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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诡波谲的大明王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曾权倾朝野的首辅严嵩无疑引发过诸多话题。触碰这一复杂多面的历史人物及与他相关的枝蔓横生、盘根交错的历史事件，不仅需要深厚的历史知识积累，更需要独到的视角与胆识、担当。鉴于此，新余作家贺传圣先生的《严嵩》（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可以说是一部大胆探索的长篇历史小说。
一、当代民间视角下的历史观
自明嘉靖41年，严嵩独任首辅十九年后被革职，除国史记载之外，民间曾出现过大量有关严嵩的戏剧、话本、评弹。在史学界，公允的评价是，明朝官修史与民间私修史的史学生态并不理想，正如明史专家傅吾康（ Franke，Wolfgang）所说：明代“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修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1]。鉴于此，严嵩身为从万人仰其鼻息的权力高位跌落的政治失败者，身后的史学评价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民间书写者或与严氏家族有私人恩怨纠葛或出于投合大众的接受心理，严嵩在《鸣凤记》《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诸种书写中以齐名秦桧、李林甫的奸臣形象呈现在后人面前。
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历史理解为一种连续的、线性的“叙事”，即一系列清晰的相继发生的事件，元叙事逐渐衰落。由此，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史传书写传统也发生转向，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必依循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叙事文学平行演绎历史的写作模式被打破，正如海登·怀特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象”。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边界模糊化，文学书写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回到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潮流悄然兴起。
明史专家张显清先生1992年出版的著作《严嵩传》可说是开当代理性评价严嵩的先声。此后以长篇小说《大明之大奸臣严嵩》、历史传记《明朝那些事》《刀刃上的明朝权臣—严嵩》《嘉靖与严嵩：是非君臣》，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为代表的作品中，严嵩及关涉他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书写视角呈现出多元化、当代化的趋势。
贺传圣先生为撰写《严嵩》一书，秉承了一位传统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时代的使命担当。动笔前，他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有关严嵩的历史资料，包括史传中记载的严嵩、明史专家评价的严嵩、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严嵩，甚至深入了解了明清主流史传撰写的历史语境及修史者与严嵩家族枝蔓缠绕的关联，在对严嵩褒贬不一的文字里，梳理严嵩的正反两面。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坦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写作《严嵩》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不是为严嵩翻案，更不是推翻已有的历史定论，而是告诉读者一个客观一点的严嵩。”
小说的主线甄选了主人公严嵩在历史上广泛流传的几个故事，两淮盐税案、抗倭始末、庚戌之变、沈炼杨继盛弹劾事件……辅线中巧妙贯穿了与严嵩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尽管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事件千头万绪扑朔迷离，但贺传圣先生以他向来擅长的现实主义手法，举重若轻地驾驭了这个宏大厚重的题材。他凭借质朴平实的语言、克制内敛的叙事，在当代民间视角的关照下切入历史语境，力图还原严嵩权臣政治身份以外的多重面孔，从严嵩吊诡的人生轨迹中追问人性在权谋、财富、功名的历史洪流中遭遇的种种拷问。
二、民间视角下的真实与虚构——多面严嵩形象
1.人间烟火气息的严嵩
此部小说以大量笔墨勾画了生活中烟火气息浓重的严嵩形象：家中的慈父、良夫，故里最念乡情的赤子。与嘉靖朝以清官著称的海瑞的三次婚娶、两房姬妾相比，小说中的严嵩只与欧阳淑端厮守终生，对纳妾毫无兴趣，甚至对欧阳淑端有意安排在他身边的香梅也绝不染指。
小说中严世蕃的形象正与严嵩的沉稳持重形成对照，他凭借才华与机警在各种权力中间周旋，而诸多与媚儿调情的细節刻画出他风流多情、贪图享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史载“严世蕃狡猾细密，凡世宗旨意严嵩不可解处，总能窥清底蕴，奏对如意”[2]。历史上真实的严世蕃作为独子，乃是其父严嵩的智囊，严嵩在嘉靖40年时已经80高龄，精力不济，许多应对举措其实都出自严世蕃之手。[3]小说中开篇《奉天》一章便描画出于嘉靖皇威之下噤若寒蝉的老年严嵩对其子的信任与依赖。《马市风波》一章中，严世蕃仅以一只五彩神龟向嘉靖“献祥瑞”便轻松地为严嵩解了围，更为有趣的是严世蕃带有叛逆色彩的言论总有一语道破玄机的犀利。
严嵩一生恪守祖上“严青菜”的节俭传统，但年事渐高、力不从心的状态让严嵩无力苛求儿子、掌控局势，心中已生请求致仕之意。可提及这个话题，夫人便解劝他留任以“荫护帮衬”儿孙。可见一为尽忠于帝王的臣子本分，二为荫庇子孙的家族功德，一代老臣只能在无奈中难得糊涂地隐忍。
而其子严世蕃的贪财也道出了有明一朝反腐的荒诞怪圈。在严世蕃回袁州修万年桥之前曾向严嵩请求在家乡置地，他蓄财的理由让严嵩也一时语塞：“爹，我可不能跟你比。你只有我一个儿子……可我自己生了六个，再加上恩养的两个，一共八个儿子呀……”
自明初朱元璋建国以来，明朝官员的俸禄就定得极低，有明一朝竟从未变过。《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的数据：“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4]
与隆庆年间的戏文《鸣凤记》中的“严嵩庆寿”两相对照，小说中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情节却颇为巧妙地形成了留白与召唤的结构。
对于家乡江西，严嵩始终牵挂于心、倾囊相助。严世蕃曾向媚儿总结他受父亲之托为家乡所做的几件大事：为县里送了一千多部书，修了一条路，建了广泽桥、广润桥和广济桥三座桥。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借着剿除倭寇的喜气，严世蕃再次回乡修建了万年桥，之后严家又出资修建了县学。彼时袁州一府四县，分宜县学首屈一指。这其中自有古来学而优则仕的位极人臣衣锦还乡之夙愿，但故土情深的游子之心不可不念。在后人的严嵩忠奸之辩中，江西同乡的感念情怀无疑为历史的重新审视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2.权力怪圈中被撕扯的严嵩
（1）风光权臣们的难言隐疾
在小说前五章中，与严嵩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三大人物—朱厚熜、夏言、徐阶便一一登场了。
朱厚熜15岁登基，通过议礼风波中天下舍我其谁的强势，少年天子君临天下，御极45载，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其孙万历。嘉靖二十余年不上朝，避居西苑，练道修玄，但始终牢牢掌握朝政大权。卜键的《明世宗传》中写道：“史籍中的世宗是多面的，记载着他的仁孝善良，也记载着他的暴虐;……记载着他毫不假贷贪酷之辈，也记载着他对权相佞臣的倚重……”[5]
小说截取的壬寅宫变、炼取秋石、庚戌之变几大事件中，嘉靖的形象呼之欲出。与明清民间传播严嵩奸臣形象的戏文相比较，原本缺席的嘉靖正面出场了，为审视严嵩及其夏言、徐阶等权臣在诸多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去除了视觉死角。
在隆庆年间广为流传的戏文《鸣凤记》中，夏言、曾铣这对连襟被冠以舍身弹劾严嵩父子的“双忠”。小说中的夏言在议礼风波中投嘉靖所好，借同乡道人邵元节美言，连升五级摇身成为议礼新贵。升任首辅后的夏言日渐疏狂，罢黜又复官后，仍不反思。收复河套事件中，夏言的刚愎自用、曾铣的好大喜功与时任次辅的严嵩的老成持重、多方调查听取实情构成强烈对比，最终曾铣因被弹劾其妄议复套、冒报功捷被处以腰斩，也招致了夏言的杀身之祸。如此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严嵩执守不以穷兵黩武求取功名的清醒立场，还在夏言蒙难之际出于同乡之情多次出手相救。《论救夏言》的奏疏未被批准，他再次上疏《再论救夏言》，并持奏疏亲自找朱厚熜求情。小说中朱厚熜回绝的说辞正揭示出唯我独尊、弄权摆势的帝王淫威下臣子的卑微无奈。
此后接任首辅的严嵩在这次事件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位高势危的风险，他“每日里无不诚惶诚恐，生怕出什么差错。……自担任首辅以来，他常常失眠，正是这个原因”。
（2）疑窦丛生的杨继盛事件
如果说沈炼因弹劾严嵩被杀只是有明一代无数偏执疏狂言官“沽取敢言之名”的闹剧之一，那么名士杨继盛的被杀则是足以激发民愤的义士忠魂的悲剧。小说中的杨继盛仍以民间传颂的硬汉谏士形象出场，一代文臣廷杖后自剜腐肉的凛然形象堪比言笑晏晏间刮骨疗毒的英雄关云长。但小说中杨继盛的悲剧并未演绎为忠奸二元对立的政治伦理交锋，权力怪圈中诸多难以把控情势的急流险滩、暗礁漩涡才是作者力求拆解的谜团。
杨继盛进谏的初衷显然是正义果敢的，但他政治与权术的感知不够敏锐，不了解嘉靖的秉性，更未考虑朝中纠葛缠绕的复杂关系。他抱定“文死谏，武死战”的人生理想，但始料未及的是《请诛贼臣疏》中真正触怒龙颜的并不是弹劾严嵩，而是提及了嘉靖忌讳的“二王”，更让嘉靖感觉是隐晦地责难他涂炭生灵、甘受臣欺。嘉靖的偏执多疑、唯我独尊让他完全忽略了奏疏的本意，小说中关于嘉靖的一大段心理描写生动地揭开了这一隐情。
杨继盛的悲剧还揭开了倒严政治阴谋酝酿的端倪，勾画出了严嵩身边权谋争斗的暗流涌动，隐伏的政敌徐阶逐渐浮出水面。卜键曾如此评价严、徐二人：“他（严嵩）擅于上结帝意，徐阶亦为世宗宠信;他待人阴柔险巧，徐阶亦谦和其表，不动声色……”[6]
徐阶任礼部尚书时曾为示好严嵩，千方百计与严家结成姻亲，终得次辅之位。杨继盛在肃穆地斋戒三日送出《请誅贼臣疏》前，曾求见徐阶商谈弹劾一事。知道杨继盛的意图后，“徐阶的心里惊跳起来，眼下他还是希望严嵩平安无事。因为，他目前尚未入阁，严嵩正为他张罗”。显然，圆滑世故的徐阶并不会阻止杨继盛，他口中劝杨继盛顾念严嵩的四次提携之恩，但并不点破奏疏的致命纰漏。日后时机成熟，正是他点拨杨的侄婿邹应龙弹劾严世蕃而成功扳倒了严嵩这棵大树，取而代之坐上了首辅的高位。
三、民间小人物闪耀的人性之光
《严嵩》中涉及高层的政治人物、历史事件，书写的笔触是谨慎收敛的，着力以平实的白描手法详尽地叙述事件的始末。作品中笔触收放自如、淋漓酣畅的书写集中在几个民间小人物的故事里。
抗倭是严嵩执掌朝政时期殚精竭虑的政事之一。高层中严嵩义子赵文华改变了夏言时期“严海禁”的强权手段，采用剿抚并用的政策，加之他大胆启用的将领胡宗宪等的勇谋相济，御倭可谓功绩赫赫。小说中的抗倭着墨最多，其中王直、瓦氏夫人的刻画可谓生动传神、如目可见。
诱降王直是胡宗宪一行精心策划、致力于长期平定倭患的举措，小说中他不仅战术高，攻心术更精湛。他们先找到了王直留在国内的老母妻儿，之后罗龙文带着王直的女儿小凤铤而走险赴日本。杀气腾腾戒备森严的萨摩岛上，家乡徽州的渔鼓戏唤起了王直这个海盗心中的柔情，罗龙文乘虚而入，与小凤一起向王直认亲。小说中多年失散的家人海外团聚的情景十分温馨，王直回国后祖孙三代相聚的场面则更加感人。
但王直的铁血柔情注定败给政治权谋的冷酷操弄，嘉靖在徐阶等人的劝谏下最终杀了王直。赴刑前王直的一番话道出了民不聊生而矗起反旗的无奈和被朝廷欺哄的无助。女儿小凤此刻的出现更添苦涩之情，她付出的努力居然错把一家人由生离推向死别，王直热泪横流但仍铿锵有声地留下了遗言：“孩子，你可要记住，爹虽是个海上强盗，但比起朝廷那些狗官有情有义。小凤，你嫁鸡嫁狗也不要嫁进官府……”
另一位鲜活的民间人物形象正是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替孙子出征时她已年过半百，但骁勇善战决不输杨门女将。小说中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将带兵杀进倭寇三道重围救出都司白泫的情节令人读来血脉偾张、酣畅淋漓。被一队倭寇紧追的惊险时刻，“瓦氏夫人急忙拉起辔头，战马仰头嘶鸣，四蹄腾空，甩掉这一群追兵，又突入第二道重围。……瓦氏又连劈数敌，令狼兵分成两路纵队，隔开倭兵，扶白泫上马，自己挥刀开路，杀出重围”。
与权力场中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丑陋人性相比，王直、瓦氏夫人以及张贞、媚儿这些民间的小人物却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在血腥残酷的权谋厮杀中带来了人间的暖意。
奥斯卡·王尔德曾以他寓言式的洞见告诫人类：我们对历史要负的唯一责任是重新撰写历史。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的交相指涉织成一个个色彩纷呈的话语万花筒，演绎出多元化的历史面相，也呼应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努力吧。
参考文献：
[1]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4页。
[2] 卜键：《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9页。
[3] 沈懿哲：《从历史剧看影像对历史的再现—以〈大明王朝 1566〉为例》，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5]卜键：《明世宗传》，第2页。
[6]卜键：《明世宗传》，第458页。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一、当代民间视角下的历史观
自明嘉靖41年，严嵩独任首辅十九年后被革职，除国史记载之外，民间曾出现过大量有关严嵩的戏剧、话本、评弹。在史学界，公允的评价是，明朝官修史与民间私修史的史学生态并不理想，正如明史专家傅吾康（ Franke，Wolfgang）所说：明代“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修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1]。鉴于此，严嵩身为从万人仰其鼻息的权力高位跌落的政治失败者，身后的史学评价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民间书写者或与严氏家族有私人恩怨纠葛或出于投合大众的接受心理，严嵩在《鸣凤记》《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诸种书写中以齐名秦桧、李林甫的奸臣形象呈现在后人面前。
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下，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历史理解为一种连续的、线性的“叙事”，即一系列清晰的相继发生的事件，元叙事逐渐衰落。由此，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史传书写传统也发生转向，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必依循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叙事文学平行演绎历史的写作模式被打破，正如海登·怀特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象”。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边界模糊化，文学书写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回到历史语境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潮流悄然兴起。
明史专家张显清先生1992年出版的著作《严嵩传》可说是开当代理性评价严嵩的先声。此后以长篇小说《大明之大奸臣严嵩》、历史传记《明朝那些事》《刀刃上的明朝权臣—严嵩》《嘉靖与严嵩：是非君臣》，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为代表的作品中，严嵩及关涉他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书写视角呈现出多元化、当代化的趋势。
贺传圣先生为撰写《严嵩》一书，秉承了一位传统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与时代的使命担当。动笔前，他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有关严嵩的历史资料，包括史传中记载的严嵩、明史专家评价的严嵩、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严嵩，甚至深入了解了明清主流史传撰写的历史语境及修史者与严嵩家族枝蔓缠绕的关联，在对严嵩褒贬不一的文字里，梳理严嵩的正反两面。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坦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写作《严嵩》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不是为严嵩翻案，更不是推翻已有的历史定论，而是告诉读者一个客观一点的严嵩。”
小说的主线甄选了主人公严嵩在历史上广泛流传的几个故事，两淮盐税案、抗倭始末、庚戌之变、沈炼杨继盛弹劾事件……辅线中巧妙贯穿了与严嵩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尽管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事件千头万绪扑朔迷离，但贺传圣先生以他向来擅长的现实主义手法，举重若轻地驾驭了这个宏大厚重的题材。他凭借质朴平实的语言、克制内敛的叙事，在当代民间视角的关照下切入历史语境，力图还原严嵩权臣政治身份以外的多重面孔，从严嵩吊诡的人生轨迹中追问人性在权谋、财富、功名的历史洪流中遭遇的种种拷问。
二、民间视角下的真实与虚构——多面严嵩形象
1.人间烟火气息的严嵩
此部小说以大量笔墨勾画了生活中烟火气息浓重的严嵩形象：家中的慈父、良夫，故里最念乡情的赤子。与嘉靖朝以清官著称的海瑞的三次婚娶、两房姬妾相比，小说中的严嵩只与欧阳淑端厮守终生，对纳妾毫无兴趣，甚至对欧阳淑端有意安排在他身边的香梅也绝不染指。
小说中严世蕃的形象正与严嵩的沉稳持重形成对照，他凭借才华与机警在各种权力中间周旋，而诸多与媚儿调情的细節刻画出他风流多情、贪图享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史载“严世蕃狡猾细密，凡世宗旨意严嵩不可解处，总能窥清底蕴，奏对如意”[2]。历史上真实的严世蕃作为独子，乃是其父严嵩的智囊，严嵩在嘉靖40年时已经80高龄，精力不济，许多应对举措其实都出自严世蕃之手。[3]小说中开篇《奉天》一章便描画出于嘉靖皇威之下噤若寒蝉的老年严嵩对其子的信任与依赖。《马市风波》一章中，严世蕃仅以一只五彩神龟向嘉靖“献祥瑞”便轻松地为严嵩解了围，更为有趣的是严世蕃带有叛逆色彩的言论总有一语道破玄机的犀利。
严嵩一生恪守祖上“严青菜”的节俭传统，但年事渐高、力不从心的状态让严嵩无力苛求儿子、掌控局势，心中已生请求致仕之意。可提及这个话题，夫人便解劝他留任以“荫护帮衬”儿孙。可见一为尽忠于帝王的臣子本分，二为荫庇子孙的家族功德，一代老臣只能在无奈中难得糊涂地隐忍。
而其子严世蕃的贪财也道出了有明一朝反腐的荒诞怪圈。在严世蕃回袁州修万年桥之前曾向严嵩请求在家乡置地，他蓄财的理由让严嵩也一时语塞：“爹，我可不能跟你比。你只有我一个儿子……可我自己生了六个，再加上恩养的两个，一共八个儿子呀……”
自明初朱元璋建国以来，明朝官员的俸禄就定得极低，有明一朝竟从未变过。《万历十五年》中有这样的数据：“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4]
与隆庆年间的戏文《鸣凤记》中的“严嵩庆寿”两相对照，小说中这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情节却颇为巧妙地形成了留白与召唤的结构。
对于家乡江西，严嵩始终牵挂于心、倾囊相助。严世蕃曾向媚儿总结他受父亲之托为家乡所做的几件大事：为县里送了一千多部书，修了一条路，建了广泽桥、广润桥和广济桥三座桥。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借着剿除倭寇的喜气，严世蕃再次回乡修建了万年桥，之后严家又出资修建了县学。彼时袁州一府四县，分宜县学首屈一指。这其中自有古来学而优则仕的位极人臣衣锦还乡之夙愿，但故土情深的游子之心不可不念。在后人的严嵩忠奸之辩中，江西同乡的感念情怀无疑为历史的重新审视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2.权力怪圈中被撕扯的严嵩
（1）风光权臣们的难言隐疾
在小说前五章中，与严嵩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三大人物—朱厚熜、夏言、徐阶便一一登场了。
朱厚熜15岁登基，通过议礼风波中天下舍我其谁的强势，少年天子君临天下，御极45载，是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其孙万历。嘉靖二十余年不上朝，避居西苑，练道修玄，但始终牢牢掌握朝政大权。卜键的《明世宗传》中写道：“史籍中的世宗是多面的，记载着他的仁孝善良，也记载着他的暴虐;……记载着他毫不假贷贪酷之辈，也记载着他对权相佞臣的倚重……”[5]
小说截取的壬寅宫变、炼取秋石、庚戌之变几大事件中，嘉靖的形象呼之欲出。与明清民间传播严嵩奸臣形象的戏文相比较，原本缺席的嘉靖正面出场了，为审视严嵩及其夏言、徐阶等权臣在诸多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去除了视觉死角。
在隆庆年间广为流传的戏文《鸣凤记》中，夏言、曾铣这对连襟被冠以舍身弹劾严嵩父子的“双忠”。小说中的夏言在议礼风波中投嘉靖所好，借同乡道人邵元节美言，连升五级摇身成为议礼新贵。升任首辅后的夏言日渐疏狂，罢黜又复官后，仍不反思。收复河套事件中，夏言的刚愎自用、曾铣的好大喜功与时任次辅的严嵩的老成持重、多方调查听取实情构成强烈对比，最终曾铣因被弹劾其妄议复套、冒报功捷被处以腰斩，也招致了夏言的杀身之祸。如此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严嵩执守不以穷兵黩武求取功名的清醒立场，还在夏言蒙难之际出于同乡之情多次出手相救。《论救夏言》的奏疏未被批准，他再次上疏《再论救夏言》，并持奏疏亲自找朱厚熜求情。小说中朱厚熜回绝的说辞正揭示出唯我独尊、弄权摆势的帝王淫威下臣子的卑微无奈。
此后接任首辅的严嵩在这次事件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位高势危的风险，他“每日里无不诚惶诚恐，生怕出什么差错。……自担任首辅以来，他常常失眠，正是这个原因”。
（2）疑窦丛生的杨继盛事件
如果说沈炼因弹劾严嵩被杀只是有明一代无数偏执疏狂言官“沽取敢言之名”的闹剧之一，那么名士杨继盛的被杀则是足以激发民愤的义士忠魂的悲剧。小说中的杨继盛仍以民间传颂的硬汉谏士形象出场，一代文臣廷杖后自剜腐肉的凛然形象堪比言笑晏晏间刮骨疗毒的英雄关云长。但小说中杨继盛的悲剧并未演绎为忠奸二元对立的政治伦理交锋，权力怪圈中诸多难以把控情势的急流险滩、暗礁漩涡才是作者力求拆解的谜团。
杨继盛进谏的初衷显然是正义果敢的，但他政治与权术的感知不够敏锐，不了解嘉靖的秉性，更未考虑朝中纠葛缠绕的复杂关系。他抱定“文死谏，武死战”的人生理想，但始料未及的是《请诛贼臣疏》中真正触怒龙颜的并不是弹劾严嵩，而是提及了嘉靖忌讳的“二王”，更让嘉靖感觉是隐晦地责难他涂炭生灵、甘受臣欺。嘉靖的偏执多疑、唯我独尊让他完全忽略了奏疏的本意，小说中关于嘉靖的一大段心理描写生动地揭开了这一隐情。
杨继盛的悲剧还揭开了倒严政治阴谋酝酿的端倪，勾画出了严嵩身边权谋争斗的暗流涌动，隐伏的政敌徐阶逐渐浮出水面。卜键曾如此评价严、徐二人：“他（严嵩）擅于上结帝意，徐阶亦为世宗宠信;他待人阴柔险巧，徐阶亦谦和其表，不动声色……”[6]
徐阶任礼部尚书时曾为示好严嵩，千方百计与严家结成姻亲，终得次辅之位。杨继盛在肃穆地斋戒三日送出《请誅贼臣疏》前，曾求见徐阶商谈弹劾一事。知道杨继盛的意图后，“徐阶的心里惊跳起来，眼下他还是希望严嵩平安无事。因为，他目前尚未入阁，严嵩正为他张罗”。显然，圆滑世故的徐阶并不会阻止杨继盛，他口中劝杨继盛顾念严嵩的四次提携之恩，但并不点破奏疏的致命纰漏。日后时机成熟，正是他点拨杨的侄婿邹应龙弹劾严世蕃而成功扳倒了严嵩这棵大树，取而代之坐上了首辅的高位。
三、民间小人物闪耀的人性之光
《严嵩》中涉及高层的政治人物、历史事件，书写的笔触是谨慎收敛的，着力以平实的白描手法详尽地叙述事件的始末。作品中笔触收放自如、淋漓酣畅的书写集中在几个民间小人物的故事里。
抗倭是严嵩执掌朝政时期殚精竭虑的政事之一。高层中严嵩义子赵文华改变了夏言时期“严海禁”的强权手段，采用剿抚并用的政策，加之他大胆启用的将领胡宗宪等的勇谋相济，御倭可谓功绩赫赫。小说中的抗倭着墨最多，其中王直、瓦氏夫人的刻画可谓生动传神、如目可见。
诱降王直是胡宗宪一行精心策划、致力于长期平定倭患的举措，小说中他不仅战术高，攻心术更精湛。他们先找到了王直留在国内的老母妻儿，之后罗龙文带着王直的女儿小凤铤而走险赴日本。杀气腾腾戒备森严的萨摩岛上，家乡徽州的渔鼓戏唤起了王直这个海盗心中的柔情，罗龙文乘虚而入，与小凤一起向王直认亲。小说中多年失散的家人海外团聚的情景十分温馨，王直回国后祖孙三代相聚的场面则更加感人。
但王直的铁血柔情注定败给政治权谋的冷酷操弄，嘉靖在徐阶等人的劝谏下最终杀了王直。赴刑前王直的一番话道出了民不聊生而矗起反旗的无奈和被朝廷欺哄的无助。女儿小凤此刻的出现更添苦涩之情，她付出的努力居然错把一家人由生离推向死别，王直热泪横流但仍铿锵有声地留下了遗言：“孩子，你可要记住，爹虽是个海上强盗，但比起朝廷那些狗官有情有义。小凤，你嫁鸡嫁狗也不要嫁进官府……”
另一位鲜活的民间人物形象正是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替孙子出征时她已年过半百，但骁勇善战决不输杨门女将。小说中这位白发苍苍的女将带兵杀进倭寇三道重围救出都司白泫的情节令人读来血脉偾张、酣畅淋漓。被一队倭寇紧追的惊险时刻，“瓦氏夫人急忙拉起辔头，战马仰头嘶鸣，四蹄腾空，甩掉这一群追兵，又突入第二道重围。……瓦氏又连劈数敌，令狼兵分成两路纵队，隔开倭兵，扶白泫上马，自己挥刀开路，杀出重围”。
与权力场中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丑陋人性相比，王直、瓦氏夫人以及张贞、媚儿这些民间的小人物却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在血腥残酷的权谋厮杀中带来了人间的暖意。
奥斯卡·王尔德曾以他寓言式的洞见告诫人类：我们对历史要负的唯一责任是重新撰写历史。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的交相指涉织成一个个色彩纷呈的话语万花筒，演绎出多元化的历史面相，也呼应了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努力吧。
参考文献：
[1]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4页。
[2] 卜键：《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9页。
[3] 沈懿哲：《从历史剧看影像对历史的再现—以〈大明王朝 1566〉为例》，湖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3页。
[5]卜键：《明世宗传》，第2页。
[6]卜键：《明世宗传》，第458页。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