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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业要规范发展，建立科学、明确、细化的标准势在必行。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and clarified standards are imperative, for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健康产业早已被国际经济学界确定为无限广阔的兆亿产业。
当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由简单、单一的医疗治疗型，向疾病预防、保健型转变时，健康服务业应运而生。近几年，健康检查、健康咨询、身体养护、健身规划等与健康相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势头挺进。相对于庞大人群的健康消费和医疗支出，我国健康服务业还处于发端阶段，这也预示着其无穷的市场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认为，健康服务业要规范发展，建立科学明确细化的标准势在必行。
《中关村》：健康服务业在中国的前景被看好，但总的感觉是广而杂，请谈谈您对健康服务业的认识。
王琪延：在中国，健康服务自古至今都存在，过去有钱人才能享受，现在也跃入普通人的视野。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一个产业而存在，是最近才出现的。消费大众化的来临，标志着新的健康服务业的到来。近十年、十五年才是健康服务业真正发展的阶段。健康服务业有几个核心领域，如保健食品、康复服务、足疗洗浴等产业；更大范围来讲，还涉及体育休闲产业，对身心健康有帮助的旅游休闲业。其中，精神保健层面，包含心理治疗和咨询业。我认为这样分类是比较合理的。
《中关村》：近日，青鸟健身北京五家店曾关门停业，店方给出的说法是经营不善。在此前，青鸟健身总经理王成接受采访时说，金融危机对健身业造成了很大打击。我们对健康服务业是否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王琪延：健身服务业仍然是一个发展势头很猛的产业。良子、富侨、五指生已成为知名品牌。在北京，浩沙健身每月会有4家新店开张。任何一个产业，有倒闭的，有新加入的，这很正常。一个企业的生存周期是五年一轮回，每年倒闭的企业会占总量的20%。经营上出现问题，增长速度过快，服务跟不上，没有客人，自然会倒闭。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任何产业都一样。
《中关村》：近几年，健康服务业成了硅谷风投的新宠。数据显示，过去10年，美国对健康服务业的投资，从13%持续增长到25%-27%之间，涉及医疗、制药、生物科技、仪器、设备，以及各种健康服务产业。风投更看重其中的哪些领域？
王琪延：经济发展的最后，很多人都会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快乐，健康和保健产业的兴起是必然的。风投比较关注的领域是健康设备产业、保健品产业，这是其中的两个焦点。
《中关村》：全世界的健康服务业面临的几个问题是，成本与费用太高、入不敷出；保险制度与医疗体系及国家政策配合不够完善，部分人因缺乏保险而无法得到健康服务，从而导致不公。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存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王琪延：首先是企业良莠不齐，缺乏标准对整个行业的指导。现在有官方机构，在保健协会、卫生部、商业部指导下，成立了一个标准，但这个力量还是有限，作为一个单位，它的标准的制定对行业的引导作用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标准不明，导致很多企业都在做这个产业，如果不出问题，什么事没有；出了问题，就会波及一大片。现在，健康服务市场较为混乱，很难区分各种商品的好坏，还没有达到人人去消费的状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个产业需求是很大的，产业本身是一个朝阳产业。当然，这个产业标准的制定不是单一的，要把健康产业分成不同的类型，如设备、洗浴、按摩等，必须制定出各自的标准，尤其是保健品领域，否则市场太混乱。
《中关村》：如果将部分健康服务业纳入公费医保范畴，您觉得可行吗？
王琪延：不可行。这个产业的初衷是为了增强身体素质，而不是身体的矫正和治疗。但涉及康复部分可以考虑，如将大病初愈的康复纳入公费医疗类别。但鉴定起来比较难，索性就市场化操作。从另一角度看，保健行业属于休闲品和奢侈消费品范畴，如果将钱算入公费医疗体系，势必造成不公，一些穷人的医疗保险可能就无力承担了。
《中关村》：在发展健康服务业过程中，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琪延：国家应作为制定标准的监督者存在，不涉及具体投资，应该让这个产业依靠自身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在英国社会服务业中，形成了准市场的方式，即购买方与提供方分离。国家逐渐淡出提供者的身份，变成立法者。让多方参与竞争，替代国家垄断提供，同时也保持了服务的高标准。
《中关村》：目前国家对健康服务业的关注度停留在什么层面？
王琪延：现在只是制定了一些粗线条的方案和政策，当然关注民生的政策里也谈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民生的健康等。但具体的细则和制度还没有出台。据我所知，一些协会做出了一些标准，从科学角度看，这些离高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关村》：健康服务业属于社会服务的一种，社会服务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已有百年。由政府、志愿者和私人共同构建的准市场特色的英国社会服务体制，对中国社区健康服务业有哪些启示？
王琪延：中国情况和国外大不相同。中医的东西在国外不被看作是医药，而是保健品。所以与国外没办法做横向参考，但有一些值得参考。如日本也有一些按摩服务，完全是在私人开办的诊所里，企业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在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下规范运作。这点很好。
《中关村》：在新农村和城市发展健康服务业，各有哪些侧重？
王琪延：这包括人口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应该鼓励人们生两个孩子，原则上100对夫妇生220个孩子比较合适，这样人口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还是坚持生一个孩子，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国家就会衰败。就像日本人说“200年后没有日本”一样。中国“未富先老”更明显。医疗方面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如果把医疗产业纳入到比较宽泛的健康产业里，从城乡一体化角度讲，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医疗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身体康复治疗是健康产业中的一块重头戏，这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负担，却是必须要承担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都有权利享受。
《中关村》：就社区服务范围而言，中国社区对老年人的服务、对精神病人、残疾人和儿童的照顾还处在探索阶段；另外，我们对社区服务的认识和管理还处在初级阶段。
王琪延：你说的问题很有意义。首先是怎么解决社区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其次是怎样去考虑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它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靠市场来解决，另一方面靠公益事业来解决，两方面并重。靠市场解决的方式，如一些家政服务公司，上门给老人洗澡，然后合理收费；还可以通过社区组织老年俱乐部，提供服务；或者通过外部为社区提供服务，如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每个周末来老人家聊聊天，做做家务；要建立相应的窗口与组织，让被服务的人与想服务的人信息互通；还要关注他们的精神健康，不寂寞，不孤单。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and clarified standards are imperative, for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健康产业早已被国际经济学界确定为无限广阔的兆亿产业。
当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由简单、单一的医疗治疗型，向疾病预防、保健型转变时，健康服务业应运而生。近几年，健康检查、健康咨询、身体养护、健身规划等与健康相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势头挺进。相对于庞大人群的健康消费和医疗支出，我国健康服务业还处于发端阶段，这也预示着其无穷的市场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认为，健康服务业要规范发展，建立科学明确细化的标准势在必行。
《中关村》：健康服务业在中国的前景被看好，但总的感觉是广而杂，请谈谈您对健康服务业的认识。
王琪延：在中国，健康服务自古至今都存在，过去有钱人才能享受，现在也跃入普通人的视野。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一个产业而存在，是最近才出现的。消费大众化的来临，标志着新的健康服务业的到来。近十年、十五年才是健康服务业真正发展的阶段。健康服务业有几个核心领域，如保健食品、康复服务、足疗洗浴等产业；更大范围来讲，还涉及体育休闲产业，对身心健康有帮助的旅游休闲业。其中，精神保健层面，包含心理治疗和咨询业。我认为这样分类是比较合理的。
《中关村》：近日，青鸟健身北京五家店曾关门停业，店方给出的说法是经营不善。在此前，青鸟健身总经理王成接受采访时说，金融危机对健身业造成了很大打击。我们对健康服务业是否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王琪延：健身服务业仍然是一个发展势头很猛的产业。良子、富侨、五指生已成为知名品牌。在北京，浩沙健身每月会有4家新店开张。任何一个产业，有倒闭的，有新加入的，这很正常。一个企业的生存周期是五年一轮回，每年倒闭的企业会占总量的20%。经营上出现问题，增长速度过快，服务跟不上，没有客人，自然会倒闭。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任何产业都一样。
《中关村》：近几年，健康服务业成了硅谷风投的新宠。数据显示，过去10年，美国对健康服务业的投资，从13%持续增长到25%-27%之间，涉及医疗、制药、生物科技、仪器、设备，以及各种健康服务产业。风投更看重其中的哪些领域？
王琪延：经济发展的最后，很多人都会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快乐，健康和保健产业的兴起是必然的。风投比较关注的领域是健康设备产业、保健品产业，这是其中的两个焦点。
《中关村》：全世界的健康服务业面临的几个问题是，成本与费用太高、入不敷出；保险制度与医疗体系及国家政策配合不够完善，部分人因缺乏保险而无法得到健康服务，从而导致不公。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存在的问题还有哪些？
王琪延：首先是企业良莠不齐，缺乏标准对整个行业的指导。现在有官方机构，在保健协会、卫生部、商业部指导下，成立了一个标准，但这个力量还是有限，作为一个单位，它的标准的制定对行业的引导作用还没有明显地呈现出来。标准不明，导致很多企业都在做这个产业，如果不出问题，什么事没有；出了问题，就会波及一大片。现在，健康服务市场较为混乱，很难区分各种商品的好坏，还没有达到人人去消费的状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这个产业需求是很大的，产业本身是一个朝阳产业。当然，这个产业标准的制定不是单一的，要把健康产业分成不同的类型，如设备、洗浴、按摩等，必须制定出各自的标准，尤其是保健品领域，否则市场太混乱。
《中关村》：如果将部分健康服务业纳入公费医保范畴，您觉得可行吗？
王琪延：不可行。这个产业的初衷是为了增强身体素质，而不是身体的矫正和治疗。但涉及康复部分可以考虑，如将大病初愈的康复纳入公费医疗类别。但鉴定起来比较难，索性就市场化操作。从另一角度看，保健行业属于休闲品和奢侈消费品范畴，如果将钱算入公费医疗体系，势必造成不公，一些穷人的医疗保险可能就无力承担了。
《中关村》：在发展健康服务业过程中，国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琪延：国家应作为制定标准的监督者存在，不涉及具体投资，应该让这个产业依靠自身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在英国社会服务业中，形成了准市场的方式，即购买方与提供方分离。国家逐渐淡出提供者的身份，变成立法者。让多方参与竞争，替代国家垄断提供，同时也保持了服务的高标准。
《中关村》：目前国家对健康服务业的关注度停留在什么层面？
王琪延：现在只是制定了一些粗线条的方案和政策，当然关注民生的政策里也谈到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民生的健康等。但具体的细则和制度还没有出台。据我所知，一些协会做出了一些标准，从科学角度看，这些离高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关村》：健康服务业属于社会服务的一种，社会服务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已有百年。由政府、志愿者和私人共同构建的准市场特色的英国社会服务体制，对中国社区健康服务业有哪些启示？
王琪延：中国情况和国外大不相同。中医的东西在国外不被看作是医药，而是保健品。所以与国外没办法做横向参考，但有一些值得参考。如日本也有一些按摩服务，完全是在私人开办的诊所里，企业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在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下规范运作。这点很好。
《中关村》：在新农村和城市发展健康服务业，各有哪些侧重？
王琪延：这包括人口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应该鼓励人们生两个孩子，原则上100对夫妇生220个孩子比较合适，这样人口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还是坚持生一个孩子，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国家就会衰败。就像日本人说“200年后没有日本”一样。中国“未富先老”更明显。医疗方面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如果把医疗产业纳入到比较宽泛的健康产业里，从城乡一体化角度讲，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医疗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身体康复治疗是健康产业中的一块重头戏，这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负担，却是必须要承担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都有权利享受。
《中关村》：就社区服务范围而言，中国社区对老年人的服务、对精神病人、残疾人和儿童的照顾还处在探索阶段；另外，我们对社区服务的认识和管理还处在初级阶段。
王琪延：你说的问题很有意义。首先是怎么解决社区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其次是怎样去考虑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它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靠市场来解决，另一方面靠公益事业来解决，两方面并重。靠市场解决的方式，如一些家政服务公司，上门给老人洗澡，然后合理收费；还可以通过社区组织老年俱乐部，提供服务；或者通过外部为社区提供服务，如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每个周末来老人家聊聊天，做做家务；要建立相应的窗口与组织，让被服务的人与想服务的人信息互通；还要关注他们的精神健康，不寂寞，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