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些西方知名媒体连续拿出黄金版面，以“中国的世纪”即将或已然来临为主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浓墨重彩，惊叹褒奖有加。西方舆论的这一轮中国报道热潮，与言犹在耳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一道，构成一种颇具观赏性的风景。
　　这些报道用飞扬的文字和炫目的照片，向不知情的读者们展示了中国欣欣向荣的社会现实和气势磅礴的经济规模，把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大亨、为美国市场缝织衣服的打工妹和“特立独行”的电影人都拿来做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在世界强国中再次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未来属于中国”。
　　有意思的是，与此相对应，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却拿出同等的黄金版面，报道了中国的“落后”。比如，权威的《瞭望东方周刊》指出“中国竞争力名大于实”，称2001年中国人均GDP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超过100年；2000年中国产业结构大致与美国1913年和英国1870年相当；2000年的就业结构，大致与美国1870年相当，比英国的1820年还要低；2001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仪为发达国家的16％－22％。综合年代差为，中国与美国和英国的差距超过100年。就这样，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00年，中国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扩大了793美元，与日本扩大了914美元，与英国扩大了772美元。
　　又比如，《新京报》等以中国“城市高端读者”为对象的市场化媒体，首次报道了“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帝”。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竟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环京津贫困带”已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差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环京津贫困带”的某些发展指标比中国最贫困的“三西地区”还要低。这一报道引起了震惊。繁华与贫困如此泾渭分明地比邻而居，而许多中国人尚不知情。公众舆论超越了城乡差距这一简单判断，从体制及技术、中央与地方关系、整体利益与个体权利等层面，及时而深入地探讨了“环京津贫困帝”的成因及解决路径。
　　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也指出，本世纪20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贤源环境形势和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从资源为禀赋看，中国是总量上的大国，人均上的贫国，“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竞争将更加激烈。目前，中国在出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仍占较高比例，处于国际贸易分工的下端，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
　　他者的毁誉，本不必萦怀。但同是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结论，在报道对象那里却得到了不同的反映，这一事实才最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习惯于用高唱赞歌的手法作“成就报道”的一些中国国内媒体，能够以如此冷静甚至有些严酷的笔调，为中国经济的现实涂抹上一些“阴影”，让人觉出了平衡和真实的可贵。当然，从效果上计，这为“中国的世纪”一类宏大叙事降了温，也为我们这20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一些说法，引进了一个新的向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
　　先哲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作为一个与中国未来密切相关的话题，关于“中国的世纪”的话语，也同样没有理由未经反省就照单全收。它是对中国现实的准确描述吗?它客观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不过是领先者出于潜意识中的焦虑而对追赶者速度的夸大?对这种可能的夸大信以为真，会不会扭曲我们对自己真实处境的认知?在“环京津贫困带”等现象刺目地走米之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回答尤具现实意义。因此，“中国的世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它的一部分流转时光，或已进入了现代乃至后现代，而有一部分，是不是可能还停留在近代甚至中世纪?
　　上世纪80年代，当美国人惊呼“日本威胁论”时，日本却突然陷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90年代，当全世界惊呼“亚太时代的来临”时，亚洲却很快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老子曰：“道者反之动”。循此，“中国的世纪”唱得分外嘹亮的时分，正应是我们用“讲实话”的态度，重新直面国情的最佳契机。
　　然而，这不仅仅是反省了。在“十一五”计划制订之际，从关于“中国的落后”的报道和讨论上面，也可窥见中国的某种缜密的战略考虑。
　　8月19日至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江西、湖北三省考察工作。这是他又一次考察他去得最多的中西部欠发达省区。他提出要准确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再度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中国的忧患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如果说“中国的世纪”已成为了世界经济和政治之重整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落后”也依然是这地球村中的一个现实。相较于“中国的世纪”，“中国的落后”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更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