抛弃了传统模式的地缘政治策略，不再寻求限制中国对这一本与美国无关区域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对这一区域的看法与美国或澳大利亚截然不同。
中国是东亚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却不是，这一事实必然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精英们的思维。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民众而言，中国历来就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对中国国内日益喧嚣的众多“网民”来说，昔日臣属国（如越南）不但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还与美国建立更为亲密的战略关系，尤其令人恼火。无论是对是错，许多中国民众和意见领袖确实认为，越南、菲律宾在利用（美国）转向（亚洲）来迫使中国让步。每当中国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政策遭遇重大波折时，这种考虑就会变得尤为突出。中国的政策不再是此前大获成功的“魅力攻势”，试图让邻国相信中国的善意以及“和平崛起”可能带来的好处，而是突然变得更加坚决起来，甚至说更具攻击性。 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些变化，不可忽视的是日益喧嚣的民众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显得过于软弱，并对此大加抨击。在这种令人感到焦虑不安的政治和战略形势下，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必须尽量处理好可能难以兼顾的轻重缓急。前总理朱莉亚·吉拉德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虽然极力强调“亚洲世纪”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也宣称：战略形势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会改变依靠美国保护的传统政策。结果，和这一区域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也必须对其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作出复杂的调整。因此，谈谈这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澳大利亚的国际制度倡议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系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挑战。无论在实现其区域性目标中遇到什么困难，中国无疑是该区域（亚太）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却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在处理同“亚洲”的关系时往往举棋不定，认识混乱。确实，在澳大利亚短暂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亚洲更多地代表着威胁而非机遇。看似矛盾的是，澳大利亚和这一区域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历史因素及其对当代关系的塑造。比如，在解释东北亚地区“发育不良”（stunted）的区域主义时， 我们习惯于思考中日遗留问题的长远影响，但我们也须认识到，亚洲以外国家的态度和关系同样是由特定的历史过程所塑造的。
再拿澳大利亚来说，对战略脆弱性的先天忧虑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力。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来讲，即对“被抛弃”（abandonment）的惧怕总是压倒对“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心。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发展同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说的“强大伙伴”（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之间的亲密战略关系，至今依然如此。二战中期，澳大利亚迅速而务实地将其主要依靠对象从英国转向美国，此后，对美关系便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重中之重。结果，澳大利亚朝野两党都极其重视并乐于维持澳美同盟关系，这在世界各国中相当少见。奥巴马总统说得好，百年来，凡有美国参加的历次冲突里，澳大利亚一直与美国并肩作战。澳大利亚曾参加了越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参战背后的战略逻辑或需要，根深蒂固的传统忧虑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乐于为地缘政治安全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澳美战略同盟关系的坚实基础及其重要意义值得一提，原因如下：首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射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制约其他体系或战略在这一区域的发展。这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化，东亚甚至亚太地区未出现任何形式的区域主义。可以想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澳两国联系极少，而且是在互不了解和意识形态桎梏的迷雾中看待彼此。还应注意的是，1973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踏上访华的“破冰之旅”，恢复同中国的邦交，这实际上乃是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即使是二战后最为“激进”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也不会冒然走在美国外交的前头。
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始终保持紧跟华盛顿。然而，即使是澳大利亚保守派总理也开始意识到，在澳大利亚的北边，亚洲的迅速工业化不仅改变着亚洲自身，也改变着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人们目前关注的是，中澳经济关系以及中国的飞速发展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巨大影响，但这一幕由来已久。早在1966年～1967年，日本便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资源驱动型增长引发了一股“资源热潮”（resource boom），而一场始料可及的“资源泡沫”也随之而来。虽然如此，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所谓“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澳大利亚在这一区域的立场。这确实使鲍勃·霍克（Bob Hawke）、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等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若想确保澳大利亚的前途，就必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
从制度创新和区域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贡献便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关于该组织的论著颇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但须对正在变得无关紧要（笔者以为此乃意料之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谈谈几点拙见。首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体现的区域构想过于庞杂和模糊，以至于难以形成凝聚力，更不必说对组织及其宗旨的认同了；其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议程不可能激发其亚洲成员国对“批发式”贸易自由化的兴趣，毕竟世界贸易组织的存在，使得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这一职能显得有些多余；其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采取了以自愿和共识为原则的“东盟模式”，这意味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敦促和疏导，缺乏许多成员国所希望的强制力；其四，在各种经济危机面前，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它也无力处理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围绕所谓中国“操纵”（manipulation）货币而产生的矛盾；最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得不与仿效它而建立的类似组织相互竞争，回首过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意义可能在于，它凸显出澳大利亚决策者在影响亚太地区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
澳大利亚近期在亚太地区所倡导的制度创新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鉴于“东盟10 3”等东亚组织必然将澳大利亚排斥在外，陆克文（Kevin Rudd）主张推动建立一个完全由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在陆克文看来，该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将澳大利亚包括在内，而且也包括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是要确保澳大利亚不被任何潜在的重要区域决策组织所排斥，其次则是确保该组织不由中国所主导。这体现出近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贯的陆克文色彩。在对华问题上，陆克文自称“无情的现实派”（brutal realist）。他意欲使美国从战略上锁定亚太地区，这是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精明圆滑的传统风格的延续。因此，值得注意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在这位会说中文普通话、深谙中国事务的“亚洲通”上台后，中澳双边关系反而恶化了。 有许多评论者认为，“亚太共同体”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在争取那些小心维护其在区域性组织的领导权、高度敏感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方面所下的功夫还不够，这种看法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也有人认为，“东亚峰会”就是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因此这是澳大利亚外交的胜利。但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峰会”由于美国的重视才得以蓬勃发展，这正是澳大利亚决策者极力保护的成果。当然，美国的利益调整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制度性存在”绝不是中国乐于看到的结果——尤其是“东亚峰会”的成立是以“东盟10 3”为代价的。澳大利亚对美国及其重返亚太的热情支持在历史上早有先例，但如今却发生在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大变局形势下。问题是，澳大利亚的策略还有意义吗？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
一切国家都寻求国家利益，中国亦不例外。不过，界定和寻求国家利益的方式折射出各国不同的历史境遇和地缘环境。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然是其变化中的外交政策风格、目标以及对自身在国际格局中所处地位的认识的基础。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参与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以扩大其影响力。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它不得不适应国际体系各种规则的约束。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达到世界贸易组织所要求的准入条件。但如今，中国的决策者逐渐意识到，他们也有可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规则。中国所积极主张的多边主义或许并不完善，且带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和将之作为某种政策手段的动机，但这毕竟标志着中国外交及其政策内涵的重大转变。对中国的邻国来说，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正在“融入国际社会”，并改变着自己的风格和外交方式呢？
至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众多中国外交精英和决策精英中出现了一次大的文化转向，至少在外交思维方面确实如此。约翰斯顿（Johnston）据理宣称，“相当多的细微证据表明，从违反某些现实政治规则和惯例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加入了这些（多边）组织，中国的外交官、战略家和分析家已经融入了国际社会。”我们之所以重点提到这一观点，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历来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考虑政治决策和国家安全的传统战略思维。包括陆克文在内的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中国存在一种权术文化，它使中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贴合政治现实，对国家利益则应精打细算。换句话说，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加入了各种多边组织且表现日益突出，但中国的国家政策依然是由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所驱动的，不可能在外部规则的影响下发生改变。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只要中国对其大国地位感到充分自信，它便觉得完全不再有必要遵守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这才是现实。
中国的邻国日益紧张。对它们来说，我们的讨论可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要知道，尽管东盟大唱合作、理解和与邻为善的高调，但它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在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求互助和自保。集体利益若能提供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便是值得追求的，而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则是捍卫国家主权。这一定律便是过去近50年里东盟地区内部关系的基石。然而，重要的是，“东盟模式”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原有的东南亚国家，扩展至其他的东亚组织和亚太组织。就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的南海问题来说，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依然是也必然是该区域内最重要的组织。
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可谓生逢其时。然而，尽管亚太地区所有的重要国家与地区（如中国大陆、朝鲜，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但它还是让所有支持者都感到失望。东盟地区论坛不但无力应对区域性的重大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海关系问题以及日益严峻的南海领土争端，而且它秉承东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极力避免触及国家主权和其他敏感问题。为了确保成员国的“零责任”，东盟地区论坛使自身尽量“最小化”。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早有批评者指出，东盟得到了只能避免冲突、不能解决问题的名声。在最近召开的峰会上，东盟各成员国甚至无法达成联合声明，这表明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时难以开展实质性的集体行动。
中国与其周边的东盟国家一样，视国家主权为至高无上，而国家主权正是建立真正具有改变能力的区域性组织的主要障碍。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运作模式，“东盟模式”起初是吸引（各国）参加论坛的因素之一，可中国不可能被迫做它不愿做的事情。东盟地区论坛无疑是一种多边协定，但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尤其对中国。反过来，中国显然有能力运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资源来争取柬埔寨，加深东盟内部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的隔阂，使东盟在有关中国领土诉求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
这一结果不足为奇。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更青睐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10 3”的发展和运作，会发现情况同样如此。与东盟区域论坛一样，“东盟10 3”喜欢不拘礼节，反对形式主义。在“东亚峰会”再次召开之前，“东盟10 3”有望成为代表中国崛起以及东亚地区诉求的最重要组织。然而，决定东亚地区认同和影响力的制度化方式是一场长跑比赛。中国热情支持“东盟10 3”的原因是很好理解的。除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韩国和日本也加入了“东盟10 3”，澳大利亚和美国则未加入。简而言之，正如东南亚各国和澳大利亚的许多外交官们所担心的，“东盟10 3”国家集团可能成为中国发挥其影响力（如果不是区域霸权的话）的平台。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东盟10 3”强调功能性合作。“东盟10 3”原本便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承认东亚地区缺乏危机管理机制的产物，因此，“东盟10 3”必然致力于金融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盟10 3”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讨论较多的《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及其关于区域货币互换机制的具体倡议，在面临首次重大考验时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是区域努力重点和关注焦点的“清迈协议”机制仍然一无是处。这或许会对整个“东盟10 3”造成重大影响。由于“东盟10 3”拥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东亚峰会”，许多人质疑前者是否还有意义。“东盟10 3”筹划亚洲统一货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欧洲危机爆发后，亚洲统一货币完全不在议程之中。因此，“东盟10 3”尽管得到中国的青睐，其前景却大不如一两年前，它最终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并愿意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的影响力和国际化程度。 若仅考虑澳大利亚自身的区域构想，而不考虑对华关系的话，这一结果对澳大利亚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东盟10 3”毕竟不会邀请澳大利亚或其他非亚洲国家加入，这令人更加担心东盟会成为排斥美国、扩大中国在该区域的野心的工具。但澳大利亚的经历告诉我们，区域内部关系是如此复杂，而实现区域性的目标又是如此艰难。
权衡轻重缓急
澳大利亚等所谓“中等国家”应该如何权衡经济与战略两者的轻重缓急呢？经济相互依赖的内在推动力会改变并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选择吗？我们很难从一个国家——尤其是历史不长却很独特的澳大利亚——的经验中推断出问题的答案，但澳大利亚的情况表明，传统的忠诚和观念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便是在一个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代，澳大利亚依然以传统的（国家）安全为重。由于中国对邻国大展“魅力攻势”，澳大利亚仍旧无法彻底消除对中国崛起的紧张心理——近来南海局势则使澳大利亚的担心无从缓和。
然而，和这一区域的大多数国家一样，无论澳大利亚的决策者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如今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商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国，澳大利亚所生产的各类产品中有近一半销往中国。这使（政府）对国内经济的调控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矿业实际上由外资所控制——这一经济现实尚未被中、澳双方所意识到。可以肯定的是，由资源推升澳元所导致的“双速经济”正在使澳大利亚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失去竞争力。澳大利亚经济结构的这一剧烈变化也影响着国内政治，导致了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和地区与未受益于经济繁荣的产业与地区之间的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和战略优势与澳大利亚达成一项对后者极其不利的双边贸易协定，也不会受到非议，更不会影响整个美澳战略关系。相反，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多地担心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澳大利亚经济和传统的（国家）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澳大利亚政府在担心之余也提高了警惕，甚至对中国投资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出于对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在能源和食品行业的战略性投资施加影响的担忧，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对中国投资项目进行了干预，以确保其符合“国家利益”。
因此，尽管中澳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但这并不必然转换为一种友好或者说亲密的政治关系。确实，两国之间的外交联系空前广泛，以致于澳大利亚资源最丰富、最依赖贸易的西澳州州长宣称，本州与北京的关系比与堪培拉的关系更重要。兴旺的能源贸易使我们看到，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打交道也并非毫无办法。但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和存在的迅速扩大的确使澳大利亚对长期安全的深层次的内在忧虑有增无减。
这一基本战略现实的最明显表现是美国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虽然澳大利亚极力宣称此处仅仅是美军换防设施，而非美国军事基地，但这仍足以显示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和对美的忠诚。对澳大利亚来说，澳美双边战略互信仍是重中之重。从中国的角度看，此举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一步。澳大利亚则被视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热心伙伴，这一看法又因拟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而进一步加强。从表面上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组织，但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看作进一步孤立中国、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机制。正如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歧视性，它包括各种与贸易无关的议程，如劳工标准、资本管制等。这些议程不容讨价还价，令中国根本无法接受。
正因为此，中国的决策者在这一势态变化中感觉受到了侵害。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似乎正利用其依然强大的经济优势在中国的敏感区域内为所欲为。许多美国人会认为，此举是“软遏制”（containment-lite）的重要、有效的组成部分，但要注意的是，它煽动起中国国内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损害了这一区域一些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此举对中澳关系的发展也毫无益处。 在中国看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就好像是一群嫌疑惯犯聚在一起，想要阻挠被中国视为合理的目标和理想。简而言之，中国确实担心美国及其盟友可能对其实施遏制。这一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一个区域矛盾严峻而现有制度框架无力应对的时期，它尤其令人担心。
从外向内看问题
我们主要聚焦于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的经历突出反映了许多周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与澳大利亚一样，亚洲小国必须在相互竞争的经济需要和战略需要之间协商出一条道路。就此而言，澳大利亚还算幸运，因为它不必非得在中、美之间作出近乎可怕的选择，尽管历史表明它总是倒向美国一方。不过，若从近期趋势来推断，中国不仅必将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其经济实力和战略影响力亦会随之增强。
在美国，许多颇有影响的评论家都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在无政府主义体制中争夺主导权的零和博弈。在中国，也有许多人持同样的直观看法，这一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赴美国名校攻读博士学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不过，冷战的戛然而止和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新闪亮登场使我们看到：零和博弈的模型虽然从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往往做不到。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正如太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国力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不一定导致必然的冲突。
作为当今世界强国和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势必影响到其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抑或是尚未抚平的愤懑不悦，但要记住，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从外向内看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可以说对两国均为不利。澳大利亚的决策者未能发挥“调解人”（honest broker）或“亚洲之桥”（Bridge to Asia）的作用，总是放弃思维和行动的独立性来交换所谓的安全利益——参加20世纪的每一场大的战争并为此买单，还不断出现在21世纪最漫长的战争（指阿富汗战争）中。在自愿性的同盟中，一个较为冷淡的伙伴会促使美国更认真地思考其处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方式。 当然，放马后炮是很容易的。不过，在如何使亚太地区的各种关系得以理清甚至制度化，从而避免某些人视为必然的冲突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在一篇对拙文给予了极大帮助的文章中，澳大利亚分析家休·怀特（Hugh White）建议：美国和中国都应成为“亚洲协调”（Concert of Asia）机制的一部分。与19世纪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一样，“亚洲协调”将站在中美之间的相对立场上，建立一种处理大变局时代的大国竞争和矛盾的机制。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应对蔓延于这一区域的某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平台。这样的建议无疑令许多美国人和忠于美澳同盟的澳大利亚人瞠目结舌。怀特的观点尽管对全球经济甚至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转型作出了一种貌似合理的回应，但在澳大利亚饱却受攻击。
如果“亚洲协调”的构想或者某种更具协作性、更为制度化地解决区域事务的方式在澳大利亚都难以得到响应，那么这在美国或中国则是更不可能的。但是，建立一种减少对抗、具有制度约束力的亚太区域机制，并非只有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能从中受益。尽管存在失策和误解，中澳关系告诉我们，即使是看似最不可能的合作伙伴，相互依赖也能带来益处。如果中澳关系未曾受新兴的中国与衰落的美国之间难分胜负的竞争所左右的话，那么中澳关系的现状会更好。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调整，符合各方利益。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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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匿名评论家指出，巴拉克·奥巴马实际上从未使用过“转向”（pivot）一词。然而，这一术语很快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用以描述美国政策的重大调整。参见Barnes， J.E. （2012）， "U.S. plans naval shift toward Asia"，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推动东亚峰会召开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做出了比一般国家更大的贡献。Capling， A. （2008）， "Twenty years of Australia’s engagement with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21（5）： 601-622.
“中等国家”一词现在常被用来描述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力不强、影响不大的国家。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历届工党政府一直选择用“中等国家”来描述澳大利亚。该词的含义及其所引起的批评，参见Beeson， M. （2011），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5）： 56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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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缩略词“金砖国家”（BRIC）由高盛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首创，但这却成为原本未合作过的四、五个国家举行实质性会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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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同盟（ANZUS）实际上仅限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新西兰拒绝装备有核武器或核动力舰艇停靠。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一同盟依然重要，也在澳大利亚民众中获得更普遍的支持。参见Hanson， F. （2011）， Australia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Sydney： Low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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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份阐述澳大利亚国防重心的白皮书实际上将中国视为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局势不安的根源，这正是陆克文的一贯看法。Manicom， J. and O’Neil， A. （2010）， "Accommodation， realignment， or business as usual？ Australia’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23（1）： 23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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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谭亚：“美国‘回归’后东亚合作的变与不变”，《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8日。
参见张蕴岭：“对东亚合作发展的再认识”，《当代亚太》，2008年第1期； 黄永光：“东亚地区制度化进程中的问题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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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分析家担心，美国政府正在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the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2， see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rc/papers/2012/0330_china_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但也有分析家认为，由于经济衰退，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政策必定失败。参见庞中英，“TPP就是一出空城计”，《环球时报》，201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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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权政治的逻辑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的现实主义学者如阎学通相信：传统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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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郑韶武
Can the "Concert of Asia" Mechanism Balance World Powers’ Strategic Demands？
—Australia， China and the US in an era of interdependence
Mark Beeson Wang Yong
Abstract： Sino-America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world. No region will be more affected by this process than the Asia-Pacific， and no state will be more conscious of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transformation brings in its wake than Australia. Australia is the quintessential Asia-Pacific power， the principal driver of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a congenital anxiety about its perceived strategic vulnerability. Historically， Australian policymakers have experienced a good deal of ambivalence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when it comes to relations with "Asia". In reality， Australia’s long-running， unequivocal，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ably done neither country much good. Despite providing a plausible response to what seems like an inescapabl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ultimately， perhap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White’s idea of a Concert of Asia cannot get much traction in Australia， how much more unlikely is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for that matter？
Keywords： th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sia-Pacific Community， Concert of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