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中，梁振英以689票当选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梁振英1954年出身贫家，父亲是基层警察，月薪300港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他家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层楼十几户人家要共用厕；另外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为了贴补家用，更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决定全家叫动员，妈妈带着他们兄妹一起去附近的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里挣点钱。当振英9岁时，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他负责送货，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他现在的右膊比左膊粗。一家人日以继夜地苦干，每月赚300多元，都存银行。他后来回忆说：“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就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待爸爸退休时，退休金加上穿胶花赚来的钱就够他们在西环买一个400呎小元房了。
　　梁振英在上小学时已经展现出刻苦、为人着想的一面。梁振英从小还要帮家里做其他家务。他念小学时，不懂煮饭，就负责买菜，返学前走到西营盘正街或水街买菜，讲价、拣菜样样皆能。即使每天上学只能吃一个冷馒头当午餐，当妈妈工作赚多了钱，要给他开罐午餐肉加餐，他说自己够吃，午餐肉罐头留待有朋友来吃饭才吃。小时候，为省0.1元的电车费，振英和姐姐、妹妹走路上学。上中学，为省每顿1.5元饭钱，他总是步行30分钟回家，而真正吃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再赶回学校上课，每天来回要走4趟，风雨无阻。
　　高中毕业后，梁振英赴英国留学，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钱，因为当时的机票很贵，单程也要3,000多元，父母用了家里的积蓄，姐姐卖了嫁妆，为他预备好第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費。其余的就靠一星期三晚在外卖店为李老板打工赚钱，每日做六七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和在香港一样，为了省几个车费，每天上学放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来回至少两小时。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回到香港之后，梁振英幸运地遇上了香港经济的起飞阶段，当时中国内地逐步推行的改革开放，为香港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和发展空间，也为像梁振英这样有理想有闯劲的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进入一间著名的国际公司仲量行工作5年之后，振英就已经升任该行第一位华人董事，之后不到30岁的振英凭着奋斗与努力，升至仲量行香港区执委会副主席，以及亚太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年薪高达上千万港元，人送“打工皇帝”的雅号。据2005年7月最新申报资料显示，在特区行政会议7名非官守成员中，振英荣膺“地王”。他目前拥有5项物业，并担任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27个需要申报利益的团体成员。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这些人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通过努力也可以获得榜样成功。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的成长之路正是许多香港市民希望走的路。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梁振英年纪轻轻就在政治上崭露头角：34岁当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就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45岁就当上了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最后顺利当选第四任香港特首。
　　在商场及政界梁振英都能如此平步青云，对梁振英来说，其实并没有外界猜测的所谓“秘诀”，他说：“世上没有神话，只有勤，才有功。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勤有功，嬉无益。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比别人优胜，我们这一代做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最主要就是都一样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