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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不能躺在荣誉上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官。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要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所以，1987年4月我离開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的。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个时候，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干劲，结果，第一天训练，就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干不了也得干，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八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
不能躺在荣誉上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官。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要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所以，1987年4月我离開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的。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个时候，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干劲，结果，第一天训练，就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干不了也得干，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八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