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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报》：目前影院偷漏瞒报票房的手段主要有哪些？
李东：偷漏瞒报手段种类繁多，起码超过20种。比较多的做法是售票双系统，比如有一种U Key，一插上电脑，就可以自动把票房收入分开，一半纳入总收入，一半由影院扣留。有不少技术机构在帮助影院开发相应软件。还有少量违规影院采取偷逃团体场的方式——整场放映不出票，影院只出给购票单位一张发票。对此，如果水牌上显示的是5场，而播放日志记录的是6场，我们就会认定其整场“偷逃”。一旦发现，就会按整场满座收缴票房，同时处以10倍罚款。
我们的要求是，影院的售票系统一定要和影院播放器的播放服务日志吻合。假如在一个影厅放映了6场，影院2K播放器服务日志显示放了6场，但最后报给我们的数据是13场，就说明有一些根本没人看的场次，有人往里填充了票房。
《综艺报》：近期的几部高票房大片爆出“幽灵场”的消息，经调查是否属实？
李东：我们确实接到了针对《港囧》的举报，不能透露被举报的是哪家机构，但并非光线影业。我们主要针对影片“零点场破千万”“首日破2亿”等前期的高票房现象进行调查。
关于《捉妖记》，我们也跟江志强沟通过。江老板表示，影片票房高收益好，愿意自掏腰包拿出几千万来办公益场，给多年未进影院的观众提供便利。这部分也会计入总票房。
《综艺报》：治理偷漏瞒报主要有哪些手段？
李东：治理总体分为三方面：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二、加强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三、加强人工监管。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大量县级影院，监管难度太大，而且县级影院创造的产值也不会太高。所以我们主要是从技术上来加强管理。
建立完善的全国电影票务系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我们不仅对票务统计数据加强分析，还对影院实时上报的数据加强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同时还对影院售票系统采取数字摘要的方式，监管影院的版本信息。也就是说，可能售票软件商在我们这儿经过监测的版本不一定是他安装到影院的真实版本，而是改动过的版本，我们采用数字摘要技术就能保证影院实际安装的数字版本和备案的版本相同。
我们同时还在推行影票数字二维码识别技术，邀请每一位进场的电影观众通过手机对影片二维码进行扫描上传，观众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收到回复，获知这个二维码是真是假。下一步，我们正在跟电影局协调，建立观众举报的奖励机制，可能奖励现金或者电影周边产品；也会把“观众扫描二维码”作为一种小游戏在全社会推广。
我们会对违规影院加重制裁，并将调查到的内容制作成光盘，寄到被处罚单位。现在我们的治理力度还不够，今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会采取相关手段，施重拳治理偷漏瞒报票房。
《综艺报》：这些违规现象并不是新近才出现，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加大治理力度？
李东：多年来影院偷漏瞒报，年年处理，年年都有。实际上，我们在产业发展和打击偷漏瞒报方面做了相应取舍。
过去政府更加追求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放缓了治理偷漏瞒报的步伐，因为过重打击可能会阻碍产业发展。我们曾经去广西考察，一个1100座的单厅影院，有200多个在职职工。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业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把子女送往影院就业，但随后电影业衰败，大量员工要发工资，偷票房是勉力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
但是，以目前电影市场发展的态势，平均每天都有12家影院开业。毛羽局长说过，“我们同时关闭几百家影院，都不会对市场造成震动。”因此可以说，已经具备治理偷漏瞒报的条件。
《综艺报》：偷漏瞒报现象，是否在中小城市影院发生得较多，大城市相对规范一些？
李东：事实并非如此。北上广深的大影院偷漏瞒报也很厉害。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大影院，2012年报给我们的票房年收入是3100万元票房：2013年，报的是2100万元票房。全国整体增长730%，它却降低了1000万元。投资人派专业审计队伍进驻该影院，仅仅能查到的数据就显示——从影城经理到保洁人员，几十位工作人员总共偷走1000万元票房。2014年初该影院原有员工都被开除，管理团队重组。2014年6月30日，我特别关注了这家影院，半年时间就达到2900万元票房。
北京也有一家处于核心地带的影院，员工两班倒，上午10点、下午4点各一班。所有员工都抢着上晚班，因为到了晚上10点半就有机会拉开钱匣分钱了。一个场务经理的基本工资是3200元，但他（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每个月拿12000元都没问题。三四线城市违规的面积可能更大，但因为它体量较小，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相反，一家大城市的大影院偷票房，危害性顶十家县级影院违规。
目前影院从业者的岗前培训和自律意识确实不够，这就像我们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道路交通法，但到现在还没有学好。
《综艺报》：现在售票手段多种多样。许多观众通过网络购票，如果没去观影，也会计入票房吗？
李东：现在网络购票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团购，比如你向某网站交79.9元，它承诺你这一个月可以随便去任何一家合作影院看电影。这种票不确定时间，影片和场次，百分之百不计入票房。第二类是在线选座，在网上把座位锁定了，这肯定计入票房，除非办理退票。
另外，预售票不能计入当日票房。开场在哪天，票房就记录在哪天。这点我们也会跟片方反复重申。
我们要求全国5800家影院，销售完电影票后，10分钟之内将票房上报，现在基本可以做到5分钟后报上来。我们在自己的系统里，每半个小时刷新一次，晚上9点半会把最后的数据乘以一个系数之后发布出来。
《综艺报》：专资办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在微信平台公开数据，跟打击偷漏瞒报有关吗？
李东：跟打击偷漏瞒报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数据平台是1999年运作，2000年正式上线，是多年来采集的数据。过去信息很不完整，受到影院网络影响，还有造假现象。这几年建设得相对完整了，我们才开始公布。
我可以自信地说，业内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票房数据里，我们的公号“电资办”是最权威的。现在我们已经向将近20家民营数据统计机构售卖数据。
《综艺报》：据说，专资办以后将重点为影视机构提供大数据服务，这是专资办的职能转向吗？
李东：是的。但首先要清楚，什么叫做“电影大数据”。专资办每天接收的数据是几千兆，但这并非大数据。我们必须把电影产业链关联起来。比如一位编剧的身价我们按照他历年参与过的作品，以及作品获得的票房成绩来确定；再比如某制片人想找女一号，凭借他的经验，脑海里出现10个人选，进到我们的库里进行筛选，我们能提供50个符合条件的人选。这才是真正的海量数据。做电影数据分析需要两类人：一、专业做数据模板的人：二、资历深厚的电影人，拿到数据就能看到背后的问题。除了建立数据库，还要建立一种盈利模式。你花多少钱，就能看到多少钱的内容。我们目前正在做方案。
我还可以很自信地说，相对于一些民营机构，专资办做电影大数据服务是条件最好的。有些人相信国外的数据，其实国外机构到中国未必适应环境，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还是中国自己的机构。
李东：偷漏瞒报手段种类繁多，起码超过20种。比较多的做法是售票双系统，比如有一种U Key，一插上电脑，就可以自动把票房收入分开，一半纳入总收入，一半由影院扣留。有不少技术机构在帮助影院开发相应软件。还有少量违规影院采取偷逃团体场的方式——整场放映不出票，影院只出给购票单位一张发票。对此，如果水牌上显示的是5场，而播放日志记录的是6场，我们就会认定其整场“偷逃”。一旦发现，就会按整场满座收缴票房，同时处以10倍罚款。
我们的要求是，影院的售票系统一定要和影院播放器的播放服务日志吻合。假如在一个影厅放映了6场，影院2K播放器服务日志显示放了6场，但最后报给我们的数据是13场，就说明有一些根本没人看的场次，有人往里填充了票房。
《综艺报》：近期的几部高票房大片爆出“幽灵场”的消息，经调查是否属实？
李东：我们确实接到了针对《港囧》的举报，不能透露被举报的是哪家机构，但并非光线影业。我们主要针对影片“零点场破千万”“首日破2亿”等前期的高票房现象进行调查。
关于《捉妖记》，我们也跟江志强沟通过。江老板表示，影片票房高收益好，愿意自掏腰包拿出几千万来办公益场，给多年未进影院的观众提供便利。这部分也会计入总票房。
《综艺报》：治理偷漏瞒报主要有哪些手段？
李东：治理总体分为三方面：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二、加强新技术手段的应用；三、加强人工监管。三者缺一不可。面对大量县级影院，监管难度太大，而且县级影院创造的产值也不会太高。所以我们主要是从技术上来加强管理。
建立完善的全国电影票务系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我们不仅对票务统计数据加强分析，还对影院实时上报的数据加强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同时还对影院售票系统采取数字摘要的方式，监管影院的版本信息。也就是说，可能售票软件商在我们这儿经过监测的版本不一定是他安装到影院的真实版本，而是改动过的版本，我们采用数字摘要技术就能保证影院实际安装的数字版本和备案的版本相同。
我们同时还在推行影票数字二维码识别技术，邀请每一位进场的电影观众通过手机对影片二维码进行扫描上传，观众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收到回复，获知这个二维码是真是假。下一步，我们正在跟电影局协调，建立观众举报的奖励机制，可能奖励现金或者电影周边产品；也会把“观众扫描二维码”作为一种小游戏在全社会推广。
我们会对违规影院加重制裁，并将调查到的内容制作成光盘，寄到被处罚单位。现在我们的治理力度还不够，今年年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会采取相关手段，施重拳治理偷漏瞒报票房。
《综艺报》：这些违规现象并不是新近才出现，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加大治理力度？
李东：多年来影院偷漏瞒报，年年处理，年年都有。实际上，我们在产业发展和打击偷漏瞒报方面做了相应取舍。
过去政府更加追求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放缓了治理偷漏瞒报的步伐，因为过重打击可能会阻碍产业发展。我们曾经去广西考察，一个1100座的单厅影院，有200多个在职职工。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业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把子女送往影院就业，但随后电影业衰败，大量员工要发工资，偷票房是勉力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
但是，以目前电影市场发展的态势，平均每天都有12家影院开业。毛羽局长说过，“我们同时关闭几百家影院，都不会对市场造成震动。”因此可以说，已经具备治理偷漏瞒报的条件。
《综艺报》：偷漏瞒报现象，是否在中小城市影院发生得较多，大城市相对规范一些？
李东：事实并非如此。北上广深的大影院偷漏瞒报也很厉害。上海市中心的一家大影院，2012年报给我们的票房年收入是3100万元票房：2013年，报的是2100万元票房。全国整体增长730%，它却降低了1000万元。投资人派专业审计队伍进驻该影院，仅仅能查到的数据就显示——从影城经理到保洁人员，几十位工作人员总共偷走1000万元票房。2014年初该影院原有员工都被开除，管理团队重组。2014年6月30日，我特别关注了这家影院，半年时间就达到2900万元票房。
北京也有一家处于核心地带的影院，员工两班倒，上午10点、下午4点各一班。所有员工都抢着上晚班，因为到了晚上10点半就有机会拉开钱匣分钱了。一个场务经理的基本工资是3200元，但他（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每个月拿12000元都没问题。三四线城市违规的面积可能更大，但因为它体量较小，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相反，一家大城市的大影院偷票房，危害性顶十家县级影院违规。
目前影院从业者的岗前培训和自律意识确实不够，这就像我们应该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道路交通法，但到现在还没有学好。
《综艺报》：现在售票手段多种多样。许多观众通过网络购票，如果没去观影，也会计入票房吗？
李东：现在网络购票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团购，比如你向某网站交79.9元，它承诺你这一个月可以随便去任何一家合作影院看电影。这种票不确定时间，影片和场次，百分之百不计入票房。第二类是在线选座，在网上把座位锁定了，这肯定计入票房，除非办理退票。
另外，预售票不能计入当日票房。开场在哪天，票房就记录在哪天。这点我们也会跟片方反复重申。
我们要求全国5800家影院，销售完电影票后，10分钟之内将票房上报，现在基本可以做到5分钟后报上来。我们在自己的系统里，每半个小时刷新一次，晚上9点半会把最后的数据乘以一个系数之后发布出来。
《综艺报》：专资办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时机在微信平台公开数据，跟打击偷漏瞒报有关吗？
李东：跟打击偷漏瞒报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数据平台是1999年运作，2000年正式上线，是多年来采集的数据。过去信息很不完整，受到影院网络影响，还有造假现象。这几年建设得相对完整了，我们才开始公布。
我可以自信地说，业内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票房数据里，我们的公号“电资办”是最权威的。现在我们已经向将近20家民营数据统计机构售卖数据。
《综艺报》：据说，专资办以后将重点为影视机构提供大数据服务，这是专资办的职能转向吗？
李东：是的。但首先要清楚，什么叫做“电影大数据”。专资办每天接收的数据是几千兆，但这并非大数据。我们必须把电影产业链关联起来。比如一位编剧的身价我们按照他历年参与过的作品，以及作品获得的票房成绩来确定；再比如某制片人想找女一号，凭借他的经验，脑海里出现10个人选，进到我们的库里进行筛选，我们能提供50个符合条件的人选。这才是真正的海量数据。做电影数据分析需要两类人：一、专业做数据模板的人：二、资历深厚的电影人，拿到数据就能看到背后的问题。除了建立数据库，还要建立一种盈利模式。你花多少钱，就能看到多少钱的内容。我们目前正在做方案。
我还可以很自信地说，相对于一些民营机构，专资办做电影大数据服务是条件最好的。有些人相信国外的数据，其实国外机构到中国未必适应环境，最了解中国国情的还是中国自己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