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关也（1985.9-），男，汉族，重庆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03
（一）
有一种观点颇为常见：春秋时期是宗法贵族社会的衰亡期。“贵族在当时是一个正在死亡的阶级。……《左传》可以说是一部贵族末世的百科全书，是一部贵族衰亡的历史记录”。[1]诚如斯言，自犬戎之乱后，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王室处境每况愈下。伴随大国的蚕食鲸吞，周初分封小邦渐次消亡。而在政治倾轧中，公卿大夫也往往朝不虑夕，动辄破家亡身。齐国大夫晏婴便曾对晋国公族叔向叹息：“此季世也。”而叔向抚今追昔，亦不胜感慨，称：
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2]
以上种种迹象，似乎都可以为宗法贵族的没落做一注脚。
然而本文以为，“贵族衰亡”一词实在不能概括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性。若举具体的卿大夫世族而论之，晋国之赵、魏、韩三家，鲁国之孟孙、叔孙、季孙各支，齐国之陈氏，卫国之南氏，宋国之乐、皇，郑国之罕、驷等，都历经大浪淘沙，走出了春秋这个历史阶段而绵延至战国，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尤其是春秋战国之交，上述这些族群组织枝蔓众多，势力日益壮大，《左传·哀公十一年》便记载：
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3]
鲁国三桓的兵车总数竟比齐国的攻鲁军队还多，仅季孙氏一家的实力便足以抵抗来犯的齐军，足以窥见部分卿族急剧扩张的速度与规模。哀公年间，鲁非大邦，尚且如此，那么晋、楚、齐、秦等国也可想而知。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曾总结：
孟子曰“立贤无方”，又曰“士无世官”，故《春秋》“讥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寵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4]
恰如顾氏所云，卿族“陨世丧宗”只是一端，尚有“权逼主上”，甚至“厚施窃国”者。世卿之祸愈烈，愈说明宗法贵族在这一时代仍然牢牢地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央。
不妨在此处做一个饶有趣味的对比，20世纪70年代以前，治英国史学者曾经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工业革命前夕的16～18世纪，是资产阶级蓬勃兴起、英国贵族走向危机与衰落的时期。在这三百年间，“贵族是消亡了的中世纪的毫无意义的残余”，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他们已彻底“让位于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5]。这一分析框架及话语模式，长期为人们所沿用。但随着研究深度的推进和范围的扩大，人们不禁惊讶地发现，还有另外一些证据证明，在经济上，“16到18世纪期间，贵族仍然是英国最富有的社会阶层”，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富有程度上仍然无法同贵族相比”[6]；在政治上，贵族“占据着议会上院，控制着议会下院，把持着各级重要官职，掌握着军事权力，操纵着地方政治”[7]；在文化上，贵族作为各类创作的鉴赏者和收藏者，他们的“文化品位极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英国的文化生活”[8]。从前“危机”与“衰落”的叙述，未免过于武断，将现实中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活跃在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世族，与之极为相似。一方面，世袭的特权固然会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带来朝政腐败和当权者低能，使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让一部分宗法贵族沉沦消匿，给人们造成“贵族衰亡”的表象；但另一方面，优越的社会地位、强大的政治权势、雄厚的经济实力、私属的军事组织、优先的受教育资格，使得那些具有政治智慧和社会适应性的族群，在时代变迁中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在动荡中把握住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因此，与其说春秋时期贵族社会在衰亡，毋宁说贵族阶层在发展演变、上下分化。由于春秋列国卿族繁多，谱系源远绵长，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限于论述重点和篇幅不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妨选取典型来管中窥豹，用郑国作为观察的切入口，加以讨论。
（二）
春秋中叶，郑穆公卒后，因缘际会，群公子及其后裔开枝散叶，别立为“良、游、国、罕、驷、印、丰、孔、羽”诸氏，统称“穆族”。穆族世代干政，轮番当国，持续一百余年，而在这激荡变迁的百余年间，各支存亡兴废却大相径庭。
比如，有人因沉溺声色与腐朽堕落而亡身，《左传·襄公三十年》记：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庚子，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9]
良氏之伯有生平嗜酒，为执政卿时，曾造一窟室，做长夜之饮，同时击钟为乐。以至于次日朝者至，久候伯有不出，只能“布路而罢”。伯有的骄侈最终招致群臣的攻击，身死族灭。无独有偶，《左传·哀公五年》亦记：
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10]
驷氏之驷秦本为下大夫，但常常将卿的车马服饰陈列在院子里，于是“郑人恶而杀之”。如果说僭越是个人在等级社会的取祸之道，那么铺张靡费、骄奢无度无疑是整个家族败亡的表征。
又如，有人因利益纠葛与权力倾轧而见逐，《左传·昭公元年》载：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女）适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晳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大夫皆谋之。子产曰：“……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11] 游氏支庶公孙楚（子南）先聘徐吾犯之妹，而驷氏公孙黑（子皙）强与之争，竟欲杀子南而娶其妻，争斗中子南“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或许是考虑到子皙一贯放恣强横，难以管束，更可能是念及驷氏与罕、丰二支系同母所出（“罕、驷、丰同生”[12]），无理的子皙却更易博得三族的偏袒，因此执政卿子产不得不暂时纵容子皙，而以“不守长幼尊卑”的名义，将子南驱逐出郑，流放至吴地。可见在强权重压之下，中小贵族稍微不慎，便难以保全自身。
再如，还有人因政治斗争与家国冲突而惨遭灭门。《左传·襄公十九年》有：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13]
往昔“西宫之难”时，子孔曾引盗“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等郑国公卿，一举夺权（按：事在《左传·襄公十年》）；而“纯门之师”盖指子孔为进一步扫清执政障碍，欲借楚国之力“去诸大夫”，楚师因之而伐郑，门于纯门（按：事在《左传·襄公十八年》）。如今子孔当国，大权在握，更独断专行。大夫子展、子西遂率国人讨罪，杀其人而分其室，最终竟灭孔氏。乱世里，政争往往是家族倾覆的重要因素，且越是强宗大族，越容易卷入其中。
但就在“良氏”、“驷氏”等势力冰消瓦解的同时，也有家族经年不衰，历时愈久，实力愈发雄厚。春秋后期，穆族中罕氏已数代垄断郑国上卿之位，《左传》更三次预言其在群穆中会“后亡”：
（襄二十六年）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14]
（襄二十七年）文子曰：“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15]
（襄二十九年）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16]
如果说前两处评价还只是对罕氏宗子子展（子罕之子）的个人道德进行赞许，认可他“俭而壹”、“在上不忘降”等优秀品质，那么第三处文字则揭示了罕氏家族卓越的政治素养及雄厚的经济实力。表面上看，子罕、子皮父子充分利用了“郑饥，而未及麦”这一偶然事件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同时“得郑国之民”也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势力，于是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得到巩固，故能“常掌国政，以为上卿”。但实际上，子皮之所以有资本“饩粟”，与此前父辈的诸多经历息息相关，如“攻杀子孔分其室”（按：事在《左传·襄公十九年》），以及“伐陈有功得国君赐邑”（按：事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等。罕氏一系凭借几代人的努力，渐陵诸氏，有运势使然，但更是辛苦经营的结果。直至鲁哀公年间，子罕玄孙罕达还曾领军与晋国赵鞅争锋，击其中肩，获其蜂旗，又尝帅师围宋取邑（按：事在《左传·哀公二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穆族罕氏终以颇为强势的姿态进入战国。战国伊始，“郑、韩屡战，郑亦常胜韩”[17]，相信也多赖其力。
一言以蔽之，春秋时期卿大夫世族在不断分化。强者愈强，族群愈大，垄断政治，主导时局；弱者生存空间越发局促，于是被逐步淘汰，退出核心统治集团，由卿大夫降为士、降为庶人。而上层贵族身份一旦下降，会给此后两百年间的社会形态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
让我们来探讨两处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其一在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18]
春秋前期，晋国大夫郤芮因试图谋杀晋文公而殒命，芮子郤缺年龄尚幼，受到牵连，被下放田间（按：后来郤缺受胥臣举荐，被文公任命为下军大夫，那么他此时身份当然比大夫低，很可能即是士）。郤缺为士时，耕躬于冀野，刻苦修身，仁德与日俱增，其妻相敬如宾。这则材料既描述了卿大夫子嗣地位下降的情况，更展示了没落贵族不同流俗的修养。
郤缺入朝为官后，升迁至卿。屡次领军征讨，皆有所获。从政多年，历事数君，未见失误。《左传·文公七年》录其与赵宣子的对答，曰：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19]
郤缺宣扬灵活的德治，即恩威并施。对不服者武力讨伐，示之以威；对臣服者多方怀柔，示之以惠。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是因为郤缺协助晋文公平服四方，磨砺出了成熟的政治思想。而言谈之中征引《夏书》，则能够凸显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这样的知识水平应该不是普通的士庶人可以企及的。
其二在郑，《左传·襄公十九年》云：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20]
春秋中后期，郑穆公之子子孔当国秉政，独断专行。大夫子展、子西不堪忍受，遂率國人讨罪，杀其人而分其室，遂灭孔氏。子孔既死，整个家族几乎烟消云散，直至二十年后，其子公孙洩却戏剧化地得以复立。《左传·昭公七年》云：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洩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2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03
（一）
有一种观点颇为常见：春秋时期是宗法贵族社会的衰亡期。“贵族在当时是一个正在死亡的阶级。……《左传》可以说是一部贵族末世的百科全书，是一部贵族衰亡的历史记录”。[1]诚如斯言，自犬戎之乱后，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王室处境每况愈下。伴随大国的蚕食鲸吞，周初分封小邦渐次消亡。而在政治倾轧中，公卿大夫也往往朝不虑夕，动辄破家亡身。齐国大夫晏婴便曾对晋国公族叔向叹息：“此季世也。”而叔向抚今追昔，亦不胜感慨，称：
栾、郄、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2]
以上种种迹象，似乎都可以为宗法贵族的没落做一注脚。
然而本文以为，“贵族衰亡”一词实在不能概括春秋时期整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性。若举具体的卿大夫世族而论之，晋国之赵、魏、韩三家，鲁国之孟孙、叔孙、季孙各支，齐国之陈氏，卫国之南氏，宋国之乐、皇，郑国之罕、驷等，都历经大浪淘沙，走出了春秋这个历史阶段而绵延至战国，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尤其是春秋战国之交，上述这些族群组织枝蔓众多，势力日益壮大，《左传·哀公十一年》便记载：
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3]
鲁国三桓的兵车总数竟比齐国的攻鲁军队还多，仅季孙氏一家的实力便足以抵抗来犯的齐军，足以窥见部分卿族急剧扩张的速度与规模。哀公年间，鲁非大邦，尚且如此，那么晋、楚、齐、秦等国也可想而知。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曾总结：
孟子曰“立贤无方”，又曰“士无世官”，故《春秋》“讥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寵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4]
恰如顾氏所云，卿族“陨世丧宗”只是一端，尚有“权逼主上”，甚至“厚施窃国”者。世卿之祸愈烈，愈说明宗法贵族在这一时代仍然牢牢地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央。
不妨在此处做一个饶有趣味的对比，20世纪70年代以前，治英国史学者曾经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工业革命前夕的16～18世纪，是资产阶级蓬勃兴起、英国贵族走向危机与衰落的时期。在这三百年间，“贵族是消亡了的中世纪的毫无意义的残余”，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他们已彻底“让位于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5]。这一分析框架及话语模式，长期为人们所沿用。但随着研究深度的推进和范围的扩大，人们不禁惊讶地发现，还有另外一些证据证明，在经济上，“16到18世纪期间，贵族仍然是英国最富有的社会阶层”，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富有程度上仍然无法同贵族相比”[6]；在政治上，贵族“占据着议会上院，控制着议会下院，把持着各级重要官职，掌握着军事权力，操纵着地方政治”[7]；在文化上，贵族作为各类创作的鉴赏者和收藏者，他们的“文化品位极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英国的文化生活”[8]。从前“危机”与“衰落”的叙述，未免过于武断，将现实中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活跃在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世族，与之极为相似。一方面，世袭的特权固然会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带来朝政腐败和当权者低能，使得“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让一部分宗法贵族沉沦消匿，给人们造成“贵族衰亡”的表象；但另一方面，优越的社会地位、强大的政治权势、雄厚的经济实力、私属的军事组织、优先的受教育资格，使得那些具有政治智慧和社会适应性的族群，在时代变迁中具备了足够的竞争力，在动荡中把握住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因此，与其说春秋时期贵族社会在衰亡，毋宁说贵族阶层在发展演变、上下分化。由于春秋列国卿族繁多，谱系源远绵长，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限于论述重点和篇幅不能面面俱到，所以不妨选取典型来管中窥豹，用郑国作为观察的切入口，加以讨论。
（二）
春秋中叶，郑穆公卒后，因缘际会，群公子及其后裔开枝散叶，别立为“良、游、国、罕、驷、印、丰、孔、羽”诸氏，统称“穆族”。穆族世代干政，轮番当国，持续一百余年，而在这激荡变迁的百余年间，各支存亡兴废却大相径庭。
比如，有人因沉溺声色与腐朽堕落而亡身，《左传·襄公三十年》记：
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庚子，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9]
良氏之伯有生平嗜酒，为执政卿时，曾造一窟室，做长夜之饮，同时击钟为乐。以至于次日朝者至，久候伯有不出，只能“布路而罢”。伯有的骄侈最终招致群臣的攻击，身死族灭。无独有偶，《左传·哀公五年》亦记：
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郑人恶而杀之。[10]
驷氏之驷秦本为下大夫，但常常将卿的车马服饰陈列在院子里，于是“郑人恶而杀之”。如果说僭越是个人在等级社会的取祸之道，那么铺张靡费、骄奢无度无疑是整个家族败亡的表征。
又如，有人因利益纠葛与权力倾轧而见逐，《左传·昭公元年》载：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女）适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子晳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也，故伤。”大夫皆谋之。子产曰：“……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贵也；幼而不忌，不事长也；兵其从兄，不养亲也。君曰：“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五月庚辰，郑放游楚于吴。[11] 游氏支庶公孙楚（子南）先聘徐吾犯之妹，而驷氏公孙黑（子皙）强与之争，竟欲杀子南而娶其妻，争斗中子南“击之以戈，子皙伤而归”。或许是考虑到子皙一贯放恣强横，难以管束，更可能是念及驷氏与罕、丰二支系同母所出（“罕、驷、丰同生”[12]），无理的子皙却更易博得三族的偏袒，因此执政卿子产不得不暂时纵容子皙，而以“不守长幼尊卑”的名义，将子南驱逐出郑，流放至吴地。可见在强权重压之下，中小贵族稍微不慎，便难以保全自身。
再如，还有人因政治斗争与家国冲突而惨遭灭门。《左传·襄公十九年》有：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13]
往昔“西宫之难”时，子孔曾引盗“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等郑国公卿，一举夺权（按：事在《左传·襄公十年》）；而“纯门之师”盖指子孔为进一步扫清执政障碍，欲借楚国之力“去诸大夫”，楚师因之而伐郑，门于纯门（按：事在《左传·襄公十八年》）。如今子孔当国，大权在握，更独断专行。大夫子展、子西遂率国人讨罪，杀其人而分其室，最终竟灭孔氏。乱世里，政争往往是家族倾覆的重要因素，且越是强宗大族，越容易卷入其中。
但就在“良氏”、“驷氏”等势力冰消瓦解的同时，也有家族经年不衰，历时愈久，实力愈发雄厚。春秋后期，穆族中罕氏已数代垄断郑国上卿之位，《左传》更三次预言其在群穆中会“后亡”：
（襄二十六年）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14]
（襄二十七年）文子曰：“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15]
（襄二十九年）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16]
如果说前两处评价还只是对罕氏宗子子展（子罕之子）的个人道德进行赞许，认可他“俭而壹”、“在上不忘降”等优秀品质，那么第三处文字则揭示了罕氏家族卓越的政治素养及雄厚的经济实力。表面上看，子罕、子皮父子充分利用了“郑饥，而未及麦”这一偶然事件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同时“得郑国之民”也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势力，于是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得到巩固，故能“常掌国政，以为上卿”。但实际上，子皮之所以有资本“饩粟”，与此前父辈的诸多经历息息相关，如“攻杀子孔分其室”（按：事在《左传·襄公十九年》），以及“伐陈有功得国君赐邑”（按：事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等。罕氏一系凭借几代人的努力，渐陵诸氏，有运势使然，但更是辛苦经营的结果。直至鲁哀公年间，子罕玄孙罕达还曾领军与晋国赵鞅争锋，击其中肩，获其蜂旗，又尝帅师围宋取邑（按：事在《左传·哀公二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穆族罕氏终以颇为强势的姿态进入战国。战国伊始，“郑、韩屡战，郑亦常胜韩”[17]，相信也多赖其力。
一言以蔽之，春秋时期卿大夫世族在不断分化。强者愈强，族群愈大，垄断政治，主导时局；弱者生存空间越发局促，于是被逐步淘汰，退出核心统治集团，由卿大夫降为士、降为庶人。而上层贵族身份一旦下降，会给此后两百年间的社会形态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
让我们来探讨两处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其一在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18]
春秋前期，晋国大夫郤芮因试图谋杀晋文公而殒命，芮子郤缺年龄尚幼，受到牵连，被下放田间（按：后来郤缺受胥臣举荐，被文公任命为下军大夫，那么他此时身份当然比大夫低，很可能即是士）。郤缺为士时，耕躬于冀野，刻苦修身，仁德与日俱增，其妻相敬如宾。这则材料既描述了卿大夫子嗣地位下降的情况，更展示了没落贵族不同流俗的修养。
郤缺入朝为官后，升迁至卿。屡次领军征讨，皆有所获。从政多年，历事数君，未见失误。《左传·文公七年》录其与赵宣子的对答，曰：
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19]
郤缺宣扬灵活的德治，即恩威并施。对不服者武力讨伐，示之以威；对臣服者多方怀柔，示之以惠。能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是因为郤缺协助晋文公平服四方，磨砺出了成熟的政治思想。而言谈之中征引《夏书》，则能够凸显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这样的知识水平应该不是普通的士庶人可以企及的。
其二在郑，《左传·襄公十九年》云：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20]
春秋中后期，郑穆公之子子孔当国秉政，独断专行。大夫子展、子西不堪忍受，遂率國人讨罪，杀其人而分其室，遂灭孔氏。子孔既死，整个家族几乎烟消云散，直至二十年后，其子公孙洩却戏剧化地得以复立。《左传·昭公七年》云：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洩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