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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在红军时期，有这么两位人物，因他们都姓罗，又相继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纵队和红四军政委，且关系密切、亲如兄弟，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罗”“小罗”；长征到达陕北，他们同期进入著名的“抗大”学习，—起当过“原始天尊的弟子”。在长达34年的革命友谊中，他们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亲如兄弟般的砥砺共进。这种深厚的战友情与他们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红色军史上：开国元帅罗荣桓与开国大将罗瑞卿！
两人缘聚红四军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农历10月27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他从小就酷爱学习，倾向进步。从长沙协均中学、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他一直是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7年5月，在革命低潮时期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罗荣桓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8月，罗荣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担任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当月底，为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离开通城向江西修水转移，编入没有来得及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1927年9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卢德铭指挥警卫团在修水率先举行了秋收起义。罗荣桓时任特务连党代表，随警卫团参加了起义，开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成长。9月底，由于优势敌人的反扑，所有起义部队被迫向井冈山转战。三湾改编后，罗荣恒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7个红军连队党代表之一。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罗荣桓相继担任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第三纵队（原红三十一团）九支队党代表，随后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转战闽西，是红四军中出名的政治工作干部。
和罗荣桓一样，罗瑞卿也是从爱国学生成长为红军指战员的。1906年5月31日（农历4月9日），罗瑞卿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村，少时就积极求学，立志报国。从南充县立中学到黄埔星校武汉分校，罗瑞卿一直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为反帝爱国运动摇旗呐喊。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他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在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演讲后，“追随毛泽东干革命”成为他的人生目标。
1927年夏天，在武汉寻找党组织关系的罗瑞卿几乎病殁。8月中旬至9月下旬，他因患伤寒病而进入仁济医院治疗。由于交不出住院费，他被院方拉到四川会馆一间破旧的空屋内，“躺以待毙”。幸遇一好心人相救，方得以绝处逢生。之后，他赴常德，到澧州，经长沙，奔武昌，下南京，漂上海，四处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10月，经过一年大海捞针，他终于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头，转为中共党员。虽身在十里洋场，但他始终心系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到红四军中工作。
1929年3月，罗瑞卿受中央军委派遣，奔赴闽西上杭县蛟洋游击队担任教官。5月底，以蛟洋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五十九团，罗瑞卿担任参谋长。6月10同，红五十九团被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旋代理参谋长）。他终于实现了到红四军工作、见到毛泽东的夙愿。可是，罗瑞卿还没有来得及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毛泽东就离开了红四军。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城召开，罗荣桓（时在三纵队）、罗瑞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两人不在一个纵队，所以彼此印象不深。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许多人把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错误地看作是“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从实践中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所以在会上发言大力支持毛泽东。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毕竟只占少数，会议最终改选陈毅为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对于红四军内的激烈争论，刚刚成为红四军一员仅仅12天的罗瑞卿，自然不好轻易表态，但罗荣桓的发言却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也因此牢牢记住了“罗荣桓”这个名字。
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罗荣桓、罗瑞卿等心情落寞，为红四军的前途命运担忧。这时，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陈毅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内争论论况；第一、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这是毛泽东所反对的。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红四军出击部队出师不利，不得已回师闽西。实践证明，毛泽东确有先见之明，红四军离不开他。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县城，遂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山。在当时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根据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拟的党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28口，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担任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正式委员。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回师江西，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断后。为加强第二纵队建设，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将帅，开始首次共事。第二纵队的老底子是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一直以来，部队里存在浓厚的旧军队思想作风，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单纯军事路线”影响很大。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面对上述不良倾向，罗荣桓、罗瑞卿一到职，就督促各连队党支部逐条对照“古田会议决议”，检查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上述问题。检查结束后，他们又要求各支部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士兵群众讨论。这样，就从上到下营造了反不良倾向的氛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部队中开展起来了。在政治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罗瑞卿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就经常向他介绍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罗瑞卿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经过罗荣桓和罗瑞卿几个月的努力，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 肃反问题上心有灵犀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形成互补：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32年3月，罗荣桓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他又推荐罗瑞卿接任红四军政委。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1930年11月，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战术的红军，主动撤退到江西宜黄。这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1927年彻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无形解散），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一天，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来到红四军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团’！”罗荣桓也为肃反一事苦恼，罗瑞卿的话让他平添愁绪。
面对老上级、好战友，罗瑞卿有话就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枉冤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萧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100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当时，上级有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无须向军党委请示报告。有一次，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遂驰奔军部向罗荣桓请示。
“萧克同志反映的情况，我们师也有！现在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直抒胸臆。“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说，“你们师的肃反，就按你说的‘尽量少杀人’，不能出现冤案。审查错了的，必须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有了罗荣桓这番话，罗瑞卿心里有了底，他和红十一师政抬部主任张际春严格审查，把一些已经被关押起来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来。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四军部队中流传开来。
1930年12月，罗荣恒、罗瑞卿一起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5月16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打响，罗瑞卿当天率部在观青崖（位处富田和东固之间）设伏时不幸中弹，头部、左颊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急救。消息传来，罗荣桓痛惜不已。至31日，他和林彪指挥红四军从江西富田打到福建建宁，横扫350多公里，与兄弟部队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斗结束，他托人把许多战利品捎给罗瑞卿。
邢大军据《党史纵览》夏明星/文 整理
在红军时期，有这么两位人物，因他们都姓罗，又相继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纵队和红四军政委，且关系密切、亲如兄弟，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大罗”“小罗”；长征到达陕北，他们同期进入著名的“抗大”学习，—起当过“原始天尊的弟子”。在长达34年的革命友谊中，他们既有革命战友间的生死与共，又有亲如兄弟般的砥砺共进。这种深厚的战友情与他们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红色军史上：开国元帅罗荣桓与开国大将罗瑞卿！
两人缘聚红四军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农历10月27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他从小就酷爱学习，倾向进步。从长沙协均中学、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他一直是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7年5月，在革命低潮时期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罗荣桓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8月，罗荣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担任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当月底，为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离开通城向江西修水转移，编入没有来得及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
1927年9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卢德铭指挥警卫团在修水率先举行了秋收起义。罗荣桓时任特务连党代表，随警卫团参加了起义，开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战斗、成长。9月底，由于优势敌人的反扑，所有起义部队被迫向井冈山转战。三湾改编后，罗荣恒成为我军历史上最早的7个红军连队党代表之一。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罗荣桓相继担任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第三纵队（原红三十一团）九支队党代表，随后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转战闽西，是红四军中出名的政治工作干部。
和罗荣桓一样，罗瑞卿也是从爱国学生成长为红军指战员的。1906年5月31日（农历4月9日），罗瑞卿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村，少时就积极求学，立志报国。从南充县立中学到黄埔星校武汉分校，罗瑞卿一直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为反帝爱国运动摇旗呐喊。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他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在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演讲后，“追随毛泽东干革命”成为他的人生目标。
1927年夏天，在武汉寻找党组织关系的罗瑞卿几乎病殁。8月中旬至9月下旬，他因患伤寒病而进入仁济医院治疗。由于交不出住院费，他被院方拉到四川会馆一间破旧的空屋内，“躺以待毙”。幸遇一好心人相救，方得以绝处逢生。之后，他赴常德，到澧州，经长沙，奔武昌，下南京，漂上海，四处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28年10月，经过一年大海捞针，他终于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了头，转为中共党员。虽身在十里洋场，但他始终心系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多次向党组织申请到红四军中工作。
1929年3月，罗瑞卿受中央军委派遣，奔赴闽西上杭县蛟洋游击队担任教官。5月底，以蛟洋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五十九团，罗瑞卿担任参谋长。6月10同，红五十九团被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罗瑞卿任参谋处主任（旋代理参谋长）。他终于实现了到红四军工作、见到毛泽东的夙愿。可是，罗瑞卿还没有来得及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毛泽东就离开了红四军。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闽西龙岩城召开，罗荣桓（时在三纵队）、罗瑞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两人不在一个纵队，所以彼此印象不深。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许多人把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错误地看作是“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从实践中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所以在会上发言大力支持毛泽东。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毕竟只占少数，会议最终改选陈毅为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对于红四军内的激烈争论，刚刚成为红四军一员仅仅12天的罗瑞卿，自然不好轻易表态，但罗荣桓的发言却说出了他的心声，他也因此牢牢记住了“罗荣桓”这个名字。
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罗荣桓、罗瑞卿等心情落寞，为红四军的前途命运担忧。这时，蒋介石发动对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陈毅奔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内争论论况；第一、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这是毛泽东所反对的。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红四军出击部队出师不利，不得已回师闽西。实践证明，毛泽东确有先见之明，红四军离不开他。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县城，遂在城内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强烈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这时，罗瑞卿刚刚调任第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也认为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发言支持毛泽东出山。在当时许多同志的反对声中，罗荣桓、罗瑞卿的声音弥足珍贵。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根据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拟的党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28口，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担任书记。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正式委员。1930年1月，为发展壮大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回师江西，毛泽东指挥第二纵队断后。为加强第二纵队建设，毛泽东根据政治建军原则，改组了这个纵队的领导机构，起用了“两位姓罗的党代表”：罗荣桓任政委，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人民军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将帅，开始首次共事。第二纵队的老底子是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它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一直以来，部队里存在浓厚的旧军队思想作风，有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红军党代表制度的重要性，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单纯军事路线”影响很大。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的现象普遍存在，枪毙逃兵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人看到士兵赌钱，不仅不制止，反而要赢了钱的请客。面对上述不良倾向，罗荣桓、罗瑞卿一到职，就督促各连队党支部逐条对照“古田会议决议”，检查本部队和本支部存在的上述问题。检查结束后，他们又要求各支部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党员公布，发动士兵群众讨论。这样，就从上到下营造了反不良倾向的氛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部队中开展起来了。在政治工作中，罗荣桓和罗瑞卿密切配合，罗瑞卿没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罗荣桓就经常向他介绍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情况。罗瑞卿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就不断听到罗（荣桓）宣传主席领导正确的故事，如秋收暴动、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如何艰苦，天天红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队忍耐坚持……虽然这些宣传，还是带着单纯的朴素的性质，但他是满腔热情的……对我们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经过罗荣桓和罗瑞卿几个月的努力，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赞扬。 肃反问题上心有灵犀
罗荣桓和罗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点，形成互补：罗荣桓沉静、稳重，罗瑞卿爽朗、干脆，两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32年3月，罗荣桓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他又推荐罗瑞卿接任红四军政委。因为他俩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同志们为了区别起见，便干脆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1930年11月，为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战术的红军，主动撤退到江西宜黄。这时，各军都开展了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1927年彻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反共秘密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排斥在国民党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此组织即无形解散），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一天，时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来到红四军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团’！”罗荣桓也为肃反一事苦恼，罗瑞卿的话让他平添愁绪。
面对老上级、好战友，罗瑞卿有话就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枉冤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萧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100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当时，上级有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无须向军党委请示报告。有一次，红十二师准备杀几十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遂驰奔军部向罗荣桓请示。
“萧克同志反映的情况，我们师也有！现在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直抒胸臆。“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说，“你们师的肃反，就按你说的‘尽量少杀人’，不能出现冤案。审查错了的，必须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有了罗荣桓这番话，罗瑞卿心里有了底，他和红十一师政抬部主任张际春严格审查，把一些已经被关押起来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来。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四军部队中流传开来。
1930年12月，罗荣恒、罗瑞卿一起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5月16日，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打响，罗瑞卿当天率部在观青崖（位处富田和东固之间）设伏时不幸中弹，头部、左颊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急救。消息传来，罗荣桓痛惜不已。至31日，他和林彪指挥红四军从江西富田打到福建建宁，横扫350多公里，与兄弟部队在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斗结束，他托人把许多战利品捎给罗瑞卿。
邢大军据《党史纵览》夏明星/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