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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建设迫切需要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广泛参与。参与式治理理论为促进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和方案。本文论述了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政治价值、主要困难、外部支撑机制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问题。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5-0036-03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此背景下，服务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使命。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广泛参政议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式治理理论为促进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和方案。本文将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视角，深入研究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政治价值、主要困难、外部支撑机制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问题。
一、民主党派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关键的社会建设时期。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一批具有强大动员力、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政治组织。在中国，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领域各有侧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党派主要参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改革开放时期，民主党派主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当前，参与社会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社会建设中，民主党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参与。尼和伏巴认为，政治参与指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官员的选择及（或）他们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我国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与此有不同的内涵。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基本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二）利益表达。阿尔蒙德认为，利益表达是社会中各种集团表示自身要求的行为[2]。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是团体性、制度内的利益表达。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表达可以是多渠道的，但应以体制内的利益表达为主。民主党派应该把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渠道，向执政党反映社情民意，进而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凝聚力。
（三）利益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是指民主党派可以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具体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最终能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协形成政策选择方案并上升为法律和政府决策[3]。价值整合是指民主党派可以集聚、吸纳、整合相关社会群体、阶层的价值诉求，缩小价值分裂，促进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建构。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有利于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和偏好，使它们进入政治决策过程，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进而促进政治和社会稳定。
（四）服务社会。民主党派能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直接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建设和服务社会管理。在经济金融、公共财政、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公众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民主党派能为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二、参与式治理的兴起与民主党派参与社会建设的适用性
（一）参与式治理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式治理开始成为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范式。在理论上，参与式治理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应是何种关系。参与式治理理论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一定是生产者。该理论还强调组织间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赋权授能，强调参与、协同、整合、责任、绩效和企业家式的创造力。参与式治理除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外，往往也被看作是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4]。 自下而上的赋权参与将对地方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5]。
21世纪初，参与式治理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用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治理改革的实践。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封闭性管理主义治国理念弊端和风险的反思。在全球治理中，参与式治理倡导民族国家向公民、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赋权，寻求三者之间的合作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城市、农村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开放的、参与的治理实践，诸如开放式决策、开放性治理、协商民主、民主决策、参与式财政等。作为民主理论研究和国家治理范式的参与式治理，同样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它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种组织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力量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我国开展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可行性
随着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我国逐步把参与式治理理论引入到我国本土地方治理实践过程中。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我国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着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和制度基础。
第一，我国的政治体制与参与式治理具有内在兼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执政党构成互补性、包容性和非竞争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吸纳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发挥执政党、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协同优势，整合分散的知识、资源、技能，共同参与国家治理。
第二，民主党派具有智力密集、位置超脱的优势。民主党派中各方面专家荟萃，可以有效地、形成规模地对执政党的决策提出科学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民主党派不处于执政地位，更便于客观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外，党外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参与社会建设的强烈愿望，能共同推动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6]。这正是参与式治理的重要前提。 第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为参与式地方治理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分化，为公民追求和增进合理合法的利益提供了广阔空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与此相适应，这要求政治体系本身要具有足够大的容纳能力。参与式治理的确立与发展正好能适应这种新形势提出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畅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形成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缓冲不同利益群体要求，以达成一致和协调[7]。
三、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遇到的主要问题
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与技能，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利益表达、利益整合、价值整合和服务社会的渠道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在现阶段，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参与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党外知识分子结构复杂，参与能力不高，参与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作用的发挥。
第一，党外知识分子结构复杂，缺乏有效的整合。截止2011年底，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逾1.19亿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有8986万人，占75.1%。党外知识分子分布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文化、教育、科研单位，又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及外资、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中知识分子数量日益增长[8]。 在现阶段，结构日益复杂的党外知识分子还相对缺乏参与社会建设、服务科学发展的现实可行途径。
第二，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健全。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知识分子代表数量有限，而政协、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也较缺乏广泛的联系。此外，各种领域里的智囊团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全国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和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可以说，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还不太畅通[9]。
第三，党外知识分子参与能力不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民主党派虽然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但还存在着个体党员政治参与能力强、党外知识分子集体参与能力较弱的现象。个别党派和知识分子往往以个人建议作为党派建议和提案，没有充分发挥集体参与公共决策的作用，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集体政治参与机制[10]。个别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的功利性。
第四，党外知识分子自治组织规模小、力量薄弱。在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一个自治的组织形式。除学校和科研单位以外，知识分子都是分散地存在于各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中。他们大多是通过参加各类正式组织如各级党组织、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工会、妇联、职工代表大会等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活动，自组织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知识分子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困难，他们的集体行动也难以形成，他们进行政治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回应较小，不利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11]。
四、优化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
参与式治理理论认为执政党、政府、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建设需要发挥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民主党派能够通过动员、整合分散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与技能，增加社会建设必需的各类资源，协调各个治理主体参与地方的体制与机制，参与社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现阶段，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提供有针对性、前瞻性的理念与思路。社会建设离不开新理念的引领，需要用新思路解决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民主党派应该广泛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建言献策[12]。
第二，党委政府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地向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赋权授能。这种以赋权授能的参与式治理取代封闭性管理主义治理是未来我国治理的发展方向。为优化党委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党委政府应该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采取补贴、奖励的方法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引导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之中。
第三，不断拓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渠道，增强政治体制的适应性与弹性。加强社会建设需要畅通制度内的民意表达机制、价值整合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优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应该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在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建立党外知识分子讨论、质询和咨议制度；应该广泛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协和民主党派中的代表性；应该建立全国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
第四，完善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的信息沟通机制、冲突协调机制和相互嵌入机制。要优化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的制度化、常规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日常沟通机制。要建立和健全民主党派主导下的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协调机制，增强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要建立执政党、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嵌入的机制，减少利益与价值冲突。
第五，要积极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组织化水平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民主党派应该积极牵头、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建立社会组织，尤其是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民主党派可以动员、整合各种学术团体、协会、学会、商会、基金会、志愿组织、慈善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科技、文化、教育、出版、医药卫生、经济等领域的优势，提高分散的党外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0-292.
[2] [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8.
[3]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244-247.
[4] Konstantinos Papadakis.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Decent Work Objectives:The Case of South Afric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Geneva, 2006.
[5] 陈剩勇,赵光勇."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8):75-82.
[6] 李敏龙.发挥民主党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民主,2005,(6):6-7.
[7] 徐越倩,马斌.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参政党建设——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研究[J].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6):31-35.
[8] 梁丽萍,卫丽萍.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J].中州学刊,2005,(5):73-77.
[9] 张小玲.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4):1-3.
[10]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困境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6):40-45.
[11] 冯晓萍.浅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1):72-74.
[12] 张爱娟.民主党派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EB/OL].南通统一战线,(2008-08-11).http://tzb.nantong.gov.cn/art/2011/8/ 11/art_14546_819839.html.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5-0036-03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此背景下，服务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重要使命。民主党派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广泛参政议政、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式治理理论为促进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行的机制和方案。本文将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视角，深入研究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政治价值、主要困难、外部支撑机制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问题。
一、民主党派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到关键的社会建设时期。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一批具有强大动员力、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政治组织。在中国，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领域各有侧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党派主要参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改革开放时期，民主党派主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当前，参与社会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社会建设中，民主党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参与。尼和伏巴认为，政治参与指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官员的选择及（或）他们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1]。我国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与此有不同的内涵。我国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基本内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二）利益表达。阿尔蒙德认为，利益表达是社会中各种集团表示自身要求的行为[2]。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是团体性、制度内的利益表达。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表达可以是多渠道的，但应以体制内的利益表达为主。民主党派应该把党外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渠道，向执政党反映社情民意，进而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凝聚力。
（三）利益和价值整合。利益整合是指民主党派可以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具体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最终能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协形成政策选择方案并上升为法律和政府决策[3]。价值整合是指民主党派可以集聚、吸纳、整合相关社会群体、阶层的价值诉求，缩小价值分裂，促进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建构。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有利于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价值和偏好，使它们进入政治决策过程，成为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进而促进政治和社会稳定。
（四）服务社会。民主党派能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直接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建设和服务社会管理。在经济金融、公共财政、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公众健康、环境保护等领域，民主党派能为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二、参与式治理的兴起与民主党派参与社会建设的适用性
（一）参与式治理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与式治理开始成为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范式。在理论上，参与式治理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应是何种关系。参与式治理理论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但不一定是生产者。该理论还强调组织间的合作，强调自上而下的赋权授能，强调参与、协同、整合、责任、绩效和企业家式的创造力。参与式治理除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工具外，往往也被看作是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4]。 自下而上的赋权参与将对地方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5]。
21世纪初，参与式治理被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用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治理改革的实践。它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封闭性管理主义治国理念弊端和风险的反思。在全球治理中，参与式治理倡导民族国家向公民、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赋权，寻求三者之间的合作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城市、农村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开放的、参与的治理实践，诸如开放式决策、开放性治理、协商民主、民主决策、参与式财政等。作为民主理论研究和国家治理范式的参与式治理，同样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它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种组织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力量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我国开展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可行性
随着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兴起，我国逐步把参与式治理理论引入到我国本土地方治理实践过程中。在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我国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着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和制度基础。
第一，我国的政治体制与参与式治理具有内在兼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执政党构成互补性、包容性和非竞争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吸纳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发挥执政党、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协同优势，整合分散的知识、资源、技能，共同参与国家治理。
第二，民主党派具有智力密集、位置超脱的优势。民主党派中各方面专家荟萃，可以有效地、形成规模地对执政党的决策提出科学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民主党派不处于执政地位，更便于客观地观察、冷静地思考，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外，党外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参与社会建设的强烈愿望，能共同推动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6]。这正是参与式治理的重要前提。 第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为参与式地方治理提供了经济社会基础。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分化，为公民追求和增进合理合法的利益提供了广阔空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与此相适应，这要求政治体系本身要具有足够大的容纳能力。参与式治理的确立与发展正好能适应这种新形势提出的客观要求。它有利于畅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形成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缓冲不同利益群体要求，以达成一致和协调[7]。
三、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遇到的主要问题
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与技能，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利益表达、利益整合、价值整合和服务社会的渠道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在现阶段，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参与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党外知识分子结构复杂，参与能力不高，参与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作用的发挥。
第一，党外知识分子结构复杂，缺乏有效的整合。截止2011年底，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逾1.19亿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有8986万人，占75.1%。党外知识分子分布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文化、教育、科研单位，又有混合所有制企业及外资、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中知识分子数量日益增长[8]。 在现阶段，结构日益复杂的党外知识分子还相对缺乏参与社会建设、服务科学发展的现实可行途径。
第二，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制度和机制还不健全。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知识分子代表数量有限，而政协、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也较缺乏广泛的联系。此外，各种领域里的智囊团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全国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和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可以说，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还不太畅通[9]。
第三，党外知识分子参与能力不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民主党派虽然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但还存在着个体党员政治参与能力强、党外知识分子集体参与能力较弱的现象。个别党派和知识分子往往以个人建议作为党派建议和提案，没有充分发挥集体参与公共决策的作用，未能形成强有力的集体政治参与机制[10]。个别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具有显著的功利性。
第四，党外知识分子自治组织规模小、力量薄弱。在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尚未形成一个自治的组织形式。除学校和科研单位以外，知识分子都是分散地存在于各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中。他们大多是通过参加各类正式组织如各级党组织、各级人大、各级政协、工会、妇联、职工代表大会等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活动，自组织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知识分子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困难，他们的集体行动也难以形成，他们进行政治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回应较小，不利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11]。
四、优化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
参与式治理理论认为执政党、政府、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建设需要发挥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民主党派能够通过动员、整合分散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知识、资源与技能，增加社会建设必需的各类资源，协调各个治理主体参与地方的体制与机制，参与社会建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现阶段，民主党派动员、整合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提供有针对性、前瞻性的理念与思路。社会建设离不开新理念的引领，需要用新思路解决社会管理中的新问题。民主党派应该广泛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建言献策[12]。
第二，党委政府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地向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赋权授能。这种以赋权授能的参与式治理取代封闭性管理主义治理是未来我国治理的发展方向。为优化党委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党委政府应该转移政府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采取补贴、奖励的方法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引导民主党派动员党外知识分子有组织、有计划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之中。
第三，不断拓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渠道，增强政治体制的适应性与弹性。加强社会建设需要畅通制度内的民意表达机制、价值整合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优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机制，应该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在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建立党外知识分子讨论、质询和咨议制度；应该广泛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协和民主党派中的代表性；应该建立全国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
第四，完善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的信息沟通机制、冲突协调机制和相互嵌入机制。要优化民主党派与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的制度化、常规化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日常沟通机制。要建立和健全民主党派主导下的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协调机制，增强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要建立执政党、民主党派、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嵌入的机制，减少利益与价值冲突。
第五，要积极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建设的组织化水平和集体行动的能力。民主党派应该积极牵头、动员党外知识分子建立社会组织，尤其是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民主党派可以动员、整合各种学术团体、协会、学会、商会、基金会、志愿组织、慈善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科技、文化、教育、出版、医药卫生、经济等领域的优势，提高分散的党外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90-292.
[2] [美]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8.
[3]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244-247.
[4] Konstantinos Papadakis.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d Decent Work Objectives:The Case of South Afric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Geneva, 2006.
[5] 陈剩勇,赵光勇."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9,(8):75-82.
[6] 李敏龙.发挥民主党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民主,2005,(6):6-7.
[7] 徐越倩,马斌.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参政党建设——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研究[J].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6):31-35.
[8] 梁丽萍,卫丽萍.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J].中州学刊,2005,(5):73-77.
[9] 张小玲.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4):1-3.
[10]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困境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6):40-45.
[11] 冯晓萍.浅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参与[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1):72-74.
[12] 张爱娟.民主党派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EB/OL].南通统一战线,(2008-08-11).http://tzb.nantong.gov.cn/art/2011/8/ 11/art_14546_819839.html.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