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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流动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拐点，如果能够顺利升级，那么不仅可以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而且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
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我国改革以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改革之初，农村囤积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其所拥有的土地因农产品品种单一、农业生产率低以及主要农产品价格管制等原因，无法给农民带来好的回报。此时，只要企业提供的报酬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农民就会向企业转移。而由于想转移出来的农民数量庞大，对少数企业的劳动需求来说，几乎形成了无限的劳动供给，这就导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较低。几乎无限的劳动供给同样会影响整个竞争领域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普遍的低工资水平确保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有不菲的利润率，从而促进了这类企业的飞速发展。
可以说，巨大的人口基数生成了几乎无限的劳动供给，即便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扩张，在一定时期内也很难扭转劳动市场上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足以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以及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产业的城镇和城市集聚又会创造出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了分工细致的产业链，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演变过程。假如一个纺织厂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农民就会转移到这个纺织厂。由于纺织厂的劳动强度较大，所以一开始只是青壮年农民转入。极为低廉的农业生产收益约束了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期望，而大量的农民工供给也导致其劳动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无法上升。结果纺织厂获得了较高的边际利润，于是开始扩张。随着转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围绕这家纺织厂的小城镇开始出现，于是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出现，比如餐饮、娱乐、环卫、家政等等，这些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再局限在青壮年农民工，而是各种年龄段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可胜任。于是农村人口进一步转移，劳动供给进一步增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农民向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化三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构成了改革3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农村人口数量决定了劳动供给的几乎无限，这直接导致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受到抑制。当然，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低工资确保了高边际利润，但同时也造成了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无法通过工资收入来实现财富累积。于是，当前述增长路径延伸到一定阶段，拐点就会出现。引发这个拐点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转入的农民工数量虽多，但收入较低，只有微薄的财富，形成不了充足的消费需求，因而使得城镇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总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就直接遏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其次，大量的农民工转入城镇和城市，使得当地农民供给急剧下降，而农业生产的劳动需求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这就提高了当地农民工市场的实际工资水平。最后，城镇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农产品边际利润增加，这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由于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较快，而转入城镇和城市的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缓慢，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在自己家乡能够每月挣1500元，在异地只能挣1800元，显然是在家乡划算。毕竟在异地支出比在家乡大很多，这就意味着在家乡的净收入反而更高了。这种实际收入的变化是直接导致农民工回流的主因，反应在劳动市场上就是城镇和城市企业的用工荒。很明显，如果企业不提高工资水平，这种用工荒就无法改变。而如果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利润就会迅速下降，从而无利可图。于是许多企业试图通过迁移来改变现状，比如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问题是劳动力是流动的，企业可以搬迁，劳动力也可以流动。只要一些企业开出了更高的工资，劳动力就会流向这些企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些企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了技术，提高了生产率，从而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产品的边际利润，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给工人涨工资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那么随着这些企业的增加，比如沿海地區进行的产业升级，就能够重新吸纳劳动力流入，于是原先搬迁的那些企业照样很难生存。这就是我们说的拐点，即劳动力的流动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拐点，如果能够顺利升级，那么不仅可以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而且还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如果依旧迷恋过去的增长路径，试图通过企业搬迁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短期也许可以，但长期企业肯定是输家。劳动力用脚投票，起到了淘汰落后产业的作用，这一点算是劳动市场的意外效果吧。
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我国改革以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改革之初，农村囤积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其所拥有的土地因农产品品种单一、农业生产率低以及主要农产品价格管制等原因，无法给农民带来好的回报。此时，只要企业提供的报酬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农民就会向企业转移。而由于想转移出来的农民数量庞大，对少数企业的劳动需求来说，几乎形成了无限的劳动供给，这就导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较低。几乎无限的劳动供给同样会影响整个竞争领域的劳动者工资水平，普遍的低工资水平确保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有不菲的利润率，从而促进了这类企业的飞速发展。
可以说，巨大的人口基数生成了几乎无限的劳动供给，即便劳动密集型产业迅猛扩张，在一定时期内也很难扭转劳动市场上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足以支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以及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产业的城镇和城市集聚又会创造出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了分工细致的产业链，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演变过程。假如一个纺织厂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农业生产收益，那么农民就会转移到这个纺织厂。由于纺织厂的劳动强度较大，所以一开始只是青壮年农民转入。极为低廉的农业生产收益约束了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期望，而大量的农民工供给也导致其劳动市场均衡工资水平无法上升。结果纺织厂获得了较高的边际利润，于是开始扩张。随着转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围绕这家纺织厂的小城镇开始出现，于是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出现，比如餐饮、娱乐、环卫、家政等等，这些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再局限在青壮年农民工，而是各种年龄段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均可胜任。于是农村人口进一步转移，劳动供给进一步增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农民向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化三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构成了改革3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农村人口数量决定了劳动供给的几乎无限，这直接导致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受到抑制。当然，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兴起的主要原因，因为低工资确保了高边际利润，但同时也造成了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无法通过工资收入来实现财富累积。于是，当前述增长路径延伸到一定阶段，拐点就会出现。引发这个拐点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转入的农民工数量虽多，但收入较低，只有微薄的财富，形成不了充足的消费需求，因而使得城镇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总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就直接遏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其次，大量的农民工转入城镇和城市，使得当地农民供给急剧下降，而农业生产的劳动需求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这就提高了当地农民工市场的实际工资水平。最后，城镇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农产品边际利润增加，这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由于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较快，而转入城镇和城市的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缓慢，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在自己家乡能够每月挣1500元，在异地只能挣1800元，显然是在家乡划算。毕竟在异地支出比在家乡大很多，这就意味着在家乡的净收入反而更高了。这种实际收入的变化是直接导致农民工回流的主因，反应在劳动市场上就是城镇和城市企业的用工荒。很明显，如果企业不提高工资水平，这种用工荒就无法改变。而如果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边际利润就会迅速下降，从而无利可图。于是许多企业试图通过迁移来改变现状，比如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问题是劳动力是流动的，企业可以搬迁，劳动力也可以流动。只要一些企业开出了更高的工资，劳动力就会流向这些企业。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一些企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了技术，提高了生产率，从而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产品的边际利润，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给工人涨工资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那么随着这些企业的增加，比如沿海地區进行的产业升级，就能够重新吸纳劳动力流入，于是原先搬迁的那些企业照样很难生存。这就是我们说的拐点，即劳动力的流动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拐点，如果能够顺利升级，那么不仅可以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而且还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而如果依旧迷恋过去的增长路径，试图通过企业搬迁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短期也许可以，但长期企业肯定是输家。劳动力用脚投票，起到了淘汰落后产业的作用，这一点算是劳动市场的意外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