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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中国式“压缩的现代化”使得风险更具复杂性。转基因食品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引发热议，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主流报纸的“转基因”报道及新浪微博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了解媒体在建构“转基因”形象上的状况，以此探讨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风险传播;媒介;转基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49-03
一、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危机，成为一个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贝克指出，科学技术风险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风险建构中，大众媒介处于关键地位[1]。
大众媒介是公众了解世界的一种主要手段，但媒体所呈现出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媒体报道的内容、角度，受到了政治、经济、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风险话题的报道，因为结论的不确定性，使得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普及上显得难以把握。
因此媒介所提供的“再现风险”将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认知，在预警、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可能会激发潜在风险，甚至导致新的风险，对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为了探讨媒介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本文对国内外主流报纸及新浪微博的相关文本进行分析，通过不同媒介的报道表现，了解媒介是如何构建、呈现风险议题，探讨媒介在风险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国内报纸选取《人民日报》《健康报》《新京报》《南方周末》，这四份报纸分别为党报、都市报、行业报、综合类周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我国报纸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报道的总体状况。本文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输入关键词“转基因”，经过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129篇（2012年～2014年）。
国外报纸选取《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报纸之一，受到各国政要的重视，具有较高代表性。本文通过《纽约时报》官方网站的数据库筛选获得近五年的相关报道120篇（2010年～2014年）。
新浪微博本文选取了三种类型的微博。第一类是传统媒体微博，包括@人民日报、@健康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第二类是组织机构微博，包括@果壳网、@绿色和平;第三类是意见领袖，包括@顾秀林的微博、@土摩托（袁越）。以2013年和2014年共196条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原创微博为研究对象（其中@顾秀林的微博由于样本数量巨大，通过每月随机抽取两条得出）。
三、报道基本情况
（一）报道数量的变化，受风险事件影响
纵观不同媒体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到媒体对转基因食品具有持续的关注度，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已成为常态，但报道数量的明显波动表示着“转基因”重大事件的发生驱动着媒体报道。
图1 国内四月份（2012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国内四份主流纸媒中，如图1所示，2012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与2013年第四季度是图表中报道量的两个峰值。查看相关报道，2012年9月发生了“黄金大米”事件，由于涉及对儿童进行违规人体试验，事件受到极大关注，报道一直持续到年底;2013年10月发生的转基因食品流入国储库、甘肃张掖禁种转基因作物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各方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集中讨论。
《纽约时报》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120篇报纸。如图2所示，从时间维度上看，报道数量在2010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与2013年第二季度都出现了高峰值。2010年《纽约时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贸易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上，直到2010年末，各方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纽约时报》降低了报道的数量。2013年四个季度的报道量均达到7篇及以上，原因与2012年末的食品运动和加州37号议案的公投失败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激化，公众要求更多的透明度，知晓食物成分的基本权利。
图2 《纽约时报》2010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图3 微博2013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在2013年9月8日至年末这段时间内，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微博上一直是热门话题。图3显示，在这个时间段，微博的数量急剧上升，并且余韵一直持续到了2014年。
（二）报道议题多元化，风险焦点被转移
分析媒体的报道议题时可以发现，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探讨早已不止于它是否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威胁，还有在政府职责、转基因标识、知识产权、公众知情权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和争论。
在公众对“转基因”认知更广泛、探讨更多元的情况下，媒体注意到公众的需求，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拓展话题、多角度选取、主动呈现符合讨论趋势的话题，引导社会舆论。但由于扩大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广泛兴趣引发了次级的风险效应，这场本该关于科学的争论演化成一场关于经济、政治之争。
国内纸媒方面，报道政府关于“转基因”的言论、举措等议题越来越多，但政府屡屡以风险处理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形象出现，加重了其角色压力。在危机事件爆发时，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政府的问题”，给一些不负责任的生产者保留了生存空间，政府的责任越来越大，同时也会导致公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激化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矛盾[2]。 （三）传播模式不同，公众参与度不同
如图4所示，在国内四份报纸的转基因食品报道中，发声最多的是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政府的权威形象，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有效化解谣言;专家学者作为掌握专业知识的群体，在“转基因”这一领域具有发言权，能够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和释疑。但国内纸媒对这两类消息源的明显偏重，可以看出国内媒体在转基因食品报道中，仍以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为主导。
图4 国内四份报纸消息来源比例图
《纽约时报》评论版中“读者来信”这个模块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读者对先前发表的文章存有疑问，来信提问编辑，编辑在下次出刊时释疑。这一做法使在传统媒体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读者，有了参与的机会，这一参与的过程，拉近了读者与“转基因”的距离。同时，不同读者有不同的思考角度，解读与分享会激发更多有价值的观点，使“转基因”报道呈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状态[3]。
在微博这个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人人都能拥有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公众参与度很高，但信息发布门槛低、随意性强，会使得舆论影响变得不受控制。
四、报道中的新闻通用框架
新闻通用框架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媒体报道方式的差异，了解媒体对于议题的呈现样式。在本文中，根据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冲突框架、后果框架、问责框架、道德与人情味框架这六类主要新闻框架对样本进行分析。
国内四份报纸主要使用事实框架，用来直接陈述事实，报道内容为客观现实或调查结果，例如现阶段的科技成果、政府政策、事件调查结果等。媒体把既定事实和最后结果告诉受众，可以使受众有直观的了解，但可能会造成受众被动接受的局面。
《纽约时报》的主要新闻框架以事实框架和冲突框架并重。冲突框架着重展现不同利益体言行上的对立、冲突，表现力更强。“转基因”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争议性话题，人们所持的意见必然不尽相同，带有不同的价值倾向，而《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舆论场，将更为原始的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转基因公司与农民之间关于种子专利的冲突、转基因食品是否贴上标签售卖的争论等。冲突框架再现了一种真实的冲突场景，可以让受众看到争议双方的看法和理由，但过多的展现矛盾冲突，可能会使议题争论的核心被忽略（如图5所示）。
图5 媒体报道中的通用框架数量图
媒体微博和组织机构微博更偏向于使用事实框架。媒体微博借助事实框架来发布信息动态，陈述新闻事实;科技传媒机构@果壳网使用事实框架来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意见领袖偏向使用道德人情味框架、冲突框架和后果框架，这三类框架都是包含情感的框架类型，呼吁人们追求知情权，表现冲突和矛盾，预设转基因食品化的后果。“……很多诉诸情感感染和价值表达的信息更能打动人心，影响并改变人们的态度！[4]”以情感为主的内容框架更容易唤起受众的情绪认同，影响受众的所思所想，在广大受众中形成主导的话语权。
五、媒介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
（一）媒介的及时感知可以缓和公众焦虑情绪
由于转基因问题敏感而复杂，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要及时、准确、全面的报道，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
2014年7月，有记者调查发现，湖北武汉超市中出售的部分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新京报》针对此事，首先发表了一篇媒体人的评论（《“转基因稻种失控”是一场食品安全事故》）催促有关部门做出回应;随后连续三天跟进农业部的动态;紧接着登载了一篇科普类文章，揭秘转基因;最后以一篇武汉销毁10多亩转基因水稻作为对事件最后的报道。
《新京报》在事件最开始就发挥了其舆论监督的作用，发出公众的质疑和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正面回应;随后对农业部回应的连续跟进，可以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进展，还原事件真相;面对此时神经敏感的公众，正需要专家解答，于是《新京报》推出了《揭秘转基因》一文。可以看到，《新京报》的报道方针正契合受众心理，能随着受众的关注焦点而转移，这样做可以及时舒缓受众因冲击而造成的紧张心理。
（二）媒介的客观准确可以加强自身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代表着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一般来说，传播者的公信力越高，传播效果也越好，可以获得受众的信赖，也有利于自身的竞争。
媒体公信力由受众判断，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如果媒体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就有可能产生流言，引起社会恐慌，并且信息质量不高，低于受众期待时，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5]。
@顾秀林的微博言辞往往十分激烈，且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描述“转基因”食品问题上用到了“邪恶”、“灭亡”等极端词汇，当发布消息不受限制，舆论影响也变得不易受控制。顾秀林身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并且钻研于农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无论她是支持“转基因”食品还是反对“转基因”食品，如果她可以保持冷静客观、有据有理地分析事件，基于她的身份及社会地位定会树立令人信服的形象。而@果壳网则从自身优势出发，普及相关知识，驳斥谣言，树立了较高的公信力。
（三）媒介搭建沟通桥梁有利于化解风险
由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政府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某些专家的“语出惊人”和媒体报道虚假新闻等现象，造成了公众对于政府、专家和媒体的不信任感上升，出现了一定的防御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的“灌输”，势必会产生传播悖论。
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理解和尊重公众的情绪和意见，重视公民的话语权。转基因食品，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它的探讨，不应该止于“两派人”是与非的争论，也不能仅限于政府给公众的“定心丸”，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公众、专家、政府三者相互动的风险交流机制，以一种对话而不是劝服的方式达成共识。
媒介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平台，倾听每一个利益方的诉求，“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可以相互理解，而不是相谩骂，公众的疑虑可以得到关注和解答，专家学者的参与可以让探讨更科学，公权力也会得到更多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朱星，宋敏.像药品一样监管转基因食品[N].新京报，2014-12-9.
[3] 徐淑芳.《纽约时报》转基因报道研究[D].湖南大学，2012.
[4] 苗伟山，贾鹤鹏.社交媒体中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研究——基于美国YouTube视频网站的案例分析[J].科普研究，2014（5）.
[5] 陆高峰.大众媒体公信力的多维视野 ——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因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责任编辑：东方绪]
关键词：风险传播;媒介;转基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49-03
一、大众媒介的风险感知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和危机，成为一个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贝克指出，科学技术风险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风险建构中，大众媒介处于关键地位[1]。
大众媒介是公众了解世界的一种主要手段，但媒体所呈现出的“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媒体报道的内容、角度，受到了政治、经济、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风险话题的报道，因为结论的不确定性，使得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普及上显得难以把握。
因此媒介所提供的“再现风险”将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认知，在预警、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可能会激发潜在风险，甚至导致新的风险，对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方法
为了探讨媒介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本文对国内外主流报纸及新浪微博的相关文本进行分析，通过不同媒介的报道表现，了解媒介是如何构建、呈现风险议题，探讨媒介在风险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国内报纸选取《人民日报》《健康报》《新京报》《南方周末》，这四份报纸分别为党报、都市报、行业报、综合类周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我国报纸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报道的总体状况。本文通过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输入关键词“转基因”，经过筛选共获得有效样本129篇（2012年～2014年）。
国外报纸选取《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报纸之一，受到各国政要的重视，具有较高代表性。本文通过《纽约时报》官方网站的数据库筛选获得近五年的相关报道120篇（2010年～2014年）。
新浪微博本文选取了三种类型的微博。第一类是传统媒体微博，包括@人民日报、@健康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第二类是组织机构微博，包括@果壳网、@绿色和平;第三类是意见领袖，包括@顾秀林的微博、@土摩托（袁越）。以2013年和2014年共196条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原创微博为研究对象（其中@顾秀林的微博由于样本数量巨大，通过每月随机抽取两条得出）。
三、报道基本情况
（一）报道数量的变化，受风险事件影响
纵观不同媒体的报道数量，可以看到媒体对转基因食品具有持续的关注度，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已成为常态，但报道数量的明显波动表示着“转基因”重大事件的发生驱动着媒体报道。
图1 国内四月份（2012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国内四份主流纸媒中，如图1所示，2012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与2013年第四季度是图表中报道量的两个峰值。查看相关报道，2012年9月发生了“黄金大米”事件，由于涉及对儿童进行违规人体试验，事件受到极大关注，报道一直持续到年底;2013年10月发生的转基因食品流入国储库、甘肃张掖禁种转基因作物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各方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集中讨论。
《纽约时报》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120篇报纸。如图2所示，从时间维度上看，报道数量在2010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与2013年第二季度都出现了高峰值。2010年《纽约时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贸易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上，直到2010年末，各方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纽约时报》降低了报道的数量。2013年四个季度的报道量均达到7篇及以上，原因与2012年末的食品运动和加州37号议案的公投失败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激化，公众要求更多的透明度，知晓食物成分的基本权利。
图2 《纽约时报》2010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图3 微博2013年～2014年季度报道里
在2013年9月8日至年末这段时间内，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在微博上一直是热门话题。图3显示，在这个时间段，微博的数量急剧上升，并且余韵一直持续到了2014年。
（二）报道议题多元化，风险焦点被转移
分析媒体的报道议题时可以发现，媒体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探讨早已不止于它是否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威胁，还有在政府职责、转基因标识、知识产权、公众知情权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和争论。
在公众对“转基因”认知更广泛、探讨更多元的情况下，媒体注意到公众的需求，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中，拓展话题、多角度选取、主动呈现符合讨论趋势的话题，引导社会舆论。但由于扩大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广泛兴趣引发了次级的风险效应，这场本该关于科学的争论演化成一场关于经济、政治之争。
国内纸媒方面，报道政府关于“转基因”的言论、举措等议题越来越多，但政府屡屡以风险处理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形象出现，加重了其角色压力。在危机事件爆发时，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政府的问题”，给一些不负责任的生产者保留了生存空间，政府的责任越来越大，同时也会导致公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激化在“转基因”问题上的矛盾[2]。 （三）传播模式不同，公众参与度不同
如图4所示，在国内四份报纸的转基因食品报道中，发声最多的是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政府的权威形象，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有效化解谣言;专家学者作为掌握专业知识的群体，在“转基因”这一领域具有发言权，能够从科学角度进行分析和释疑。但国内纸媒对这两类消息源的明显偏重，可以看出国内媒体在转基因食品报道中，仍以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为主导。
图4 国内四份报纸消息来源比例图
《纽约时报》评论版中“读者来信”这个模块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读者对先前发表的文章存有疑问，来信提问编辑，编辑在下次出刊时释疑。这一做法使在传统媒体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读者，有了参与的机会，这一参与的过程，拉近了读者与“转基因”的距离。同时，不同读者有不同的思考角度，解读与分享会激发更多有价值的观点，使“转基因”报道呈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状态[3]。
在微博这个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人人都能拥有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公众参与度很高，但信息发布门槛低、随意性强，会使得舆论影响变得不受控制。
四、报道中的新闻通用框架
新闻通用框架可以对比分析不同媒体报道方式的差异，了解媒体对于议题的呈现样式。在本文中，根据事实框架、领导力框架、冲突框架、后果框架、问责框架、道德与人情味框架这六类主要新闻框架对样本进行分析。
国内四份报纸主要使用事实框架，用来直接陈述事实，报道内容为客观现实或调查结果，例如现阶段的科技成果、政府政策、事件调查结果等。媒体把既定事实和最后结果告诉受众，可以使受众有直观的了解，但可能会造成受众被动接受的局面。
《纽约时报》的主要新闻框架以事实框架和冲突框架并重。冲突框架着重展现不同利益体言行上的对立、冲突，表现力更强。“转基因”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争议性话题，人们所持的意见必然不尽相同，带有不同的价值倾向，而《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舆论场，将更为原始的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转基因公司与农民之间关于种子专利的冲突、转基因食品是否贴上标签售卖的争论等。冲突框架再现了一种真实的冲突场景，可以让受众看到争议双方的看法和理由，但过多的展现矛盾冲突，可能会使议题争论的核心被忽略（如图5所示）。
图5 媒体报道中的通用框架数量图
媒体微博和组织机构微博更偏向于使用事实框架。媒体微博借助事实框架来发布信息动态，陈述新闻事实;科技传媒机构@果壳网使用事实框架来普及转基因食品的相关知识;意见领袖偏向使用道德人情味框架、冲突框架和后果框架，这三类框架都是包含情感的框架类型，呼吁人们追求知情权，表现冲突和矛盾，预设转基因食品化的后果。“……很多诉诸情感感染和价值表达的信息更能打动人心，影响并改变人们的态度！[4]”以情感为主的内容框架更容易唤起受众的情绪认同，影响受众的所思所想，在广大受众中形成主导的话语权。
五、媒介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
（一）媒介的及时感知可以缓和公众焦虑情绪
由于转基因问题敏感而复杂，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媒体要及时、准确、全面的报道，积极主动地引导舆论。
2014年7月，有记者调查发现，湖北武汉超市中出售的部分大米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新京报》针对此事，首先发表了一篇媒体人的评论（《“转基因稻种失控”是一场食品安全事故》）催促有关部门做出回应;随后连续三天跟进农业部的动态;紧接着登载了一篇科普类文章，揭秘转基因;最后以一篇武汉销毁10多亩转基因水稻作为对事件最后的报道。
《新京报》在事件最开始就发挥了其舆论监督的作用，发出公众的质疑和建议，督促有关部门正面回应;随后对农业部回应的连续跟进，可以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进展，还原事件真相;面对此时神经敏感的公众，正需要专家解答，于是《新京报》推出了《揭秘转基因》一文。可以看到，《新京报》的报道方针正契合受众心理，能随着受众的关注焦点而转移，这样做可以及时舒缓受众因冲击而造成的紧张心理。
（二）媒介的客观准确可以加强自身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代表着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一般来说，传播者的公信力越高，传播效果也越好，可以获得受众的信赖，也有利于自身的竞争。
媒体公信力由受众判断，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如果媒体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就有可能产生流言，引起社会恐慌，并且信息质量不高，低于受众期待时，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5]。
@顾秀林的微博言辞往往十分激烈，且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描述“转基因”食品问题上用到了“邪恶”、“灭亡”等极端词汇，当发布消息不受限制，舆论影响也变得不易受控制。顾秀林身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并且钻研于农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无论她是支持“转基因”食品还是反对“转基因”食品，如果她可以保持冷静客观、有据有理地分析事件，基于她的身份及社会地位定会树立令人信服的形象。而@果壳网则从自身优势出发，普及相关知识，驳斥谣言，树立了较高的公信力。
（三）媒介搭建沟通桥梁有利于化解风险
由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政府监管不力、信息不透明，某些专家的“语出惊人”和媒体报道虚假新闻等现象，造成了公众对于政府、专家和媒体的不信任感上升，出现了一定的防御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一味的“灌输”，势必会产生传播悖论。
舆论引导的过程中，要理解和尊重公众的情绪和意见，重视公民的话语权。转基因食品，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它的探讨，不应该止于“两派人”是与非的争论，也不能仅限于政府给公众的“定心丸”，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公众、专家、政府三者相互动的风险交流机制，以一种对话而不是劝服的方式达成共识。
媒介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平台，倾听每一个利益方的诉求，“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可以相互理解，而不是相谩骂，公众的疑虑可以得到关注和解答，专家学者的参与可以让探讨更科学，公权力也会得到更多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朱星，宋敏.像药品一样监管转基因食品[N].新京报，2014-12-9.
[3] 徐淑芳.《纽约时报》转基因报道研究[D].湖南大学，2012.
[4] 苗伟山，贾鹤鹏.社交媒体中转基因食品的媒介框架研究——基于美国YouTube视频网站的案例分析[J].科普研究，2014（5）.
[5] 陆高峰.大众媒体公信力的多维视野 ——影响媒体公信力的因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5.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