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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忠实”标准一直是传统译论的核心。它既是译者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又是翻译评论者检验译文质量、评论译文优劣的尺度。然而，随着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发展，“忠实”这个传统译论中无可厚非的标准却引来了争论、遭到了质疑，真可谓见仁见智。本文从三个方面解构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并建议以辨证的观点理解，即“忠实”有程度之分，绝对“忠实”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完全抛弃“忠实”也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解构 传统译论“忠实”
无论在东方翻译界还是西方翻译界，“忠实”标准一直是传统译论的基石。在此标准的影响下，有学者认为，翻译应该是对原文的复制，“要把原作的内容确切完整地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减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1]。也有学者认为，“忠实”可以将负载于原文语言形式上的种种文学和文化信息尽可能地保留下来，使我们既可领略异域民族特有的文化韵味，也可领略异域作家的个人风采。如果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那么，忠实就是译者的天职[2]。然而，随着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处于传统译论中心的“忠实”标准开始遭到质疑。以解构主义学派为例，他们否定作者至上，否定原文具有确定的意义，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认为“译文永远不会非常‘忠实’，总是多少有些‘自由’”[3]。在此，笔者不想评价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只想建议以辨证的观点理解“忠实”：就翻译而言，“忠实”是翻译标准的组成部分之一，离开“忠实”就无翻译可言。但“忠实”有程度的区别，绝对“忠实”在翻译中完全做不到，但完全抛弃“忠实”只会否定翻译本身。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证翻译中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
一、 原文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
“形而上学”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传统，指的是人们在对世界、存在、物质、意识等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假定语言从属于它以外的某种不变的存在，如观念本质、生命本原、终极目的、真理、先验性、上帝、人等等，即预设了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范畴，它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极力量[4]。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一些思想与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也设置了诸如道、仁、法、名、阴阳等概念名称。在这些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求信”的严复，还是倡导“神似”的傅雷，抑或是描绘“化境”的钱钟书，在他们的翻译标准背后，却潜伏着以“在场的形而上学”为背景的意义观。因而，在传统译论中，大多数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相信原文意义的永恒在场，认为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要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确定不变的。既然如此，忠实地“再现”原作便成了译者的任务。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因诸多因素译者很难原原本本地复写出作者的原意和神韵。所以，“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个谚语在西方流传已久了。
随着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解构主义学派对原文意义的永恒在场（即确定性）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作者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过程，一个用语言符号翻译自己思想的过程，而这一翻译或意旨生成的过程未必就是准确的。本雅明认为，“意义总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之中，只有在各种意图的和谐之中，它才会以纯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5]。可见，通过文字这种痕迹去准确地找回作者所翻译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符号背后的时空延异是对任何所谓权威性阐释的否定。本雅明说，“在翻译个别词语时，忠实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复制它们在原文中的意义的”[5]。当然，应该承认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助于翻译理论界打破传统的僵化意识，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思考；但该理论夸大了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切勿盲目追随。
因此，在原文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以辨证的观点来对之：既不能认为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要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确定不变的，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与原作具体传达出来的意义总是有差别的；也不能认为原文的意义是捉摸不定的，要想理解作品的意义，只能从作品本身找答案，而想找到作者创作之时的意图只能是徒劳的，因为若这样，译作便成了无源之水，译作评论就成了无本可依。所以，翻译时百分之百忠实地“再现”原作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抛弃“忠实”标准。
二、 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差异
在传统译论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从属于内容，语言是透明的，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简单地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并使之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但其不足是，它把翻译当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来研究，从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出发，归纳出一些诸如句型转换、语态转换、增词、减词之类的转换规则，幻想这些能够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一些“傻瓜”规则，使那些即使没有多少经验的译者也能根据这些规则进行翻译。所以，传统译论将翻译活动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找到传达相同信息的“对等”机制。因而，翻译时译者在“等值”标准的支配下，一味地追求忠实于原文，结果却使译文读者理解出现偏差，甚至难于理解。可见，完全“忠实”是难于实现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讲，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转换。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确定以及译本的最后形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任何语言都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痕迹，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传统习惯，而且还透视着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所以，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又必须了解语言[6]。当然，人类文化具有渗透性、兼容性，因而文化具有可译性，但人类文化也具有民族性，即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母体”，都带有民族色彩及民族烙印。因此，在语际转换中，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的限度是绝对的。囿于此，忠实地“再现”原文是异常困难的。譬如，若将“泰山北斗”译为“Mount Tai and the North Star”，貌似“忠实”，却没有将“泰山北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表现出来。“泰山北斗”是汉民族地域化符号（即反映操某一语言的民族或群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与特征、山川、市镇称号等文化内涵的词语），被当作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而英语的对应词只承载语义信息，不承载这一文化信息。因而，外研社出版的《汉英词典》（修订版缩印本）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将之译为“Mount Tai and the North Star (a respectful epithet for a person of distinction)”。又如，“天高云淡”寥寥四字，貌若平常，但在汉语这一特定语言环境中却能使人产生“海阔天空、壮志满怀”或“秋高气爽”等等联想。若将其英译为：The sky is high, and the clouds are thin.英语读者恐怕就无法产生相似的联想。可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如果使译文读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所以，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我国文学翻译大师郭沫若曾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7]因此，“忠实”仅仅是翻译标准之一，必要时译者还需要“创造”。这也许就是许钧先生所说的“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8]。
三、 从译者的角度
翻译活动象一张无形的网，始终维系着原作者、原作、译者、译本以及译本读者。对于原作者和译本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译论从静止的文本比较出发，认为译者的作用就是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因而，忠实地“再现”原文成了译者的最高任务，否则，便被冠以“背叛者”的罪名。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并非一个“木偶”，也并非总是价值中立，他往往会从一个特定的文化立场出发进行翻译。
首先，对于原作来说，译者是一个读者。作为读者，译者必定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原作？说到理解，它绝不是完全被动的，相反，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读者反应”理论学者认为：读者+文本=意义，即对任何一部作品的阐释都来自于文本和读者的合作，而决非文本本身[9]。只有当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过程中时，作品才会产生意义。另外，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本人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艺术鉴赏力、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对作品中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持有爱、憎、同情、厌恶等心理。因而，从理解的角度来说，译者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
其次，对于译本来说，译者是一个创造者。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译者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而在翻译中，翻译观就是译者一切行为的准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中，林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翻译了180多部西方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上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林纾的翻译算不上真正的翻译，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實在不是翻译的正法。但林纾的这些“创造性叛逆”活动正是受到他的翻译观（翻译只是一种将西方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风俗等展现出来的工具。）的影响。因而，从表达的角度来说，译者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
另外，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譬如晚清时期的翻译。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便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译者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因为小说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小说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如林纾将英国哈葛德（Sir Rider Haggard）的小说Montezuma’s Daughter（《蒙特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将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就是为了顺应当时晚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主导思想。可见，译者并非如镜子一样，忠实地将原文一丝不走样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即使译者希望做一个忠实的奴仆、隐形人，译者的能力、主体特征、文化立场、偏见等等都会使他在译文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总而言之，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这是国内外译者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像传统译论那样仅仅从语言层面衡量“忠实”是很不全面的。同样，不能做到完全“忠实”就完全否定“忠实”的观点也是片面的。所以，笔者建议以辨证的观点来理解翻译的“忠实”标准。在翻译的技术层面上，翻译能够忠实，也应该忠实，忠实是目的，也是最高原则。但在翻译的文化层面上，翻译不可能忠实，也不应该忠实，忠实是翻译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永远只是一种理想。因此，翻译的“忠实”是指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可见，“忠实”是有程度的区别，绝对“忠实”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神话，但完全抛弃“忠实”只会否定翻译本身。所以，朱光潜先生在《论翻译》一文中说，“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10]
参考文献：
［1］ 陈秀.论译者的介入［J］.中国翻译，2002（1）：19-22.
［2］ 宋学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0（6）：49-53.
［3］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9.
［4］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
［5］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3-9.
［6］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21.
［7］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4.
［8］许钧.我和翻译［A］.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41-42.
［9］马风华.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江苏大学学报，2003（3）106-109.
［10］刘萍萍.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3）：86-88.
关键词：解构 传统译论“忠实”
无论在东方翻译界还是西方翻译界，“忠实”标准一直是传统译论的基石。在此标准的影响下，有学者认为，翻译应该是对原文的复制，“要把原作的内容确切完整地表达出来，无改变或歪曲的现象，无增添或删减的现象，无遗漏或阉割的现象”[1]。也有学者认为，“忠实”可以将负载于原文语言形式上的种种文学和文化信息尽可能地保留下来，使我们既可领略异域民族特有的文化韵味，也可领略异域作家的个人风采。如果说，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那么，忠实就是译者的天职[2]。然而，随着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处于传统译论中心的“忠实”标准开始遭到质疑。以解构主义学派为例，他们否定作者至上，否定原文具有确定的意义，宣称译者是创造主体，认为“译文永远不会非常‘忠实’，总是多少有些‘自由’”[3]。在此，笔者不想评价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只想建议以辨证的观点理解“忠实”：就翻译而言，“忠实”是翻译标准的组成部分之一，离开“忠实”就无翻译可言。但“忠实”有程度的区别，绝对“忠实”在翻译中完全做不到，但完全抛弃“忠实”只会否定翻译本身。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证翻译中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
一、 原文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
“形而上学”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传统，指的是人们在对世界、存在、物质、意识等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假定语言从属于它以外的某种不变的存在，如观念本质、生命本原、终极目的、真理、先验性、上帝、人等等，即预设了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范畴，它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极力量[4]。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一些思想与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也设置了诸如道、仁、法、名、阴阳等概念名称。在这些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求信”的严复，还是倡导“神似”的傅雷，抑或是描绘“化境”的钱钟书，在他们的翻译标准背后，却潜伏着以“在场的形而上学”为背景的意义观。因而，在传统译论中，大多数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相信原文意义的永恒在场，认为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要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确定不变的。既然如此，忠实地“再现”原作便成了译者的任务。然而，在实际的翻译中，因诸多因素译者很难原原本本地复写出作者的原意和神韵。所以，“翻译者即叛逆者”这个谚语在西方流传已久了。
随着国内外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解构主义学派对原文意义的永恒在场（即确定性）提出了挑战。在他们看来，作者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过程，一个用语言符号翻译自己思想的过程，而这一翻译或意旨生成的过程未必就是准确的。本雅明认为，“意义总是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之中，只有在各种意图的和谐之中，它才会以纯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5]。可见，通过文字这种痕迹去准确地找回作者所翻译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符号背后的时空延异是对任何所谓权威性阐释的否定。本雅明说，“在翻译个别词语时，忠实几乎是永远不可能复制它们在原文中的意义的”[5]。当然，应该承认解构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挑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助于翻译理论界打破传统的僵化意识，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进行一次彻底的思考；但该理论夸大了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切勿盲目追随。
因此，在原文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以辨证的观点来对之：既不能认为原作者的意图或文本要传达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确定不变的，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作者所要传达的意图与原作具体传达出来的意义总是有差别的；也不能认为原文的意义是捉摸不定的，要想理解作品的意义，只能从作品本身找答案，而想找到作者创作之时的意图只能是徒劳的，因为若这样，译作便成了无源之水，译作评论就成了无本可依。所以，翻译时百分之百忠实地“再现”原作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抛弃“忠实”标准。
二、 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差异
在传统译论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从属于内容，语言是透明的，在一种语言中表达的内容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出来。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简单地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语言学的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并使之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但其不足是，它把翻译当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来研究，从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出发，归纳出一些诸如句型转换、语态转换、增词、减词之类的转换规则，幻想这些能够对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一些“傻瓜”规则，使那些即使没有多少经验的译者也能根据这些规则进行翻译。所以，传统译论将翻译活动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找到传达相同信息的“对等”机制。因而，翻译时译者在“等值”标准的支配下，一味地追求忠实于原文，结果却使译文读者理解出现偏差，甚至难于理解。可见，完全“忠实”是难于实现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本质上讲，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转换。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确定以及译本的最后形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任何语言都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痕迹，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传统习惯，而且还透视着该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所以，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又必须了解语言[6]。当然，人类文化具有渗透性、兼容性，因而文化具有可译性，但人类文化也具有民族性，即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母体”，都带有民族色彩及民族烙印。因此，在语际转换中，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的限度是绝对的。囿于此，忠实地“再现”原文是异常困难的。譬如，若将“泰山北斗”译为“Mount Tai and the North Star”，貌似“忠实”，却没有将“泰山北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表现出来。“泰山北斗”是汉民族地域化符号（即反映操某一语言的民族或群落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气候条件与特征、山川、市镇称号等文化内涵的词语），被当作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而英语的对应词只承载语义信息，不承载这一文化信息。因而，外研社出版的《汉英词典》（修订版缩印本）采用直译加注的方法将之译为“Mount Tai and the North Star (a respectful epithet for a person of distinction)”。又如，“天高云淡”寥寥四字，貌若平常，但在汉语这一特定语言环境中却能使人产生“海阔天空、壮志满怀”或“秋高气爽”等等联想。若将其英译为：The sky is high, and the clouds are thin.英语读者恐怕就无法产生相似的联想。可见，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如果使译文读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所以，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我国文学翻译大师郭沫若曾说过，“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7]因此，“忠实”仅仅是翻译标准之一，必要时译者还需要“创造”。这也许就是许钧先生所说的“相似处犹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的翻译辩证法吧[8]。
三、 从译者的角度
翻译活动象一张无形的网，始终维系着原作者、原作、译者、译本以及译本读者。对于原作者和译本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译论从静止的文本比较出发，认为译者的作用就是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因而，忠实地“再现”原文成了译者的最高任务，否则，便被冠以“背叛者”的罪名。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并非一个“木偶”，也并非总是价值中立，他往往会从一个特定的文化立场出发进行翻译。
首先，对于原作来说，译者是一个读者。作为读者，译者必定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原作？说到理解，它绝不是完全被动的，相反，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读者反应”理论学者认为：读者+文本=意义，即对任何一部作品的阐释都来自于文本和读者的合作，而决非文本本身[9]。只有当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过程中时，作品才会产生意义。另外，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本人价值评判标准、文化修养、生活阅历、艺术鉴赏力、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对作品中所叙述的故事和人物持有爱、憎、同情、厌恶等心理。因而，从理解的角度来说，译者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
其次，对于译本来说，译者是一个创造者。在长期的翻译工作中，译者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而在翻译中，翻译观就是译者一切行为的准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中，林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翻译了180多部西方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上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林纾的翻译算不上真正的翻译，因为他总是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补、删节，實在不是翻译的正法。但林纾的这些“创造性叛逆”活动正是受到他的翻译观（翻译只是一种将西方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文化、风俗等展现出来的工具。）的影响。因而，从表达的角度来说，译者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
另外，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要打上译者的时代及译语文化的烙印。譬如晚清时期的翻译。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识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便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教育民众的工具。译者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因为小说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小说具有“怨世、诋世、醒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作，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及文化趋势。如林纾将英国哈葛德（Sir Rider Haggard）的小说Montezuma’s Daughter（《蒙特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将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就是为了顺应当时晚清标榜的以孝治天下的主导思想。可见，译者并非如镜子一样，忠实地将原文一丝不走样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即使译者希望做一个忠实的奴仆、隐形人，译者的能力、主体特征、文化立场、偏见等等都会使他在译文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总而言之，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这是国内外译者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像传统译论那样仅仅从语言层面衡量“忠实”是很不全面的。同样，不能做到完全“忠实”就完全否定“忠实”的观点也是片面的。所以，笔者建议以辨证的观点来理解翻译的“忠实”标准。在翻译的技术层面上，翻译能够忠实，也应该忠实，忠实是目的，也是最高原则。但在翻译的文化层面上，翻译不可能忠实，也不应该忠实，忠实是翻译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永远只是一种理想。因此，翻译的“忠实”是指译文应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可见，“忠实”是有程度的区别，绝对“忠实”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神话，但完全抛弃“忠实”只会否定翻译本身。所以，朱光潜先生在《论翻译》一文中说，“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10]
参考文献：
［1］ 陈秀.论译者的介入［J］.中国翻译，2002（1）：19-22.
［2］ 宋学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0（6）：49-53.
［3］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9.
［4］ 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8.
［5］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3-9.
［6］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21.
［7］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34.
［8］许钧.我和翻译［A］.戴立泉，杨怀宇.江苏学人随笔［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41-42.
［9］马风华.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江苏大学学报，2003（3）106-109.
［10］刘萍萍.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3）：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