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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在丰城、新余、德安、靖安、广丰社山头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有零星出土，数量极少，品种单一，主要有琮、斧、钺和璜等，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玉器色彩。
商代的江西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玉器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大墓。1989年发现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是至今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商代大墓，不仅青铜器数量多，造型奇，纹饰美，铸工精，为中国南方地区所仅见，而且其玉器群也是继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发现。
大洋洲商墓出土玉器754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器、装饰品三大类。礼器33件，器类有琮、璧、环、璜、瑗、等；仪仗器7件，器类有戈、矛、铲；其余均为装饰品，种类丰富，数量最多，主要用作佩戴装饰物和插嵌于其他物品上作观赏品，器类主要有笄、镯、项链、腰带、串珠等。装饰品精品纷呈，其中有一部分造型生动，雕刻精湛，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
大洋洲出土玉器的质料，大部分为透闪石，少量为磷铝锂石、叶蜡石、绿松石、水晶等；玉器内部颜色为白、灰、浅黄褐等，器物表面则呈现出紫、褐、黑等色彩。总体上看，大洋洲玉器绝大多数器表受沁，呈所谓的“鸡骨白”。
大洋洲玉器群在文化性质上强烈地表现出双重性，即无论是从玉器的类型，抑或是造型、装饰纹样，乃至制作工艺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中原殷商文化的一致性，诸如璧、瑗、、琮、环、璜和戈、矛、铲以及装饰品中的柄形器、笄形器等，都与中原殷商时期同类玉器造型相近；玉器上的斜方格纹、菱形纹、回字纹、对角几何纹和臣字目的兽面纹等装饰纹样，也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以来玉器上常见的纹样。中原殷商时期玉器纹饰的制作方法，特别盛行平行的双线雕，运用减地手法，即先阴刻双线，然后将阴线外侧的地子均匀地琢低一层，双线之间便浮出一道阳线，大洋洲玉器中同样有相当一批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
大洋洲玉器群也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在器物种类方面，礼器只有璧、琮、璜，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圭、璋、琥。在装饰纹样方面，高羽冠神人像，很有地方特色。
两周时期，江西历史文化进入低谷，这一时期的玉器只有零星出土，数量少，品种单调，只有玉璜、玉环、玉佩等，较为重要的有樟树观上春秋墓、樟树牛头山战国墓、贵溪龙虎山两周崖墓等地出土的玉蛙、玉璜等。
汉代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江西汉代玉器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西汉墓群、老福山西汉木椁墓等，出土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璧、玉佩、玉、玉剑首、玉等，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同期同类器基本一致。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汉墓群13座墓中，有2座墓出土了玉璧、舞女玉人、玉、玉、象牙璧、象牙环等9件。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是玉器的低潮，考古发现玉器极少。江西南昌市郊京山南朝墓出土带钩、璜、珩、佩、异兽等数件玉器，是此期玉器最为集中的一次考古发现。
宋代是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玉器生产骤然繁荣，玉器种类繁多，佩玉大量出现，玉器的品种、造型艺术、雕琢工艺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圆雕玉兽，一改前代玉器以稳定的几何形体为主的造型风格，使玉雕的造型艺术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上饶市茶山寺南宋建炎四年（1130）赵仲湮墓、吉水县金滩乡南宋宝二年(1254)张宣义墓出土的南宋玉器，为了解这一阶段玉器自唐代以来演变的规律、造型题材、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赵仲湮系宋高宗叔祖，其墓出土文物21件，玉带一套8件、银碗2件、铜器2件，水晶环、水晶球、水晶珠、水晶狮、水晶饰品、料石狮、料石璧、墓志各1件。可以看出，宋代玉带与唐代、五代相比，已有较大变化：形制发生了变化，半圆形玉带板已不再见，新出现了桃形带板，方形、长方形、圭形玉带板的尺寸也变小了；所刻人物纹，既不是胡人形象，也不是唐人装束，而是穿方领大袖长袍的汉人形象，人物虽席地而坐，但座下已无地毯；雕琢技法也与唐代有区别，仅在主纹周围铲地斜磨，地子上稍见不平整现象，衣纹阴线比唐代细而短，显得拘谨，带板边框四周磨出很明显的斜面，可见四个直线棱，侧视为梯形，这种技法处理后纹饰突起，立体感增强；细部刻画上，线条流畅，不再用阴线勾勒，而是顺其自然，转折合理，不再施用那种装饰性的线条，衣褶线条刚劲柔和兼而有之，明暗折叠，随之而现，更加走向写实化。人物造型，生动逼真，已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宋代玉腰带中的珍品。这套带板，1块，7件长方形，数量与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带板相同，是宋代高级官吏用玉制度的典型写照。这组玉器，造型规整，制作精工，出土于纪年墓中，有确切年代可考，成为鉴定南宋玉器的标准器。
明代是我国琢玉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明代玉器制造的成就与特点主要是：一、玉器种类增加，杯、碗、盘、文具等大量出现；二、佩玉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实用与装饰功能兼备的纽扣、发簪、佩坠，一改形式古拙之风，日趋世俗化，形式花样与日常生活越来越接近。还出现了一些制造极其简单的小件佩饰；三、装饰纹样一改前期程式化的风格，显得千姿百态，极富变化。
江西各地出土玉器的明墓在100座以上，尤以宁王、益王家族所在的南昌、南城两地最为集中，主要有：南昌市新建县华东交通大学院内明弘治十七年（1504）宁靖王朱奠培夫人吴氏墓，出土玉圭1件，玉佩一副，玉片、玉珠数千件；南城县红湖公社外源村明嘉靖十九年（1540）益端王朱槟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带等26件（组）；南城县洪门公社长塘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1500多件；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港大队女冠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益宣王朱翊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289件（组），玉珠千余颗。
南昌宁王、南城益王家族墓出土玉器，有礼仪用玉圭、玉璧，实用佩玉、腰带、带钩、头饰、服饰、坠饰等，以玉圭、玉腰带及各种玉佩最为常见，一般是每棺出玉圭、玉腰带、玉组佩各1件（套）。玉佩饰种类丰富，有玉人、玉羊、玉鱼、玉鸟、玉花、玉牌子等，以益宣王墓出土的成串玉佩饰最具特色。这些玉器，时代从明中期至末期，为研究明王朝中央和地方制玉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玉圭、玉璧等玉礼器，在明代，只有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才能享用。南昌、南城等地的明藩王墓多数出土玉圭，总数在20件以上，基本形制是剡上方下，呈长条形片状，顶端凸起尖角，下端方正，边线平直，双面刻5行凸起的谷纹，长度在15厘米左右，约合明代的五寸，是明代最小的一种玉圭。平民墓中则未见玉圭出土。
江西明墓中出土了30多套玉带，体现了当时玉带的制作工艺成就。明代早、中期的玉带板多光素无纹，如端王墓出土玉带板，羊脂玉质，光泽较亮，素面无纹。益宣王墓出土的花形玉腰带，中心为瓜形，四周雕花瓣的花形带，是明代玉带板的又一风格。益宣王墓和新建乌溪乡第三村明墓出土的2套玉带板，各有2块提携，类似的形制见于明初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明代后期玉带板则多施有纹饰，纹样很丰富，有龙纹、凤纹、麒麟纹、花卉纹，常以龙纹、凤纹、麒麟纹作主纹，以缠枝花卉作底纹，再衬以如意、云纹、古钱、松石和纹等吉祥用意的图案，烘托主纹，充满活力，装饰化倾向更为突出，藩王玉腰带多数饰三爪或四爪的蟒；琢制工艺有粗细之分，粗工者奔放不羁，细工者精巧别致，还出现二层、三层甚至多层镂雕，玲珑剔透，有的还在纹饰内描金，极尽装饰之能事。如益宣王继妃孙氏墓所出玉带板，饰浅浮雕牡丹花，花纹阴线内描金，显得富丽堂皇。
宋代以来，贵溪龙虎山天师府是历代天师的府第，世代沿续，天师墓中时有作为冥器的天师玉印出土，制作或精细，或粗率，成为江西明清玉器的又一地方特色。
清代出土玉器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九江县清道光年间的李鸿滨墓，出土玛瑙朝珠、玛瑙佛珠、翡翠扳指、翡翠鹅形佩、水晶眼镜等10件玉器，材质优良，琢制精细，为鉴定传世晚清玉器确立了时代标尺。
综上所述，江西古代玉器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历代玉器，出土很多，出土玉器的墓葬，往往伴出陶瓷器，而陶瓷器的研究，在江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可以作为判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加之宋代以来，墓葬往往有墓志、买地券、冥途路引等标明埋葬时间的纪年材料，给出了墓葬的确切下葬时间。因此，江西出土的古代玉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江西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对于传世玉器研究来说，具有较好的参照作用。
（摄影：李宇）
商代的江西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分布区，玉器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大墓。1989年发现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是至今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商代大墓，不仅青铜器数量多，造型奇，纹饰美，铸工精，为中国南方地区所仅见，而且其玉器群也是继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发现。
大洋洲商墓出土玉器754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器、装饰品三大类。礼器33件，器类有琮、璧、环、璜、瑗、等；仪仗器7件，器类有戈、矛、铲；其余均为装饰品，种类丰富，数量最多，主要用作佩戴装饰物和插嵌于其他物品上作观赏品，器类主要有笄、镯、项链、腰带、串珠等。装饰品精品纷呈，其中有一部分造型生动，雕刻精湛，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
大洋洲出土玉器的质料，大部分为透闪石，少量为磷铝锂石、叶蜡石、绿松石、水晶等；玉器内部颜色为白、灰、浅黄褐等，器物表面则呈现出紫、褐、黑等色彩。总体上看，大洋洲玉器绝大多数器表受沁，呈所谓的“鸡骨白”。
大洋洲玉器群在文化性质上强烈地表现出双重性，即无论是从玉器的类型，抑或是造型、装饰纹样，乃至制作工艺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中原殷商文化的一致性，诸如璧、瑗、、琮、环、璜和戈、矛、铲以及装饰品中的柄形器、笄形器等，都与中原殷商时期同类玉器造型相近；玉器上的斜方格纹、菱形纹、回字纹、对角几何纹和臣字目的兽面纹等装饰纹样，也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以来玉器上常见的纹样。中原殷商时期玉器纹饰的制作方法，特别盛行平行的双线雕，运用减地手法，即先阴刻双线，然后将阴线外侧的地子均匀地琢低一层，双线之间便浮出一道阳线，大洋洲玉器中同样有相当一批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
大洋洲玉器群也有自身的一些特色。在器物种类方面，礼器只有璧、琮、璜，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圭、璋、琥。在装饰纹样方面，高羽冠神人像，很有地方特色。
两周时期，江西历史文化进入低谷，这一时期的玉器只有零星出土，数量少，品种单调，只有玉璜、玉环、玉佩等，较为重要的有樟树观上春秋墓、樟树牛头山战国墓、贵溪龙虎山两周崖墓等地出土的玉蛙、玉璜等。
汉代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江西汉代玉器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西汉墓群、老福山西汉木椁墓等，出土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璧、玉佩、玉、玉剑首、玉等，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同期同类器基本一致。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汉墓群13座墓中，有2座墓出土了玉璧、舞女玉人、玉、玉、象牙璧、象牙环等9件。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是玉器的低潮，考古发现玉器极少。江西南昌市郊京山南朝墓出土带钩、璜、珩、佩、异兽等数件玉器，是此期玉器最为集中的一次考古发现。
宋代是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玉器生产骤然繁荣，玉器种类繁多，佩玉大量出现，玉器的品种、造型艺术、雕琢工艺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圆雕玉兽，一改前代玉器以稳定的几何形体为主的造型风格，使玉雕的造型艺术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上饶市茶山寺南宋建炎四年（1130）赵仲湮墓、吉水县金滩乡南宋宝二年(1254)张宣义墓出土的南宋玉器，为了解这一阶段玉器自唐代以来演变的规律、造型题材、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赵仲湮系宋高宗叔祖，其墓出土文物21件，玉带一套8件、银碗2件、铜器2件，水晶环、水晶球、水晶珠、水晶狮、水晶饰品、料石狮、料石璧、墓志各1件。可以看出，宋代玉带与唐代、五代相比，已有较大变化：形制发生了变化，半圆形玉带板已不再见，新出现了桃形带板，方形、长方形、圭形玉带板的尺寸也变小了；所刻人物纹，既不是胡人形象，也不是唐人装束，而是穿方领大袖长袍的汉人形象，人物虽席地而坐，但座下已无地毯；雕琢技法也与唐代有区别，仅在主纹周围铲地斜磨，地子上稍见不平整现象，衣纹阴线比唐代细而短，显得拘谨，带板边框四周磨出很明显的斜面，可见四个直线棱，侧视为梯形，这种技法处理后纹饰突起，立体感增强；细部刻画上，线条流畅，不再用阴线勾勒，而是顺其自然，转折合理，不再施用那种装饰性的线条，衣褶线条刚劲柔和兼而有之，明暗折叠，随之而现，更加走向写实化。人物造型，生动逼真，已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宋代玉腰带中的珍品。这套带板，1块，7件长方形，数量与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带板相同，是宋代高级官吏用玉制度的典型写照。这组玉器，造型规整，制作精工，出土于纪年墓中，有确切年代可考，成为鉴定南宋玉器的标准器。
明代是我国琢玉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明代玉器制造的成就与特点主要是：一、玉器种类增加，杯、碗、盘、文具等大量出现；二、佩玉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实用与装饰功能兼备的纽扣、发簪、佩坠，一改形式古拙之风，日趋世俗化，形式花样与日常生活越来越接近。还出现了一些制造极其简单的小件佩饰；三、装饰纹样一改前期程式化的风格，显得千姿百态，极富变化。
江西各地出土玉器的明墓在100座以上，尤以宁王、益王家族所在的南昌、南城两地最为集中，主要有：南昌市新建县华东交通大学院内明弘治十七年（1504）宁靖王朱奠培夫人吴氏墓，出土玉圭1件，玉佩一副，玉片、玉珠数千件；南城县红湖公社外源村明嘉靖十九年（1540）益端王朱槟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带等26件（组）；南城县洪门公社长塘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1500多件；南城县岳口公社游家港大队女冠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益宣王朱翊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289件（组），玉珠千余颗。
南昌宁王、南城益王家族墓出土玉器，有礼仪用玉圭、玉璧，实用佩玉、腰带、带钩、头饰、服饰、坠饰等，以玉圭、玉腰带及各种玉佩最为常见，一般是每棺出玉圭、玉腰带、玉组佩各1件（套）。玉佩饰种类丰富，有玉人、玉羊、玉鱼、玉鸟、玉花、玉牌子等，以益宣王墓出土的成串玉佩饰最具特色。这些玉器，时代从明中期至末期，为研究明王朝中央和地方制玉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玉圭、玉璧等玉礼器，在明代，只有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才能享用。南昌、南城等地的明藩王墓多数出土玉圭，总数在20件以上，基本形制是剡上方下，呈长条形片状，顶端凸起尖角，下端方正，边线平直，双面刻5行凸起的谷纹，长度在15厘米左右，约合明代的五寸，是明代最小的一种玉圭。平民墓中则未见玉圭出土。
江西明墓中出土了30多套玉带，体现了当时玉带的制作工艺成就。明代早、中期的玉带板多光素无纹，如端王墓出土玉带板，羊脂玉质，光泽较亮，素面无纹。益宣王墓出土的花形玉腰带，中心为瓜形，四周雕花瓣的花形带，是明代玉带板的又一风格。益宣王墓和新建乌溪乡第三村明墓出土的2套玉带板，各有2块提携，类似的形制见于明初南京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明代后期玉带板则多施有纹饰，纹样很丰富，有龙纹、凤纹、麒麟纹、花卉纹，常以龙纹、凤纹、麒麟纹作主纹，以缠枝花卉作底纹，再衬以如意、云纹、古钱、松石和纹等吉祥用意的图案，烘托主纹，充满活力，装饰化倾向更为突出，藩王玉腰带多数饰三爪或四爪的蟒；琢制工艺有粗细之分，粗工者奔放不羁，细工者精巧别致，还出现二层、三层甚至多层镂雕，玲珑剔透，有的还在纹饰内描金，极尽装饰之能事。如益宣王继妃孙氏墓所出玉带板，饰浅浮雕牡丹花，花纹阴线内描金，显得富丽堂皇。
宋代以来，贵溪龙虎山天师府是历代天师的府第，世代沿续，天师墓中时有作为冥器的天师玉印出土，制作或精细，或粗率，成为江西明清玉器的又一地方特色。
清代出土玉器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九江县清道光年间的李鸿滨墓，出土玛瑙朝珠、玛瑙佛珠、翡翠扳指、翡翠鹅形佩、水晶眼镜等10件玉器，材质优良，琢制精细，为鉴定传世晚清玉器确立了时代标尺。
综上所述，江西古代玉器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历代玉器，出土很多，出土玉器的墓葬，往往伴出陶瓷器，而陶瓷器的研究，在江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可以作为判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加之宋代以来，墓葬往往有墓志、买地券、冥途路引等标明埋葬时间的纪年材料，给出了墓葬的确切下葬时间。因此，江西出土的古代玉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江西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对于传世玉器研究来说，具有较好的参照作用。
（摄影：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