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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常先生（1915年—1998年）：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他师从钱玄同、沈兼士、商承祚、唐兰等名家，并得到过杨树达、罗常培、王力等文字音韵学家的指导。1938年至1981年，先后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工作。1981年11月，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曾任外国留学生二系系主任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
张清常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1915年7月，他出生于贵州安顺，幼时即随家人到了北京。从小聪颖出众，十五岁就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先后师从语言学大师杨树达、钱玄同、罗常培、王力诸公，在汉语音韵学领域建树颇丰。
歌声回荡西南联大
1937年，张清常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先生给他写信，请他去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给他颁发任教聘书时，他才30岁，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西南联大期间，张清常先生从1940年到1946年间共开13门课，其中7门是为中文系开设（唐宋文、音乐歌词、音乐教学、西方学者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古音研究、训诂学和《广韵》），2门是中文、国文两系学生共选（国语及国音、国语运动史），4门是为师范学院专开的（教育系大二年级国文、国文系的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国文教学实习指导、专修科的文字学概要）。从这些课程的跨度，可见先生知识的广博程度;承担工作量之大，又可见先生的工作投入，认真负责。据曾经在西南联大受教于张清常先生的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回忆：先生上课时旁征博引，语言平易亲切、富有幽默感，非常具有感染力。
张清常先生与西南联大更大的缘分是：流传极广的《西南联大校歌》即由张清常谱曲。《西南联大校歌》诞生于满眼烽烟战火，触目河山沦丧的时代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罗庸先生填《满江红》词，后由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做引词、勉词和凯歌词。张清常从老师朱自清先生那里拿到歌词后，反复吟诵，爱国激情在他胸中澎湃激荡，他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它谱上曲，使之成为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之作。“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词与曲皆激昂壮烈，抒发了全校师生的救国热情和激奋求学的爱国情怀。正如曾任西南联大训导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先生说过的，校歌“极为动听，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底”（姚曼华：《张清常先生和不朽的校歌》）。
张清常先生音乐造诣颇深，音乐也是他除了语言学专业之外一生的业余爱好。早在他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就在当时北平广播电台的音樂常识栏目中讲解音乐知识。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他为浙大校歌谱曲（马一浮作词），还指挥了浙大的合唱队。1940年到联大任教之后，张清常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学校的音乐活动。他为西南联大附中、附小都创作了校歌，先后为5支合唱队担任指挥。西南联大的课余音乐活动，构成了艰难环境中联大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丰富的精神财富熏陶了那一批民族的精英和人才。先生对这段回忆也充满了深情，他说：“我这一生，沧海一粟，平淡无奇。每逢想起我曾经作过西南联大、附中、附小的校歌，指挥演唱，唱出了三校的精神、理想和战斗过程，想起了与此有关的亲人，想起了那时的师友同学和附中、附小的小朋友，有眼泪也有欢乐，歌声曾把我们联系到一起，悠扬回荡，传向四方。”（张清常：《忆西南联大附中》）
“清常厅”与北京语言大学
徜徉在北京语言大学小巧精致的校园里，许多地方似乎还可寻见先生当年散步、思考问题时留下的足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馆曾为先生设有一间研究室，内存先生一些线装书和各种研究用书，先生常常在这里工作、做研究。1997年底先生病重，便让家人搬走图书，归还钥匙，不再使用这间研究室。先生在世时，就把自己珍藏的《前出师表》拓片和《摩崖石刻》朱砂拓片捐赠给了学校;先生去世后，三子张晓华又将父亲的一批藏书捐献出来。先生离开北语的20年间，学校多次有老师提出为张先生塑像，但都被他的家人婉拒。2018年，在学校综合楼二层，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新开辟的会议室中，其中一间即命名为“清常厅”。这是北语人对清常先生永远的怀念。先生一生在不同的院校做了四任系主任，对办学方略、学科建设，尤其是对教学工作的开展和科研方向的把握都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1981年，来到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张清常先生任外国留学生二系系主任。所谓二系者，是对外国学生进行四年制本科教育和长期汉语进修教学的院系。这对于先生在学术研究和治学道路上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虽然先生自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门外汉”，但他很快投入其中，分别与系里每位教师谈话，了解他们的专业、研究兴趣，教学与科研现状以及今后的打算。经过深入了解，先生深知学科建设的不易，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质和特征”，“这项工作不简单，必须苦尽才有甜来”。
先生先后为数种对外汉语教学界著述作序，其中在给《对外汉语教法学》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可是，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先生告诫不要迷信国外某种语言教学法，在今天看来很有超前意识，也和当下提倡的“文化自信”相通。在这同一本书中，先生继续说：“第二语言教学主要是语言的事，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教与学，离不开教者与学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文学、哲学等方面千丝万缕或隐或现的联系。第二语言教学留意到这一点，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忽略了这一点只就语言论语言，专则专矣，在初级阶段这样做未尝不可，进入无限风光的佳境，就难免瞠目结舌了。”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也体现了先生的远见卓识。 张清常先生提携青年后辈不遗余力，17年间在北京语言学院留下许多佳话。赵金铭先生回忆：“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先生总是鼓励我：‘拜读大作，很受启发’。对于文章中的错误也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他还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也许先生是全校记教师人名最多、对全校科研成果最熟悉的一位长者。”北语有一位学习柬埔寨语的青年教师，想对汉语和柬埔寨语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先生十分耐心地予以指導，最终她写出了不错的论文，还在北语第四届科研报告会上获得了一等奖。她回忆说，“先生丰富的学识令我钦羡，然而先生的平易近人更令我动容。每当我遇到困难和烦恼，实在排解不开时就去找先生，在他那儿总是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李艾：《手把手教我写论文—忆恩师张清常先生》）
问学不倦 甘当人梯
张清常先生淡泊名利，心系天下，一生以国家需要为重，以学术和教育事业为重。他辗转任教多所高校，“一生坎坷，席不暇暖”，无论在哪个学校，他都一如既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教学，踏踏实实做学问。1989年，先生经北京语言学院推举，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先生不慕名利，这个称号却寄托着北京语言学院所有师生对他的尊重与肯定。
北京语言学院与他共事过的学者董树人先生回忆：“提起张清常先生，但凡我院的教职员工，总要夸其一二”，评价他“有学问，甘当人梯，奖掖后学，谦虚待人”;王志武先生回忆：“张先生一生刻苦好学，老而弥坚。他每天起床很早，之后便临窗聚精会神地研读书刊文章”，“张先生虽然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家、教授，但为人总是那么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作为张清常先生私淑弟子的赵金铭教授，更是多次撰写长文深情怀念先生，以“缅怀前辈，鞭策自己”。商务印书馆编审郭良夫先生回忆：“张先生很尊重人，对别人的研究也很尊重。”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说：“张先生生活简朴，问学不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评价：“张先生支边十六载，但仍能潜心研究，做出具有大思路的学问，令人钦佩。”
在张清常先生的儿子张晓华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做人、做事都很严谨的人。“父亲忙于工作，对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身教，一种以身作则。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讲究物质享受，生活很简单，一心全在学问和工作上。”张清常支援内蒙古大学建设时，学校为他们一家安排好了住处，晓华还记得，家里客厅原本配备有一套沙发，有一次，哥哥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被父亲发现了，立即让学校把沙发搬走，因为他不想助长孩子们贪图物质享受的优越感。“父亲很忙，所以我四五岁就学会了去食堂打饭，给自己打一份，还要给父亲带一份回来。”在内蒙古冬天严寒的天气里，张清常先生每天早上都会把孩子们喊起来，跟着自己一起做广播体操。他无暇陪伴孩子，但时常会从图书馆借书带回家让孩子们看。父亲爱音乐，特别爱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家里有很多老唱片，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晓华，音乐也成为他一生的兴趣爱好。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张晓华并没有继承父亲衣钵，只上过成人教育的专科，进工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和失落之感，因为张清常先生教育孩子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就好。
问学唯恐不精 做人但求平常
张清常先生年轻时就选定语言学作为自己的学问方向。尽管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培养学生、指导青年教师上，但他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以及语文教学、古典文学、音乐研究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成果。语言学家王均先生这样评价张先生的治学特点：“方面广，很有深度，多学科相结合，多视角观察处理语言现象，从古到今，左右逢源，厚积薄发，不断开拓，自成一家”。沉甸甸的五大本《张清常文集》，展示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
张先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特别深，主要著作有《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言学论文集》（二册）《战国策笺注》等。后期先生痴迷于北京胡同名称的研究，先后出版于1990年和1997年的张先生的名著《“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回答了各胡同名称的起源与变革的原因，受到语言学、地名学、文物学等各界专家学者的欢迎和赞扬。《“胡同”及其他》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二等奖，并成为赠送外国学者的“国礼”。
张清常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做人风范，足以位居“大师”之列，他去世后的1999年1月6日，《中华读书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组发了《1998，永远的怀念》专版，用图片配介绍文字的方式，回顾了中国文化界1998年离开我们的十位大师。张清常先生与钱钟书、吕叔湘等举世皆知的大家一起，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清常先生生前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知和平常的心态，正如他的晚年自述：“我名叫清常，本人微不足道，一位教师而已。年近八十，这一生大概也就是这个模样了吧。清，我做到了清清白白，不怕半夜鬼叫门;生活清贫，但决不懈怠;头脑基本清醒，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字写得不好，但一笔一画让人认得出;事情做得未能尽如人意，但竭力以赴，有个交代，力求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容我尽力而为。常，我只作到平平常常。不反常，不失常。”（《一“名”惊人—取名的艺术》序）
“穷当益坚，老当亦壮;戒骄戒躁，勿怠勿荒”—这是张清常先生的八十岁自勉。读之可体会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这也是我们最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执笔人：咸俞灵）
[责任编辑：于 洋]
张清常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1915年7月，他出生于贵州安顺，幼时即随家人到了北京。从小聪颖出众，十五岁就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先后师从语言学大师杨树达、钱玄同、罗常培、王力诸公，在汉语音韵学领域建树颇丰。
歌声回荡西南联大
1937年，张清常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先生给他写信，请他去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给他颁发任教聘书时，他才30岁，成为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西南联大期间，张清常先生从1940年到1946年间共开13门课，其中7门是为中文系开设（唐宋文、音乐歌词、音乐教学、西方学者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古音研究、训诂学和《广韵》），2门是中文、国文两系学生共选（国语及国音、国语运动史），4门是为师范学院专开的（教育系大二年级国文、国文系的中学国文教材教法、国文教学实习指导、专修科的文字学概要）。从这些课程的跨度，可见先生知识的广博程度;承担工作量之大，又可见先生的工作投入，认真负责。据曾经在西南联大受教于张清常先生的语言学家王均先生回忆：先生上课时旁征博引，语言平易亲切、富有幽默感，非常具有感染力。
张清常先生与西南联大更大的缘分是：流传极广的《西南联大校歌》即由张清常谱曲。《西南联大校歌》诞生于满眼烽烟战火，触目河山沦丧的时代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罗庸先生填《满江红》词，后由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做引词、勉词和凯歌词。张清常从老师朱自清先生那里拿到歌词后，反复吟诵，爱国激情在他胸中澎湃激荡，他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它谱上曲，使之成为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之作。“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词与曲皆激昂壮烈，抒发了全校师生的救国热情和激奋求学的爱国情怀。正如曾任西南联大训导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先生说过的，校歌“极为动听，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底”（姚曼华：《张清常先生和不朽的校歌》）。
张清常先生音乐造诣颇深，音乐也是他除了语言学专业之外一生的业余爱好。早在他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就在当时北平广播电台的音樂常识栏目中讲解音乐知识。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他为浙大校歌谱曲（马一浮作词），还指挥了浙大的合唱队。1940年到联大任教之后，张清常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学校的音乐活动。他为西南联大附中、附小都创作了校歌，先后为5支合唱队担任指挥。西南联大的课余音乐活动，构成了艰难环境中联大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用丰富的精神财富熏陶了那一批民族的精英和人才。先生对这段回忆也充满了深情，他说：“我这一生，沧海一粟，平淡无奇。每逢想起我曾经作过西南联大、附中、附小的校歌，指挥演唱，唱出了三校的精神、理想和战斗过程，想起了与此有关的亲人，想起了那时的师友同学和附中、附小的小朋友，有眼泪也有欢乐，歌声曾把我们联系到一起，悠扬回荡，传向四方。”（张清常：《忆西南联大附中》）
“清常厅”与北京语言大学
徜徉在北京语言大学小巧精致的校园里，许多地方似乎还可寻见先生当年散步、思考问题时留下的足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馆曾为先生设有一间研究室，内存先生一些线装书和各种研究用书，先生常常在这里工作、做研究。1997年底先生病重，便让家人搬走图书，归还钥匙，不再使用这间研究室。先生在世时，就把自己珍藏的《前出师表》拓片和《摩崖石刻》朱砂拓片捐赠给了学校;先生去世后，三子张晓华又将父亲的一批藏书捐献出来。先生离开北语的20年间，学校多次有老师提出为张先生塑像，但都被他的家人婉拒。2018年，在学校综合楼二层，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新开辟的会议室中，其中一间即命名为“清常厅”。这是北语人对清常先生永远的怀念。先生一生在不同的院校做了四任系主任，对办学方略、学科建设，尤其是对教学工作的开展和科研方向的把握都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1981年，来到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张清常先生任外国留学生二系系主任。所谓二系者，是对外国学生进行四年制本科教育和长期汉语进修教学的院系。这对于先生在学术研究和治学道路上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虽然先生自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门外汉”，但他很快投入其中，分别与系里每位教师谈话，了解他们的专业、研究兴趣，教学与科研现状以及今后的打算。经过深入了解，先生深知学科建设的不易，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质和特征”，“这项工作不简单，必须苦尽才有甜来”。
先生先后为数种对外汉语教学界著述作序，其中在给《对外汉语教法学》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可是，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先生告诫不要迷信国外某种语言教学法，在今天看来很有超前意识，也和当下提倡的“文化自信”相通。在这同一本书中，先生继续说：“第二语言教学主要是语言的事，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教与学，离不开教者与学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文学、哲学等方面千丝万缕或隐或现的联系。第二语言教学留意到这一点，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忽略了这一点只就语言论语言，专则专矣，在初级阶段这样做未尝不可，进入无限风光的佳境，就难免瞠目结舌了。”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也体现了先生的远见卓识。 张清常先生提携青年后辈不遗余力，17年间在北京语言学院留下许多佳话。赵金铭先生回忆：“我每发表一篇文章，先生总是鼓励我：‘拜读大作，很受启发’。对于文章中的错误也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他还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也许先生是全校记教师人名最多、对全校科研成果最熟悉的一位长者。”北语有一位学习柬埔寨语的青年教师，想对汉语和柬埔寨语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先生十分耐心地予以指導，最终她写出了不错的论文，还在北语第四届科研报告会上获得了一等奖。她回忆说，“先生丰富的学识令我钦羡，然而先生的平易近人更令我动容。每当我遇到困难和烦恼，实在排解不开时就去找先生，在他那儿总是能找到满意的答案。”（李艾：《手把手教我写论文—忆恩师张清常先生》）
问学不倦 甘当人梯
张清常先生淡泊名利，心系天下，一生以国家需要为重，以学术和教育事业为重。他辗转任教多所高校，“一生坎坷，席不暇暖”，无论在哪个学校，他都一如既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教学，踏踏实实做学问。1989年，先生经北京语言学院推举，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先生不慕名利，这个称号却寄托着北京语言学院所有师生对他的尊重与肯定。
北京语言学院与他共事过的学者董树人先生回忆：“提起张清常先生，但凡我院的教职员工，总要夸其一二”，评价他“有学问，甘当人梯，奖掖后学，谦虚待人”;王志武先生回忆：“张先生一生刻苦好学，老而弥坚。他每天起床很早，之后便临窗聚精会神地研读书刊文章”，“张先生虽然早已是海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家、教授，但为人总是那么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作为张清常先生私淑弟子的赵金铭教授，更是多次撰写长文深情怀念先生，以“缅怀前辈，鞭策自己”。商务印书馆编审郭良夫先生回忆：“张先生很尊重人，对别人的研究也很尊重。”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说：“张先生生活简朴，问学不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评价：“张先生支边十六载，但仍能潜心研究，做出具有大思路的学问，令人钦佩。”
在张清常先生的儿子张晓华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做人、做事都很严谨的人。“父亲忙于工作，对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身教，一种以身作则。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讲究物质享受，生活很简单，一心全在学问和工作上。”张清常支援内蒙古大学建设时，学校为他们一家安排好了住处，晓华还记得，家里客厅原本配备有一套沙发，有一次，哥哥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被父亲发现了，立即让学校把沙发搬走，因为他不想助长孩子们贪图物质享受的优越感。“父亲很忙，所以我四五岁就学会了去食堂打饭，给自己打一份，还要给父亲带一份回来。”在内蒙古冬天严寒的天气里，张清常先生每天早上都会把孩子们喊起来，跟着自己一起做广播体操。他无暇陪伴孩子，但时常会从图书馆借书带回家让孩子们看。父亲爱音乐，特别爱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约翰·施特劳斯，家里有很多老唱片，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晓华，音乐也成为他一生的兴趣爱好。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张晓华并没有继承父亲衣钵，只上过成人教育的专科，进工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和失落之感，因为张清常先生教育孩子们：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就好。
问学唯恐不精 做人但求平常
张清常先生年轻时就选定语言学作为自己的学问方向。尽管他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培养学生、指导青年教师上，但他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以及语文教学、古典文学、音乐研究等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成果。语言学家王均先生这样评价张先生的治学特点：“方面广，很有深度，多学科相结合，多视角观察处理语言现象，从古到今，左右逢源，厚积薄发，不断开拓，自成一家”。沉甸甸的五大本《张清常文集》，展示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
张先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特别深，主要著作有《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言学论文集》（二册）《战国策笺注》等。后期先生痴迷于北京胡同名称的研究，先后出版于1990年和1997年的张先生的名著《“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回答了各胡同名称的起源与变革的原因，受到语言学、地名学、文物学等各界专家学者的欢迎和赞扬。《“胡同”及其他》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二等奖，并成为赠送外国学者的“国礼”。
张清常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做人风范，足以位居“大师”之列，他去世后的1999年1月6日，《中华读书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组发了《1998，永远的怀念》专版，用图片配介绍文字的方式，回顾了中国文化界1998年离开我们的十位大师。张清常先生与钱钟书、吕叔湘等举世皆知的大家一起，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清常先生生前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知和平常的心态，正如他的晚年自述：“我名叫清常，本人微不足道，一位教师而已。年近八十，这一生大概也就是这个模样了吧。清，我做到了清清白白，不怕半夜鬼叫门;生活清贫，但决不懈怠;头脑基本清醒，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字写得不好，但一笔一画让人认得出;事情做得未能尽如人意，但竭力以赴，有个交代，力求清清楚楚;其他的事，容我尽力而为。常，我只作到平平常常。不反常，不失常。”（《一“名”惊人—取名的艺术》序）
“穷当益坚，老当亦壮;戒骄戒躁，勿怠勿荒”—这是张清常先生的八十岁自勉。读之可体会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这也是我们最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执笔人：咸俞灵）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