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就社会文化心理来说,中国在社会心理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轻商意识的终结
　　
　　流通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是否繁荣的标志。
　　现在大家都知道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但历史上,商人和商业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原因是,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盐铁、漕运、丝绸等,几乎都是国家垄断,经商者大都是官,缺乏真正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
　　解放后的商业基本上也还是国家垄断,虽然乡村有集市贸易,但限于小地域内流通,很难做大做强。
　　商业的价值理念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商业追求平等,货币是等价交换物,而不是以官本位去换算。商人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商人依附市场,以赚钱为目的,而强调国家利益的皇权和讲究“经世致用”的文人总觉得和他们格格不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告诫世人“农桑为衣食之本”,认为只有实实在在出产粮食和棉花才算是劳动。为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明朝廷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也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近代早期的欧洲,教会和政府视商人为异己,不加保护,土匪盗贼常常骚扰城市里的商户,甚至发生暴力行为。由于一些妇女参加了经商,她们在经济上日益独立于家庭和丈夫,很多人觉得这威胁到传统的家庭结构,于是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活动:搜巫。这种活动的方法就是假借神灵的意思对妇女施加“魔法”,指控她们是“着了魔法的妖精”,目的是打击那些因为经商而独立的女性。
　　太远了不说,至少五百年来,凡轻商的国家,凡无端打击商人的地方,没有一个不伤筋动骨的,没有一个能够持续繁荣的。
　　西班牙的安达卢西曾是多么发达的地区,阿拉伯人不仅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化,也成就了西班牙最为强大的商业系统,甚至包括农业灌溉网络。后来伊莎贝尔女王打击阿拉伯人,该地区的商业和农业都沦落了,西班牙从此走了下坡路,一个曾经称霸世界的强国变成了二流、三流国家,甚至长时间保留着专制制度。排外文化和封建制度成就了统治者的一时痛快,而国家的兴盛如同春梦一样短暂。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商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重重压力之下艰难生长的,主流社会一直在轻商和重商之间反复。当统治者看重商业为国家提供的丰裕的财政收入时,朝廷有时也不得不顾惜商人的要求,就连科举取士制度也因此有所改进。唐朝有规定,商人被纳入“良人”范畴,只是不能做官。
　　当年有个进士叫陈会,他父亲开了个小酒铺,因为未按时扫街(相当于门前三包之类的规定),陈会的父亲曾被基层官吏鞭笞过,当时全家人都很郁闷。陈会的母亲很明白,她坚持把儿子送出去读书,考不上功名不许回来。后来陈会考中进士,当地节度使看了他的简历,见上面有商人背景,私下里叫人赶快去关了那个小酒铺,还嘱咐千万要把铺子前的酒旗拿掉,别给我们的当今进士丢人。可是陈家老汉并不以商人为耻,就是不让拆,闹得贺喜的人只好在门前转来转去,好不尴尬。
　　欧洲的轻商思潮是被文艺复兴的飓风刮散的,或者说,文艺复兴的飓风起源于商业和手工业。文艺复兴讲究的是人本,神不再是一切,现实享受才是幸福的要旨,天堂尚在其次。于是乎,商业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高歌猛进,成为显业。政府依靠商业获得巨大的财政利益,制定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种种法令,并因此和传统的神权力量发生了冲突,反过来导致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当然,商业的发展也扩大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是推动近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30年来,就社会文化心理来说,中国在社会心理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轻商意识的终结。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还看不起商人,当时离开体制去下海的,都要有相当的勇气。这一轮变化不是商人迁就传统儒家,而是现实修改了立场。这是很大的进步。现在政府普遍重视商业,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自第三产业;官员也好,百姓也罢,没有谁再小看商人,就连农民的生产、生活也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要通过商业找饭吃。另一方面,今日的商人在观念上、行为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彼此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