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危机再一次凸显了欧盟的分裂。“中转”国家希腊、意大利、匈牙利等纷纷表现出自身难保的为难态度。尽管欧盟委员会在尽力做最合理的安排，于前不久提出了12万难民安置计划并获得欧洲议会通过，但欧洲理事会是否批准还很难说。今年6月，之前提出4万难民配额计划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发生了对抗，后者认为应采用自愿性的框架。为了避免过于公开暴露这些分歧，欧洲理事会放弃了就此投票的主意，仅原则性“同意”在两年内重新安置4万名避难申请者，未再提接受国的强制义务。这次总共16万的难民配额计划即便能够推行，仅此也不足以使欧洲难民问题获得根本改观。
　　关于外来难民问题，欧盟内部态度分化的背景是什么，它将如何影响一体化？《南风窗》专访了刚刚访欧归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教授。

欧盟内部不同态度的原因

　　怎么把“多一张嘴”变成“多一双手”，东欧国家觉得只有德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些国家就反对分担压力。而且仅仅是难民过境，它们就已经承担很多压力了。

　　《南风窗》：希腊、意大利这些边境第一线的国家承受着很大压力。希腊目前是难民入境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它本身就处在债务困境中，要怎么面对难民问题？
　　王义桅：地中海的很多岛屿，管理起来确实很麻烦。比如说，土耳其跟塞浦路斯隔海相望，而且还占着北塞浦路斯，到了土耳其之后可能游泳就过去了，对难民来说非常方便。原来难民都是靠黎巴嫩、约旦等邻国接纳，现在黎巴嫩接待的难民相当于它总人口的1/4了，已经到了极限。所以难民才开始往北边跑，加上到了夏天，气候比较好，乘船过去便利，才导致了现在比较混乱的状态。
　　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受欧债危机打击比较大的国家，不太愿意花很多钱去治理难民危机。而且它们还有一个抱怨，难民只是过境，根本不在这里生活，它们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德国接收了那么多难民，但是难民里面有劳动力，德国因为生育率下降，需要这些劳动力;北欧也一样，有就业机会，福利比较好，长期以来对非法移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希腊和意大利就希望德国和北欧能承担更多的责任。
　　《南风窗》：东欧的几个国家态度比较强硬，匈牙利、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一开始就拒绝欧盟提出的强制摊派方案，为什么他们的道义压力要小得多？
　　王义桅：东欧国家生活本来就不是太好，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怎么把“多一张嘴”变成“多一双手”，东欧国家觉得只有德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些国家就反对分担压力。而且仅仅是难民过境，它们就已经承担很多压力了。比如说，匈牙利人游行示威反难民，觉得难民来了之后抢他们的工作，因为本国的经济也不是太强，劳动力是剩余的。当时匈牙利加入欧盟后，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一些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欧盟的油水也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债务危机之后，欧盟也没有心思援助他们，工作机会少了，他们本身就在抱怨，就更谈不上分担压力了。
　　另外，近代以来东欧这些国家自由、平等的传统并不是那么深。如果从历史和文化传统上划分的话，欧洲可以分为三大块，喝啤酒的新教国家德国、北欧大部分，是接纳难民的;喝葡萄酒的天主教国家，也就是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拉丁语族;还有喝伏特加的斯拉夫人，包括了东欧和部分南欧国家，难民是从他们的门槛过来的，他们要求喝啤酒的国家多承担责任。从经济发展水平上，也是三大块：第一世界是新教国家;拉丁语族是第二世界，部分还是第三世界;斯拉夫人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同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经济比较差，而卢森堡的人均GDP10多万美元，差别非常大。
　　这3个部分的文化差异和发展差异非常大，而且新教国家对穆斯林的歧视要少一些，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反对天主教歧视的，所以平等的观念要强烈一些。北欧的国家一下子从原始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过漫长的封建时代，对平等有天然的追求。基督教在北欧才600年左右的历史，它本身也没有因十字军东征而产生对穆斯林的偏见。天主教则比较强调等级，封建传统比较强，对于穆斯林是有歧视的，但是也得摆出一些腔调来，他们被看作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多少还有点贵族气息和使命感。斯拉夫人就比较务实了，经济本身就不好，加上跟穆斯林的联系更加千丝万缕，巴尔干里面就有穆斯林国家比如科索沃，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更加务实一些，而且他们确实也没有能力进行难民管理。

欧洲大国的担当

　　《南风窗》：德国在这次难民危机中的表现有点吃力不讨好，它原本是想借此巩固欧洲第一大国的位置吗？而且反对伊斯兰化的右翼民间运动再次壮大，这会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造成什么影响？
　　王义桅：大部分难民的目的地是德国，安置难民也需要钱，而且默克尔本身的价值观是偏右的，这决定了德国要承担更多。从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可以看出来，德国是有一些算计的，以前它是藏着掖着，由法国人跳出来说，现在奥朗德是社会党的，默克尔是基民盟的，本身不是一个党团的，不是一拨人。这非常重要，欧洲议会是按照党团右派、左派、中间派来划阵营的。所以，在理念上法国也没有以前那么发挥作用。欧洲债务危机已经暴露出了德国的一些野心或者说雄心，而它想成为欧洲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一个核心，在这次危机中也显现了出来。
　　这次难民危机导致很多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抬头，这可能比较麻烦。一些极端派、反体制派力量会进一步拿这个说事，给政府施压，进一步煽动民粹主义。欧盟现在也很担心极右翼借此进一步扩大声势，比如法国明年大选，如果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女勒庞上台，就比较麻烦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年在欧洲一直盛行，极端排外的、极右翼的、反体制的运动此起彼伏。现在只是在國内议会和欧洲议会登堂入室，将来可能变成执政党，造成更多的麻烦。 　　《南风窗》：英国首相卡梅伦不赞成难民配额制，但是之前也表态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未来会改变他的移民政策吗？
　　王义桅：英国是不想被此套牢，他之前是迫于压力表示要吸收一点难民，但总体上不会改变他的移民政策。各国的移民政策是经济比较优势的体现，需要什么样的人，能够给这些人提供什么样的工作机会，跟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都是相关联的。从英国的经济来说，它不需要这些难民，这些人去了也找不到什么工作，不可能一直养着他们。愿意接纳的国家一方面是出于道义形象，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有好处。德国以制造业为主，还能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英国是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体，需要的是高技术的人才，所以才一直反对。这也是它闹着要退出欧盟的原因，不希望接纳从欧洲大陆过来的所谓“乱七八糟”的人。

一体化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已经暴露出了德国的一些野心或者说雄心，而它想成为欧洲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一个核心，在这次危机中也显现了出来。

　　《南风窗》：这次危机也显出了欧盟边境政策的弊端，虽然最近欧洲议会通过了摊派方案，但是能不能进入到执行阶段，对欧盟的凝聚力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验？
　　王义桅：按照《都柏林协定》，难民应该在入境欧盟的第一个成员国申请政治庇护，如果难民前往别的国家的话，他们可以被遣返回第一个入境的欧盟国家。那么第一个入境的成员国就会觉得不合理，他们没有能力去做难民庇护。原本这个规定的初衷是希望第一个国家把好关，把不好关的话自己来负责。没有大量难民拥入的时候，问题不大，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欧盟也要重新评审和修改《都柏林协定》。
　　现在欧盟采用的是综合方案，一方面是摊派，另一方面是鼓励。成员国每接收一名转移安置的难民，可获得6000欧元的补助。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欧盟层面也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是先许诺一番。欧盟现在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容克计划”的钱都还没有到位。但是现在它不表示一下也不行，容克在欧洲议会上说了，历史上许多欧洲人也曾经是难民，别人也曾经接纳过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往外赶。欧盟是希望从道义上要求各个成员国以及一些跟难民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不袖手旁观，但是这些国家未必会买账。
　　《南风窗》：欧洲自己是怎么看待这场“危机”的？是不是到了拖垮欧洲的地步？
　　王义桅：我认为实际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很多时候都是政客拿几十万难民说事。历史上，欧洲最多的时候接收过上千万的难民，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造成的难民多的是，今天怎么就接纳不了？实际上他们有能力接待更多。
　　如果要说麻烦和挑战的话，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挑战了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欧洲以近代普世价值发源地为荣，欧洲人也是靠这个认同团结在一起，现在却变得虚伪了，欧洲何以成为欧洲？
　　另外就是挑战了欧洲的一体化政策。比如，管控边界违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原则等等。欧洲各国的政府，既有内部的穆斯林压力，又有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约束，还有欧盟层面上没有完全一体化的边界政策所带来的麻烦。很多问题是因为一体化没有完全到位，申根国家一体化了，但是其他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部分一体化”导致出现了很多空隙;包括欧债危机的发生也是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统一，欧元在18个欧元区国家发行，但是财政政策由各个政府来决定。
　　所以，欧洲面临的是利益、原则和价值观的综合权衡。此外，还涉及更敏感的问题，难民大多是穆斯林，而原来的穆斯林移民已经当地化了，他们会盯着政府：我们的同胞来了，你怎么样对待他们，就是对待我们的一个反映。以前，很多欧盟成员国不管难民还是其他，只要来了就要给平等待遇，欧债危机之后，它们也背不动了，但又不能收回以前的承诺。所以，危机处理还涉及政治正确，也涉及多元社會，考验着欧洲能不能做到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