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有个著名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被许多为官者奉为警语。可依笔者之见，为官一生，还有“三镜”需照：以“调”为镜，察其是否留有实绩德政；以“下”为镜，观其是否正确对待权位；以“退”为镜，识其是否能够保持晚节。
　　以“调”为镜。古人云，“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为官者在一地任职时间有长短，政绩大小，政声好坏，调离之时回头看，便可了然。清乾隆三年，牛运震选授甘肃秦安知县。秦安离州府2000余里，地处偏僻，贫瘠苦寒，士子多视为畏途。牛运震却不以为然，欣然前往。到任时给自己定下为官要“俭、简、检”的“三字经”，杜绝奢侈，不耍官派，与百姓同甘共苦，时刻以“天理”“人情”“良心”为自省标准。在任期间，清积囚、平冤狱、除匪患、清田赋、恳荒地、除苛捐雜税，换来一方清明天地，赢得百姓交口称赞。乾隆九年，牛运震调离秦安，秦安各界人士送行者近万人，许多人跪哭挽留，有的随送三四百里地才回。乾隆二十三年，牛运震因病去世，秦安人家家“各设坛位向东致祭”。古代清官良吏中不少离任时都留下造福于民的政绩，四川的“都江堰”、杭州的“白公堤”、徐州的“苏堤路”、戈壁滩上的“左公柳”，皆因李冰、白居易、苏东坡、左宗棠的德政而名垂青史；当今优秀的人民公仆更有诸多不朽业绩，兰考的泡桐树、东山的木麻黄、晴隆的晴隆羊、大亮山的万亩林场，就是焦裕禄、谷文昌、姜仕坤、杨善洲留下的丰碑。
　　相反，有的做懒官，到一地任职多年，四体不勤，无所建树，面貌依旧；有的当贪官，搜刮民财，肥了自己，瘦了百姓；有的为升官，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毁了环境，遗害后世；有的做太平官，不担事，怕惹事，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这些官被百姓憎恨唾弃，留下千古骂名。
　　以“下”为镜。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心态喜上而惧下，乐进而恐退。所谓“下”，即，职务由“上”而“下”，格局由“大”而“小”，条件由“好”而“差”，待遇由“高”而“低”。能否正确对待“下”，更能考验一个人官品之高下。
　　历史有鉴。苏轼的文学成就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但在仕途上，他却坎坷曲折，屡遭贬谪。但不管“下”到哪里，他依然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密州任上，蝗旱严重，他一到任，就治蝗抗旱，堂堂太守也“自食杞菊”度日；徐州任上，黄河决口，他亲自“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与民工一起奋战，战胜了洪水，保全了全城的生命财产；在黄州，他上书太守要求禁止溺婴恶俗；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不仅解决了水患，一道苏堤至今仍造福大众；在儋州，他为黎民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知识，教当地百姓打井饮水，直到现在，海南的许多地方还有“东坡井”。当今也不缺典范。孔繁森放弃拉萨的优越条件，两次请缨到阿里地区工作；“博士县长”柴生芳选择到最贫穷的甘肃定西扶贫；河北农大教授李保国扎根太行山区35年，带领10万农民摘掉“贫困帽”。他们在“下”的考试中，都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勿需讳言，在我们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上”畴躇满志，“下”心灰意冷；“上”则喜形于色，“下”则怨气满腹。有的人虽然服从组织安排“下”了，但身下心没下，在履职中，只空谈，不实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职几年，当地面貌依旧，这些人终因“考试”不及格，被组织“召回”，被人民群众“退回”。
　　以“退”为镜。有些党员干部在位时还算清廉，却经不起“退”的考验。退休了，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放松了自我约束，思想走了下坡路：有的利用“余威”干政，为自己和亲属谋利；有的违规办企业，做违法生意赚钱；有的沉迷于牌桌、赌场，闹得家庭不和；有的甚至滑向腐败的深渊，败坏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退休不过是人生道路的中转站，而不是思想修炼的休止符。作为党员干部，虽然肩负的担子轻了，但退休仍在党，还应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变，宗旨意识不能丢，清廉品德不能“退”。像“时代先锋”湖南省宜章县退休干部袁贤光退休21年，身患18种病，仍心系群众，关注民生，为癌症患者、为下岗工人、为残疾人募捐而奔走，退休没退共产党人的本色，为退休者树立了光辉典范。
　　人生重晚节，慎始不易，善终亦难，必须修身不止。要经得起“退”的考验，以先贤和当代道德楷模为镜，常照照自己；以党章为“矩”，常约束自己，坚守初心，廉洁自律，多行善事，生命的晚霞才能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