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岁讲传记材料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应该到八十岁。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所以现在先来讲一点，其实这些材料以前都在书里写过，今天不过是系统化一点，再补充一些细节。我曾经说过，我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那么，我有什么“债”？简单说起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
　　我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纪念我的亲人
　　先谈家庭。我出身于世家。外祖父项兰生，他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还在看他的年谱，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于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王韬的学生。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到五十岁时就退休了，五十六岁（1928年）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参与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农业思想，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个观点：发展农业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为达到这个目的要综合发展，强调农业的商品性，发展商品农业，而且从金融、信贷、生产、流通、科技、教育——各个环节发展农业经济，这些农业经济思想与今天非常接近。但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下不可能实现，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在我看来这也是个悲剧。
　　我另外一个哥哥和二姐属于共产党系统。我二姐抗战时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在上海参加新四军，成为一个文工团员。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个忠实的老共产党员。我和二姐解放后才见面。还有一个在沦陷区的哥哥也参加地下党，成了南京学生运动的一个领导人。《1948：天地玄黄》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其中一章写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可以说这一章是为我的哥哥写的。还有一章写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为的是纪念我姐姐，而且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关知识青年与战士结合的感受，写得非常生动。我用这种方式默默纪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后来不提这些老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大公平，所以我尽可能地写到他们当年的贡献。
　　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
　　我的第二个“债”，就是欠年轻人的债。
　　我这个人一辈子爱和年轻人在一起，最近我刚写过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成年人的责任问题。大家知道，最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少年作者，也有人称他们是“天才少年”，我读他们的作品，发现了他们对学校教育、对社会、对人生都充满了调侃，从中透露出看透了一切的冷漠。我猛然警悟到在我们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中是不是出现了调侃的一代？太早地看透一切，太早地冷漠地对待一切，这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要追问，这调侃的一代是怎样产生的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大人们都在演戏，老师、家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演戏，孩子是敏感的，他作为观众，看你演戏，看来看去，就把什么都看透了，觉得一切都是假的，都可以一笑了之，于是自然要调侃，而且自己也来演戏。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大人犯混，犯罪，在孩子身上得到了报应。这是很残酷的。我始终有这样一个负债情结，一种罪恶感：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搞好，出了很多问题，那是成年人的责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没有搞好，让青年人承担，在青年人身上得到报应，是不公平的。
　　这样的欠债感、罪恶感，就构成了我的教学与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我的写作是有比较明确的对象的，就是年轻人。所以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词，就是“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为什么呢？我说得很清楚，就是到了世纪末，到了该退休的年龄，把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如果孩子也看透了，那该怎么办呢？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绝望到底了。我知道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其实是给自己又造了一个梦，但是不造梦又怎么办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不得已而为之中建立的一个信念，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说到底，不过是还债而己。这个观念，在这个现代、后现代时代，可能显得很陈腐，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如此，只能如此。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
　　第三个债是自己的债，是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与屈辱的记忆，最不堪的记忆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太多的动摇、屈辱、背叛……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般地压在我的心头，像一座座坟……
　　最近我刚做了一次贵州之行一一大家知道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在贵州生活了十八年。这次我又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面对当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我对不起他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年大家都在谈文革，谈忏悔，我没有发言。其实我自己时刻在进行着文革的忏悔。
　　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但必须有几个底线：第一，必须分清是非，必须明白说违心的话，是个错误，不能把说谎当作光荣；第二，必须是被迫的，不能主动去说谎，不能为了个人目的主动去说谎；第三条，不能伤害他人，说话的后果你自己承担，绝对不能连累别人。大家不难看出，这其实是包含着我在文革中的最惨重的人生教训的。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在我以前的生活中，可能最大的恐怖在于林庚先生曾说的那种情形：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于是你也怀疑和动摇自己是否真的错了，乃至最后相信你自己确实错了。——必须“说”和说自己“错”了，大概是当时不可抗拒的形势，因此可能的选择就只能在于如何“说”和怎么“错”了。这也就是老钱所谓三点前提。
　　前面说过，我一生经历了很多，现在，我要趁退休前最后的上课的机会，公开说出来，而且是向我的学生——在座的诸位说。说出来，长期郁结的内心的紧张就舒缓了，可以相对轻松地去安度晚年了。
　　（摘编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