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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近代外国租界出现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在上海出现。百货商场的出现，不仅仅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更深深的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与商品接触中，人们的观念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变化，近代历史中国货运动的成功，正与此有关。本文通过百货公司的发展历史，考察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市民身份塑造的关联，使我们重新审视百货公司的作用与地位。
关键词：百货商场；国货运动；国民身份
依據本雅明的描述，商品交易具有购物与娱乐的双重功能，是市场与娱乐场所的复合体。它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地，而且还能够在节日般的气氛中，展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离奇古怪的商品。它提供了场面壮观的影像、光怪陆离的商品陈列，以及杂交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庞大而混乱的场景。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以一种转换了的形式，变成了艺术、文学和大众娱乐消遣（如音乐厅）的中心主题。”
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对于城市景观的描述，在鲍德里亚与杰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延续。他们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的那种直接、强烈的感受性，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中，艺术与实在的位置颠倒了。我们置身于一个仿真的世界与超现实的空间，具有吸毒般的漂浮感。
作为新兴起的公共场域，百货商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了市民身份塑造的重要一环。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商品产生了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有间接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联系到了一起，就这一角度来看，百货公司出现的影响与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一 南京路，上海百货公司生成之场域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国签定了《南京条约》，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划作通商口岸。自此，上海由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国现代性的前沿。
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礼到达上海，与时任“江南海关分巡抚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进行谈判。双方就领事馆设址、外国侨民居住地、侨民与上海人是混居老城还是划一个区域另行安顿、如果设立租界，租界设立在哪里以及如何将土地从上海本地居民的手中购得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与交涉之后，1843年11月17日，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了英租界第一份布告，11月17日，英文版的《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英租界的范围正式划分，上海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
上海开埠之后，老城里的本地居民十分抵制外国侨民入城。上海城内的“文明人”，坚守“夷夏大防”，不愿和满身牛羊肉膻味的“夷人”同住。于是，道台劝说英国人自己弄一块地方：“一则，洋人如分居各处，则领事管理困难：二则有领事裁判权一事，已对保护外国人有所擎肘，今者再令其各处分住，保护尤难见功效。”于是，上海开辟了租界，华洋分住，上海正式开埠。
划分好英租界的范围之后，沿着黄浦江一线，有着东印度公司风格的大楼迅速建起，称为外滩，并且通过一条大马路与中国商人所处的南市相连接，促进了中外商人在老城（南市）与租界（外滩、北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但随后小刀会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的的到来，大量的中国居民涌入北市。与此同时，法租界与英美公共租界的成立，使得这条大马路纳入了西方租界的管理范围之内，随后的经营与开发使得这条街的商业气息愈加浓厚，商业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并将这条大马路命名为南京路。
人口激增，购买力的提升，商业化的改造，使得南京路上出现了许多英国式的大商场，经营着来自英伦和欧陆的“西洋百货”，历史上有四家英籍英裔的百货公司最为出名，它们是福利公司、惠罗公司、泰兴公司以及汇司公司。但占租界人口95%以上的华人，支撑了一个更大的商业市场。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之前的“老四大”也被华资投资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这“新四大”所取代，而它们也打出了“环球百货”的口号。琳琅满目的商品、全新的商品展示方式，使得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带来了感官、身体和意识上的解放感，震撼着国人，也给上海市民带来一种冲击。
二 逛商场去，上海老四大百货与新四大百货
现代百货公司真正走进上海居民生活应该从“新四大百货公司”建立之后才开始的。这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因为“新四大百货公司”的资本构成，这四大百货公司均由华人投资，与西方资本投资的“老四大百货”相比，更具有亲民性。二是四大百货公司虽然以“环球百货”为标榜，所售货物也以洋货为大宗，但其所定位的消费人群为上海由高至低的各个阶层，因此其在销售洋货的同时，也有部分质优价廉的国货，以满足底层上海市民的生活所需。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以及因上海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新的购物需求，经营者充分考虑到上海市民在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新的审美诉求，通过宏伟的建筑设计、科学的空间设计以及时尚多样的橱窗陈列将百货商场的消费空间打造成人们追求时尚的圣地，吸引着上海市民走进商场。
人们对于任何百货商店的第一印象均来自于其外部观瞻，而建筑体量的大小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百货商店为了突出其建筑形象的招徕性与广告性，往往尽可能的使建筑体量最大、占地最广，用材最精，宏大的建筑形体成为了商业实力的象征。
在四大公司的广告中，多以大楼整体建筑作为广告主体进行展现，以表现其商业实力之雄厚，在这里，宏大的建筑成为了可靠、先进、诚信的同义词，如先施公司在评述先施澳门分公司时曾写道“为欲取信于人，乃筑此巍巍大厦，以示根基之稳固。”明晰的阐释出了其修建大型建筑的直接目的。
除了百货公司建筑外观的冲击，室内的装潢与设计也是吸引上海居民的一个因素。在室内装潢方面，四大百货都使用十分奢侈的材料。永安公司铺面地板使用的是缸砖，而楼面则全部采用打蜡硬木地板；新新公司的地板采用的是新加坡硬木，近代上海著名的华业公寓采用的即是这种地板类型；大新公司店面铺设的是意大利云石，这种石材，色泽柔和，运用在商场内部，能够给人一种平淡素雅的感觉，通过建筑吸引人们的目光。。 第二个方面在于对百货公司内部的空间经营。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空间都极为宽阔。但最为主要的是对购物通道的设计，通道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商场内顾客的流动是否合理，优良的通道设计不仅可以引导消费者自然合理的走遍商场内的每一个角落，使商场的商业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而且能为消费者带来舒适的消费体验，提高其消费的可能性。因此四大公司都十分注重商业空间的通道设计，最后创设的大新公司除在商场内部设置多层宽广的楼梯外，更是将柜台之间的通道宽度提升至11尺，顾客行走其中，完全没有拥堵之感。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对展示商品的橱窗的设计。四大公司于创建之时，就极为重视橱窗的设置工作，在橱窗数量上，创建最早的先施公司在开业之初就于繁华的南京路一侧设置了大片玻璃橱窗，晚于先施的永安公司则在一楼沿最繁华的浙江路和南京路设置了十个大型橱窗，如果加之走廊两旁的橱窗，则总数达到四十个之多。至最后成立的大新公司，其老板蔡昌更是以善于设计百货公司的美国建筑师葛安为顾问，在公司一楼外墙同时设置了十八座毫无间断的玻璃橱窗；在橱窗质量上，四大公司所使用的玻璃板材均是加宽加厚的进口玻璃，并且由广告部或美术部专门负责橱窗的陈列设计工作。
庄严的建筑外观、奢华的室内装潢、便捷的通道设计对近100多年前的上海而言却是十分新奇的。这不仅仅打破了传统的商业销售模式，营造了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同时也给上海市民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与审美的震撼，深深地吸引着上海市民。在体验与凝望的过程中，通过消费使得各种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树立了一种新的消费观，通过消费塑造了上海市民的身份观念，通过消费的现代性使得身份认同的政治诉求联系到一起，百货公司成为了这种身份生成的重要场域。
三 支持国货 百货公司与国货运动与国民身份塑造
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國消费文化走向了民族化的道路。这种新的消费走向，通过一种越来越激烈与强劲的方法，强化了商品与国籍之间的关系。国货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贸易所带来的短期的贸易影响，而在于通过消费对市民审美塑造所起的作用。国货运动向市民灌输了如下的观念：每一件商品都有其民族性，而且应当由产品的国际决定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频繁的抵制活动不仅仅影响着消费者，而且影响了商家和制造厂家。商家通过不卖进口货或者对进口货进行伪装，来促进民族视觉认知的形成。这种认知的形成是以消费“中国”产品而不消费“外国”产品为中心的。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将意识形态的改造与日常活动相结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的改造人们的思想世界。
四大公司于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即开办大型国货展览，其中尤以先施公司为代表，自1933年起，先施公司开办了数次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型国货展览会。
1933年1月5日至25日，先施公司于公司商场五楼开办国货展览，其展览宗旨有三：一、将各名厂出品之国货集于一室，为各国货厂家提供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国货质量，创新国货产品；二、帮助人们认识国货与洋货的区别与不同，并同时以中间商的身份邀请沪上各著名洋行来展览会参观洽商，推动国货走出国门；三、改变人们认为百货公司只售洋货，不卖国货的错误印象。
除举办国货展览会外，创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货品牌与外商竞争，以获得国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四大公司于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维护企业利益的另一举措。四大公司所创设之国货品牌皆有侧重，先施公司以化妆品为主，永安公司以纺织品为主，新新公司以服装产品为主。
1921年6月，永安公司以“振兴实业，挽回权利”为旗帜，创设永安纺织公司，初设一厂，位于杨树浦兰路，由梁创担任总经理及厂长，初由骆乾伯担任总工程师，后其调任永安二厂后，由雷炳林‘so接任；1924年永安纺织公司收购吴淞大中华纺织公司，改建为永安第二厂；1928年，又收购淮安路491号鸿裕纱厂改建为永安第三厂；1929年，又于永安第二厂旁边设立永安第四厂；1946年又收购杨树浦平凉路545号的纬通纺织公司，改建为永安第五厂；1934年，又在永安第一厂后添建永安印染厂，厂内所有漂染机器，均购置英国。
先施化妆品公司为先施公司于1911年创设于广州，后于1922年设分厂于上海、天津、北平和南京等地，1931年又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设立分厂。所产产品共分为九种主要类别，其中包含一百三十种产品品牌。所有生产全部为机器化，以香港分厂为例，该厂拥有制牙膏机一台，制白鞋粉机一台，制面膏机二台，制牙视机二台，头胶机一台，头油机一台，香水机二台。该厂出产产品以“虎牌”商标为主，该商标由“虎形”和“S”形组，其中的“S”形既与公司的名称“Sincere”相契合，同时又契合了英语“Save”的内涵，加之老虎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多带有王者的意思，表明了先施化妆品公司欲与国外化妆名品相竞争，拯救国货，并取得化妆品界主导地位之内涵。
奇美服装厂是新新公司创办的第一家国货工厂，于1942年八月由新新公司的李泽、杨富臣、卢建雄等人创办，该服装厂之特别之处在于以童装为主要经营业务，其次为雨衣与内衣，同时兼产女装，该厂月生产量在两千打以上。服装厂设有专业的设计小组，服装样式设计多以收集的欧美等地畅销的时装画报作为参考，因此能制作出各种时尚新装，风行沪上。除此之外，新新公司还在司大楼南京路与西藏路的交角处，设有“奇美服装店”门市部，专门推销服装厂产品，真正做到了自产自销，实现了其公司“推销中华国产，统办全球货品”的宣传口号。
由此观之，国货与洋货之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早期上海消费生活中的焦点。国货运动的兴起实质上是将对外来入侵的仇恨转移到商品上，这使得商业之间的竞争无意间转化为政治符号的消费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样的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塑造国民新身份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英】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
[2] 李天纲.《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4]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2004（4）.
[5]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6] 李玲.《20世纪早期中国消费特性与现代设计的发生》[D].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
[7] 吕国财.《消费与设计 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创建1917—1937》[D].南京艺术学院，2016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16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百货商场；国货运动；国民身份
依據本雅明的描述，商品交易具有购物与娱乐的双重功能，是市场与娱乐场所的复合体。它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地，而且还能够在节日般的气氛中，展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离奇古怪的商品。它提供了场面壮观的影像、光怪陆离的商品陈列，以及杂交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庞大而混乱的场景。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以一种转换了的形式，变成了艺术、文学和大众娱乐消遣（如音乐厅）的中心主题。”
波德莱尔、本雅明等人对于城市景观的描述，在鲍德里亚与杰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延续。他们强调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的那种直接、强烈的感受性，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中，艺术与实在的位置颠倒了。我们置身于一个仿真的世界与超现实的空间，具有吸毒般的漂浮感。
作为新兴起的公共场域，百货商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促进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了市民身份塑造的重要一环。它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商品产生了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有间接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联系到了一起，就这一角度来看，百货公司出现的影响与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一 南京路，上海百货公司生成之场域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国签定了《南京条约》，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划作通商口岸。自此，上海由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国现代性的前沿。
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礼到达上海，与时任“江南海关分巡抚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进行谈判。双方就领事馆设址、外国侨民居住地、侨民与上海人是混居老城还是划一个区域另行安顿、如果设立租界，租界设立在哪里以及如何将土地从上海本地居民的手中购得等问题进行协商。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与交涉之后，1843年11月17日，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了英租界第一份布告，11月17日，英文版的《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英租界的范围正式划分，上海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
上海开埠之后，老城里的本地居民十分抵制外国侨民入城。上海城内的“文明人”，坚守“夷夏大防”，不愿和满身牛羊肉膻味的“夷人”同住。于是，道台劝说英国人自己弄一块地方：“一则，洋人如分居各处，则领事管理困难：二则有领事裁判权一事，已对保护外国人有所擎肘，今者再令其各处分住，保护尤难见功效。”于是，上海开辟了租界，华洋分住，上海正式开埠。
划分好英租界的范围之后，沿着黄浦江一线，有着东印度公司风格的大楼迅速建起，称为外滩，并且通过一条大马路与中国商人所处的南市相连接，促进了中外商人在老城（南市）与租界（外滩、北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但随后小刀会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的的到来，大量的中国居民涌入北市。与此同时，法租界与英美公共租界的成立，使得这条大马路纳入了西方租界的管理范围之内，随后的经营与开发使得这条街的商业气息愈加浓厚，商业的地位也更为重要，并将这条大马路命名为南京路。
人口激增，购买力的提升，商业化的改造，使得南京路上出现了许多英国式的大商场，经营着来自英伦和欧陆的“西洋百货”，历史上有四家英籍英裔的百货公司最为出名，它们是福利公司、惠罗公司、泰兴公司以及汇司公司。但占租界人口95%以上的华人，支撑了一个更大的商业市场。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之前的“老四大”也被华资投资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这“新四大”所取代，而它们也打出了“环球百货”的口号。琳琅满目的商品、全新的商品展示方式，使得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带来了感官、身体和意识上的解放感，震撼着国人，也给上海市民带来一种冲击。
二 逛商场去，上海老四大百货与新四大百货
现代百货公司真正走进上海居民生活应该从“新四大百货公司”建立之后才开始的。这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因为“新四大百货公司”的资本构成，这四大百货公司均由华人投资，与西方资本投资的“老四大百货”相比，更具有亲民性。二是四大百货公司虽然以“环球百货”为标榜，所售货物也以洋货为大宗，但其所定位的消费人群为上海由高至低的各个阶层，因此其在销售洋货的同时，也有部分质优价廉的国货，以满足底层上海市民的生活所需。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以及因上海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新的购物需求，经营者充分考虑到上海市民在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新的审美诉求，通过宏伟的建筑设计、科学的空间设计以及时尚多样的橱窗陈列将百货商场的消费空间打造成人们追求时尚的圣地，吸引着上海市民走进商场。
人们对于任何百货商店的第一印象均来自于其外部观瞻，而建筑体量的大小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百货商店为了突出其建筑形象的招徕性与广告性，往往尽可能的使建筑体量最大、占地最广，用材最精，宏大的建筑形体成为了商业实力的象征。
在四大公司的广告中，多以大楼整体建筑作为广告主体进行展现，以表现其商业实力之雄厚，在这里，宏大的建筑成为了可靠、先进、诚信的同义词，如先施公司在评述先施澳门分公司时曾写道“为欲取信于人，乃筑此巍巍大厦，以示根基之稳固。”明晰的阐释出了其修建大型建筑的直接目的。
除了百货公司建筑外观的冲击，室内的装潢与设计也是吸引上海居民的一个因素。在室内装潢方面，四大百货都使用十分奢侈的材料。永安公司铺面地板使用的是缸砖，而楼面则全部采用打蜡硬木地板；新新公司的地板采用的是新加坡硬木，近代上海著名的华业公寓采用的即是这种地板类型；大新公司店面铺设的是意大利云石，这种石材，色泽柔和，运用在商场内部，能够给人一种平淡素雅的感觉，通过建筑吸引人们的目光。。 第二个方面在于对百货公司内部的空间经营。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空间都极为宽阔。但最为主要的是对购物通道的设计，通道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商场内顾客的流动是否合理，优良的通道设计不仅可以引导消费者自然合理的走遍商场内的每一个角落，使商场的商业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而且能为消费者带来舒适的消费体验，提高其消费的可能性。因此四大公司都十分注重商业空间的通道设计，最后创设的大新公司除在商场内部设置多层宽广的楼梯外，更是将柜台之间的通道宽度提升至11尺，顾客行走其中，完全没有拥堵之感。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对展示商品的橱窗的设计。四大公司于创建之时，就极为重视橱窗的设置工作，在橱窗数量上，创建最早的先施公司在开业之初就于繁华的南京路一侧设置了大片玻璃橱窗，晚于先施的永安公司则在一楼沿最繁华的浙江路和南京路设置了十个大型橱窗，如果加之走廊两旁的橱窗，则总数达到四十个之多。至最后成立的大新公司，其老板蔡昌更是以善于设计百货公司的美国建筑师葛安为顾问，在公司一楼外墙同时设置了十八座毫无间断的玻璃橱窗；在橱窗质量上，四大公司所使用的玻璃板材均是加宽加厚的进口玻璃，并且由广告部或美术部专门负责橱窗的陈列设计工作。
庄严的建筑外观、奢华的室内装潢、便捷的通道设计对近100多年前的上海而言却是十分新奇的。这不仅仅打破了传统的商业销售模式，营造了一个新的城市空间。同时也给上海市民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与审美的震撼，深深地吸引着上海市民。在体验与凝望的过程中，通过消费使得各种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树立了一种新的消费观，通过消费塑造了上海市民的身份观念，通过消费的现代性使得身份认同的政治诉求联系到一起，百货公司成为了这种身份生成的重要场域。
三 支持国货 百货公司与国货运动与国民身份塑造
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國消费文化走向了民族化的道路。这种新的消费走向，通过一种越来越激烈与强劲的方法，强化了商品与国籍之间的关系。国货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贸易所带来的短期的贸易影响，而在于通过消费对市民审美塑造所起的作用。国货运动向市民灌输了如下的观念：每一件商品都有其民族性，而且应当由产品的国际决定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频繁的抵制活动不仅仅影响着消费者，而且影响了商家和制造厂家。商家通过不卖进口货或者对进口货进行伪装，来促进民族视觉认知的形成。这种认知的形成是以消费“中国”产品而不消费“外国”产品为中心的。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将意识形态的改造与日常活动相结合，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的改造人们的思想世界。
四大公司于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即开办大型国货展览，其中尤以先施公司为代表，自1933年起，先施公司开办了数次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型国货展览会。
1933年1月5日至25日，先施公司于公司商场五楼开办国货展览，其展览宗旨有三：一、将各名厂出品之国货集于一室，为各国货厂家提供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以提高国货质量，创新国货产品；二、帮助人们认识国货与洋货的区别与不同，并同时以中间商的身份邀请沪上各著名洋行来展览会参观洽商，推动国货走出国门；三、改变人们认为百货公司只售洋货，不卖国货的错误印象。
除举办国货展览会外，创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货品牌与外商竞争，以获得国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四大公司于民族主义浪潮之中维护企业利益的另一举措。四大公司所创设之国货品牌皆有侧重，先施公司以化妆品为主，永安公司以纺织品为主，新新公司以服装产品为主。
1921年6月，永安公司以“振兴实业，挽回权利”为旗帜，创设永安纺织公司，初设一厂，位于杨树浦兰路，由梁创担任总经理及厂长，初由骆乾伯担任总工程师，后其调任永安二厂后，由雷炳林‘so接任；1924年永安纺织公司收购吴淞大中华纺织公司，改建为永安第二厂；1928年，又收购淮安路491号鸿裕纱厂改建为永安第三厂；1929年，又于永安第二厂旁边设立永安第四厂；1946年又收购杨树浦平凉路545号的纬通纺织公司，改建为永安第五厂；1934年，又在永安第一厂后添建永安印染厂，厂内所有漂染机器，均购置英国。
先施化妆品公司为先施公司于1911年创设于广州，后于1922年设分厂于上海、天津、北平和南京等地，1931年又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设立分厂。所产产品共分为九种主要类别，其中包含一百三十种产品品牌。所有生产全部为机器化，以香港分厂为例，该厂拥有制牙膏机一台，制白鞋粉机一台，制面膏机二台，制牙视机二台，头胶机一台，头油机一台，香水机二台。该厂出产产品以“虎牌”商标为主，该商标由“虎形”和“S”形组，其中的“S”形既与公司的名称“Sincere”相契合，同时又契合了英语“Save”的内涵，加之老虎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多带有王者的意思，表明了先施化妆品公司欲与国外化妆名品相竞争，拯救国货，并取得化妆品界主导地位之内涵。
奇美服装厂是新新公司创办的第一家国货工厂，于1942年八月由新新公司的李泽、杨富臣、卢建雄等人创办，该服装厂之特别之处在于以童装为主要经营业务，其次为雨衣与内衣，同时兼产女装，该厂月生产量在两千打以上。服装厂设有专业的设计小组，服装样式设计多以收集的欧美等地畅销的时装画报作为参考，因此能制作出各种时尚新装，风行沪上。除此之外，新新公司还在司大楼南京路与西藏路的交角处，设有“奇美服装店”门市部，专门推销服装厂产品，真正做到了自产自销，实现了其公司“推销中华国产，统办全球货品”的宣传口号。
由此观之，国货与洋货之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早期上海消费生活中的焦点。国货运动的兴起实质上是将对外来入侵的仇恨转移到商品上，这使得商业之间的竞争无意间转化为政治符号的消费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这样的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塑造国民新身份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英】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
[2] 李天纲.《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3]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
[4]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2004（4）.
[5]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6] 李玲.《20世纪早期中国消费特性与现代设计的发生》[D].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
[7] 吕国财.《消费与设计 近代上海消费文化的创建1917—1937》[D].南京艺术学院，2016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16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