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英的口头语。精英们提出，技术创新和市场自由化带来的跨境商品、服务、资金和信息流动激增大大提高了全球国家的关联程度，以致于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设立全球机构，制定全球规则和全球协议。
　　这样的说法今天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质疑它就像对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提出质疑。但适用于气候变化或流行疾病等真正全球问题的规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多数经济问题。与我们经常听到的不同，世界经济并不属于全球公域。在经济问题上，全球治理所能带来的好处有限—而且有时还会造成损失。
　　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作是因为地球仅有单一的气候体系。在哪里排放温室气体都没有任何差异。因此国家限制碳排放对国内的好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恰恰相反，明智的经济政策—包括开放—首先是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承担经济政策不善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如此。单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而非国际局势。如果经济开放受民众欢迎，主要因为上述政策符合国家自身利益使然—而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帮助外界。能为全球经济稳定添砖加瓦的开放和其他明智政策并不取决于全球精神，而是取决于自身利益。
　　有时，牺牲其他国家利益才能成就国内经济优势。这就是所谓以邻为壑政策的案例。石油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供应商为哄抬价格而限制国际市场资源供应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国的收益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
　　“最佳关税”背后也存在类似的机制，即大国通过限制进口达到操纵贸易条件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限制或禁止运用上述政策的全球规则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但困扰决策者的绝大多数世界贸易和金融问题并不属于此类。这方面的例子有欧洲农业补贴、对转基因生物禁令、美国滥用反倾销规则或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风险自担”政策。由此产生的经济代价主要由国内民众承担，即使此类政策可能同时对别国民众产生不利的影响。
　　举例来说，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农业补贴十分低效，高价格高税收或二者兼备导致欧洲农民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政策部署不是为了从其他国家那里占取好处，而是因为分配、管理或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其他矛盾的国内目标主宰了整个经济动机。
　　加剧经济周期和造成金融动荡的糟糕的银行法规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同样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超越一国边界的经济溢出效应可能无法忽视。但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未能尽职尽责地完成监管工作，原因并不是因为别国经济受损而美国经济受益—美国本身就是受害最重的经济体之一。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失策或许是发达民主国家政府未能解决不平等日益扩大的问题。其根源同样来源于国内政治—具体而言，是金融和商业精英控制决策过程以及他们胡编乱造的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限制。
　　可以肯定，全球避税天堂就是以邻为壑政策的例子。但只要他们愿意，美国和欧盟等大国原本有能力采取更多限制避税—和竞相减免企业税的措施。
　　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全球合作的缺失并没有什么关系。今天的问题本质上是国内问题，因此不能通过国际机构制定规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破坏国内政策的那些既得利益能够轻易影响所谓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往往只是保护既得利益全球计划的代名词，也正因如此，它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协调国内经济政策。
　　因此，关于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专注于改善民主制度的国内运作问题，而不预判政策将产生何种对外影响。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民主国家而非全球化的全球治理模式。
　　我认为，应当制定旨在提高国内决策质量的全球规则和程序要求。与透明度、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在国内诉讼中使用科学或经济证据等相关的那些全球纪律，只要不限制最终结果的，都是上述规定的实例。
　　全球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纪律。比方说，世贸组织的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议（SPS协议）明确要求在进口商品涉及健康问题时须出示科学的证据。这种类型的程序性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更好地扩大应用，以改进国内的决策程序。
　　此外我们还可以要求受进口关税不利影响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参与国内诉讼来改进反倾销规则。我们可以借助包含静态和动态效率的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改进补贴规则。
　　只有通过改进民主决策进程，才能解决那些由于国内审议失败所带来的问题。全球治理在此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起作用的前提是它促进国内决策而不是对其加以限制。否则，全球治理目标会体现出一种对技术官僚方案的渴望，而这样的方案只会践踏并削弱公众审议。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经济规则：沉闷科学的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