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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目标需要“升级版”。如果只有经济增长率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而其他几个目标都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就不必惊慌失措、大惊小怪。
日前，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对“十三五”规划编制有哪些建议等热点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
胡鞍钢教授认为，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低增长，而是增长率在7%左右，仍属于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仍属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率出现下行态势。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胡鞍钢：全球经济增长已进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提出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即长期的低增长。今年4月她又发出警告：今天，我们必须防止“新平庸”变成“新现实”。日前，世界银行进一步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后的预期增长率仅为2.8%。
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低增长，而是增长率在7%左右，仍属于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受外部冲击影响相对小，抗压能力相对大，最重要的是具有极强的宏观调控能力。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研究表明，二战之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增长率的只有13个经济体。在这13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表现无疑最为抢眼。
为了分析我国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可选用5个宏观经济指标，即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出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以及后两者构成的痛苦指数，对二十国集团（G20）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G20主要国家经济数据，2015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0%，位列印度7.5%之后，居第二位；中国的痛苦指数为5.3%，仅略高于韩国（4.3%）、日本（3.9%），居倒数第三位，而印度痛苦指数高达13.5%，居正数第三位。
在同样的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最强、宏观经济绩效最好，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经济增长率下行不必惊慌失措
记者：在全世界来看，我国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仍属于较高增长水平。但是，社会上不少人对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表示担忧。您怎么看？
胡鞍钢：宏观调控有七大目标，如果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比如经济增长率下行，而其他几个目标都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就不必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也不必理睬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非专业议论。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大海上航行的巨轮，宏观调控就是舵手，需要保持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耐心，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行稳致远”的方略，避免动不动就猛踩油门、急刹车等做法。
把多目标作为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依据，有利于增强战略定力。国际上通常采用五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核心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控制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平衡。过去我国也主要采用这五大目标。本届政府与时俱进、锐意创新，进一步完善了宏观调控目标体系。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主要预期目标中增加了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至此，我国宏观调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七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控制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节能减排。
升级后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更加符合我国人口众多、就业需求大、资源环境硬约束等国情特点，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持续改善民生和向污染宣战的决心。这一目标体系在引导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着力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着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由此可见，7%左右的增长率，这是了不起的！显然与我国宏观调控特别是调控目标的科学性密不可分。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呼唤“升级版”
记者：当前，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胡鞍钢：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关键是抓住核心目标。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这是当前经济学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宏观调控不是一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更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控。这就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这个“的”就是宏观调控核心目标。宏观调控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核心目标抓得准不准，能否在达成核心目标上有所作为。
经济新常态需要宏观调控目标有“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不过，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个怎样落实这一重大决策，也有一个知行合一、继承创新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有意识地创新宏观调控目标“升级版”。
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通常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衡量一国宏观经济健康的主要目标。这四大目标对应了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通常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国际收支状况四大指标。与这些宏观调控目标相联系的宏观调控政策则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更广义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产业政策、环境规制等。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中，财政政策所对应的财政赤字率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宏观经济健康的指标，当然也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失业率、财政赤字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五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 伴随着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也顺应经济转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主要体现在，逐步地放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指令性指标，采用了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五大宏观调控指标。不过，在具体指标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就业指标上，除了登记失业率以外，中国还把创造就业指标作为重要的衡量就业的主要指标。因此，五大宏观调控目标以及所对应的6个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以往中国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这些指标均反映在历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新一届政府，与时俱进，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所创新。不仅仅包括五大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还涉及到宏观收入分配和可持续发展，突出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宏观调控目标的“升级版”，不仅仅体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管理，同时也抓住了当前以及未来“五年规划”的核心发展目标，体现了综合的发展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中国式治理”的实践体现。
从国际比较看，“升级版”是中国独创性、独特性的（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因为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决定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样，不仅影响中国，还将影响全世界，产生“中国创新”的示范效应和外溢效应。
短期宏观调控应与中长期规划衔接
记者：目前，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规划的导向作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胡鞍钢：短期宏观调控目标要与五年规划目标相衔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既是对我国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也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如果两者脱节，就会造成整体宏观调控的“功能紊乱”和为以后的宏观调控留下“后遗症”。例如，“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但是每个年度的指标都是8%，并在客观上鼓励地方追求更高的增长，这是因为8%是中央给地方提出目标的底线。最后的结果是，“十一五”规划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1.2%，高出预期目标值3.7个百分点。这也恰恰是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压力以及巨量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短期宏观调控目标应主动与“五年规划”相结合、相衔接、相匹配，否则容易伤害“五年规划”的导向性功能，为长期的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
年度宏观调控目标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远景目标”，至少要以“五年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为导向，力求“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和发展目标”与“五年规划”目标形成内在的一致性、连续性。必要时，应将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和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年度，作为制定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和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当然，只是作为基本依据，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的确定也不能僵化，应当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灵活调整。
日前，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对“十三五”规划编制有哪些建议等热点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
胡鞍钢教授认为，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低增长，而是增长率在7%左右，仍属于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仍属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率出现下行态势。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胡鞍钢：全球经济增长已进入较长期的低迷状态。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提出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即长期的低增长。今年4月她又发出警告：今天，我们必须防止“新平庸”变成“新现实”。日前，世界银行进一步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后的预期增长率仅为2.8%。
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经济新常态不是低增长，而是增长率在7%左右，仍属于世界公认的较高增长水平。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受外部冲击影响相对小，抗压能力相对大，最重要的是具有极强的宏观调控能力。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研究表明，二战之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增长率的只有13个经济体。在这13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表现无疑最为抢眼。
为了分析我国经济在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可选用5个宏观经济指标，即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出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以及后两者构成的痛苦指数，对二十国集团（G20）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G20主要国家经济数据，2015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0%，位列印度7.5%之后，居第二位；中国的痛苦指数为5.3%，仅略高于韩国（4.3%）、日本（3.9%），居倒数第三位，而印度痛苦指数高达13.5%，居正数第三位。
在同样的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最强、宏观经济绩效最好，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经济增长率下行不必惊慌失措
记者：在全世界来看，我国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仍属于较高增长水平。但是，社会上不少人对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表示担忧。您怎么看？
胡鞍钢：宏观调控有七大目标，如果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实现，比如经济增长率下行，而其他几个目标都在正常运行范围内，就不必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也不必理睬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非专业议论。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大海上航行的巨轮，宏观调控就是舵手，需要保持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耐心，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行稳致远”的方略，避免动不动就猛踩油门、急刹车等做法。
把多目标作为综合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依据，有利于增强战略定力。国际上通常采用五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核心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控制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平衡。过去我国也主要采用这五大目标。本届政府与时俱进、锐意创新，进一步完善了宏观调控目标体系。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主要预期目标中增加了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至此，我国宏观调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七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控制失业、国际收支平衡、财政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节能减排。
升级后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更加符合我国人口众多、就业需求大、资源环境硬约束等国情特点，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持续改善民生和向污染宣战的决心。这一目标体系在引导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着力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着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由此可见，7%左右的增长率，这是了不起的！显然与我国宏观调控特别是调控目标的科学性密不可分。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呼唤“升级版”
记者：当前，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胡鞍钢：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关键是抓住核心目标。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这是当前经济学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宏观调控不是一个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更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控。这就要求抓住主要矛盾、有的放矢。这个“的”就是宏观调控核心目标。宏观调控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核心目标抓得准不准，能否在达成核心目标上有所作为。
经济新常态需要宏观调控目标有“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不过，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个怎样落实这一重大决策，也有一个知行合一、继承创新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有意识地创新宏观调控目标“升级版”。
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通常把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衡量一国宏观经济健康的主要目标。这四大目标对应了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通常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国际收支状况四大指标。与这些宏观调控目标相联系的宏观调控政策则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更广义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产业政策、环境规制等。在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中，财政政策所对应的财政赤字率也越来越成为衡量宏观经济健康的指标，当然也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因此，可以把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失业率、财政赤字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五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 伴随着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也顺应经济转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主要体现在，逐步地放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指令性指标，采用了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五大宏观调控指标。不过，在具体指标上，中国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例如，在就业指标上，除了登记失业率以外，中国还把创造就业指标作为重要的衡量就业的主要指标。因此，五大宏观调控目标以及所对应的6个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以往中国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这些指标均反映在历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新一届政府，与时俱进，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所创新。不仅仅包括五大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还涉及到宏观收入分配和可持续发展，突出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宏观调控目标的“升级版”，不仅仅体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经济管理，同时也抓住了当前以及未来“五年规划”的核心发展目标，体现了综合的发展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中国式治理”的实践体现。
从国际比较看，“升级版”是中国独创性、独特性的（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因为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决定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样，不仅影响中国，还将影响全世界，产生“中国创新”的示范效应和外溢效应。
短期宏观调控应与中长期规划衔接
记者：目前，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规划的导向作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胡鞍钢：短期宏观调控目标要与五年规划目标相衔接，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这既是对我国宏观调控经验的总结，也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需要。在实际执行中，如果两者脱节，就会造成整体宏观调控的“功能紊乱”和为以后的宏观调控留下“后遗症”。例如，“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5%，但是每个年度的指标都是8%，并在客观上鼓励地方追求更高的增长，这是因为8%是中央给地方提出目标的底线。最后的结果是，“十一五”规划的实际平均增长率为11.2%，高出预期目标值3.7个百分点。这也恰恰是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压力以及巨量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短期宏观调控目标应主动与“五年规划”相结合、相衔接、相匹配，否则容易伤害“五年规划”的导向性功能，为长期的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
年度宏观调控目标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远景目标”，至少要以“五年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为导向，力求“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和发展目标”与“五年规划”目标形成内在的一致性、连续性。必要时，应将五年规划的核心目标和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年度，作为制定年度宏观调控目标和发展目标的基本依据。当然，只是作为基本依据，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的确定也不能僵化，应当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灵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