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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曾任文化部部长，著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2015年，凭借《这边风景》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他的新作讲述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故事，见证两代人的精神追求
1996年盛夏，62岁的王蒙出国访问，来到瑞士日内瓦湖边。他在长椅上坐下，看到了一位老妇人的侧影。她右手拿着一个飞盘，抛掷出去，一条哈士奇狗快速跃起，叼着盘子飞奔回来。
一人一狗的游戏，王蒙看了快一个小时，直到老妇人转过头，露出一张东方面孔。他心头一闪，莫名地想起一位故人，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姐。
21年后的盛夏，北戴河作协创作之家，83岁的王蒙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起写作小说《女神》的缘起。他的北京话带着痰音，沉稳、浑厚，时不时地夹着几句“门儿也没有”“也是一绝”“这不开玩笑吗”的轻松，偶尔会停下来抿一口茶水，另起一个话头。
这样的腔调，带着几分“话当年”的兴奋唏嘘，也有几分老调重弹的意兴阑珊。他所讲述的，不仅是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生，也是一代人从青春到暮年的沧桑岁月。
“女神”的归来
《女神》发表于2016年《人民文学》11月号，今年又出了单行本。在小说的后记中，王蒙说他的写作，是还一个久未兑现的陈年老账，为他念念不忘的“陈姐”，营造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60年前，1956年，也是在《人民文学》——当时最辉煌的文学刊物，王蒙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年，他22岁。
故事发生在一个区委会，小说的主人公林震从学校调来组织部后，发现这里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官员——萎靡世故的、外强中干的、腐化堕落的，在与各种权力、腐败的斗争中，这位“新来的青年人”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小说一发表，就引发轩然大波，严厉的批评一度占了上风，王蒙被指责是“用个别现象里的灰色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论争最终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盛赞小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王蒙有“文才”，是新生力量，要保护。
一时间，云过天青，转危为安。王蒙由一个无名小卒，跃升为文坛的“新生力量”。在为小说修改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蒙的发言谦虚、谨慎，大段背出《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原文，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稳重、深沉。
会后，王蒙收到一封信。信中所写，是对他发言的失望：“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他按照所附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听筒里传来爽朗的大笑：“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哈哈哈……”
这就是王蒙与其心中“女神”的一“信”之缘、一“（电）话”之缘。
一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蒙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背石头、种树、迁坟、钉马掌，干了几年的体力活。之后，他带着全家远走新疆，一去16年。1979年，王蒙重回北京，成为归来的英雄，“重放的鲜花”，文学青年的偶像。他被委以重任，从《人民文学》主编到作协书记，从中央委员到文化部部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在上世纪80年代，王蒙成了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儿、大腕儿。
“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当年的那封信、那通电话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直到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湖边，看到那位与狗一起玩飞盘的妇人，王蒙“如遭电光石火，心头一闪”，“没有任何来由地想起了她”，想起了信中醇厚文雅的行楷，和电话里响亮的哈哈大笑。
早年间，王蒙也曾多方打探，一些老艺术家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是艺术家张仃的夫人。“是我自己较劲。”王蒙说，“我想知道的，是她个人的归属、经历，‘某某的夫人’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感觉，像一个零，也像一个谜。”
2016年，王蒙曲里拐弯地打听到，“她”是艺术家张郎郎的母亲。“我把张郎郎夫妇请到家中吃饭，聊天时才知道，1957年和我通电话时，37岁的她，已经是一名家庭妇女，‘张仃的夫人’确实是她唯一的身份。更使我惊奇的是，她曾经是延安青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最终却选择退职回家，买菜做饭，养育子女，简直是革命队伍里绝无仅有的人物。”
他将种种感触，通通写进了小说《女神》。时隔60年，陈布文——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在王蒙的文字中复活、归来。
最文化的家庭主妇
1920年，陈布文生于江苏常州的农村，自小写得一笔好字。16岁时，她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投稿，字体虽然秀丽，但写作风格却幽默老辣，被编辑们误以为是位中年男性作者。
1937年，陈布文逃婚，从家乡来到苏州，和青年画家张仃相识，结为伴侣。第二年，他们双双到达延安，开始了革命 文艺的不凡人生。
在延安，张仃是特立独行的人物。他身穿皮夹克，脚蹬长筒皮靴，与诗人塞克、歌唱家杜矢甲，并称延安的“三大怪人”。三人凑到一起，活脱脱一个波希米亚小群体。他曾经举办过一次漫画展，画的大多是作家、艺术家的头像。他也给妻子画了一幅：一个有着五官的红红的西红柿，两边加了两条小辫。
20多岁，陈布文随军去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当记者，一杆毛笔、一个墨盒就是她在战争年代的武器。很快，她就因书写的迅速、漂亮而名声远扬。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中南海，成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天之骄子，竟会在32岁选择离开，先是在大学教书，一年半后又离开讲台，还原为白丁——家庭主妇。
“我不清楚她告别政治的原因。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需要辅佐丈夫、照顾家庭，这是最现实的考虑。也许，她厌倦了‘高处不胜寒’、加班加点的匆忙日子。在她的小说《假日》里，就透露了对工作压倒生活的不满。”王蒙说。
“退职回家”后的陈布文，成了家里的“伙头军”，每天面对着白菜豆腐，纽扣拉锁，尿布床单，鸡毛蒜皮。她爱上了京剧，“有事无事喜欢坐在沙發上练习手指，一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准我们听她的自演自唱”。儿子张郎郎回忆道。 张郎郎生于延安，长于北京。少年时爱好写诗，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骇世惊俗地剃了个光头，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1960年，张郎郎和同学组成诗歌沙龙，定期在家里活动，交流诗作、绘画，阅读当时的“内部参考书”。
“家庭主妇”陈布文，也是沙龙的参与者与指导者。“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花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在话语中，她对官僚习气的蔑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
1962年底或1963年初，先锋诗歌社团“太阳纵队”宣告成立。成员包括张郎郎、巫鸿、郭路生（即食指）等。1966年“文革”爆发，张郎郎被公安部通缉。逃跑前夜，他在友人王东白笔记本的扉页上匆匆写下四个大字：“相信未来”，1968年食指正是以此为题，写下了名满天下的代表作。
“在大风大浪中，陈布文始终保持着从容、镇静，这是她最不平凡的一点。”得知儿子被判死刑后，她没有掉一滴眼泪，从早晨坐到晚上，一言不发，直至黄昏，一个朋友赶来，告诉她周总理的批示，保住了张郎郎的命，她才深深地叹出一口气。“文革”中，张仃被“红卫兵”揪斗殴打，她冲向前去，大喊大叫，声色俱厉，大讲井冈山、遵义与延安的故事，居然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
在政治运动爆炸火热的时代，陈布文安稳度劫。1985年12月，她因病逝世。弥留之际，她对家人说，想去一趟日内瓦，再看看周总理开会的地方。
31年后，王蒙来到日内瓦，为她献上了无比尊崇的赞语：“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婦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最会做家务的女作家与从不臭美、不知何为装腔作势的教授。”
“硕果仅存”的女性主义男作家
生于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硕果仅存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男作家”。他对女性的认识、描摹，带着鲜明的“王蒙印记”——首先是平等，然后是理解。
在自传中，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绰号“王尔巴哈”的哲学家，喝咖啡，爱艺术，崇拜科学，更是游泳爱好者，有些神经质和情绪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间总是充满纷争，甚至大打出手。母亲的阵营还有姥姥、二姨两个女人，有一回，二姨顺手抄起一锅沸腾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3个女人一起冲向他时，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招竟然是：脱下裤子。
因为父亲的挥霍、放纵，王蒙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从小就读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民国时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党纲中删去了‘男女平权’的内容，她怒不可遏，冲到主席台就给了宋教仁一耳光。刚解放的时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革命最大的号召力，就是给予‘翻身’的希望。”王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青年时代的王蒙，每天读诗和写诗，大段背诵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与《万尼亚舅舅》中的台词，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动辄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钱一张的炭质唱片听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乐。那时的他，笔下浸染着革命的热忱与文学的浪漫，尤其是书中那些年轻女性：《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郑波、王蔷云，活泼真诚，投身于革命事业，呼唤自由平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赵慧文，与林震一样，不甘于在平凡琐事中沉沦，他们互通心曲，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的槐花香气。
1963年，王蒙全家来到新疆，在此扎根16年。在这里，王蒙褪去了“小资产阶级”最后一点多愁善感，他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吃着馕饼、喝着奶茶，一起在戈壁滩的皓月下放声高歌，一起在麦场上劳动，一起吃着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边风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丽、爱弥拉克孜等美丽、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也描写了玛丽汗、帕夏汗等妇人的狠毒、颟顸、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王蒙的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
从《蝴蝶》到《活动变人形》，从《青狐》到《奇葩奇葩处处哀》，从封建时代到革命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市场时代，王蒙笔下的一个个女性，也叠印着他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莫过于妻子崔瑞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曾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王蒙，不惜与一切对丈夫不好的亲人决裂；当王蒙在电话里说起要去新疆时，她立刻就同意了，两人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再加上两条游在黄桃罐头瓶里的金鱼，风风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车……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在灵柩前失声痛哭，几近瘫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后来，王蒙又遇到了新的爱情。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再婚了。
83岁的“高龄少年”
在小说《女神》中，王蒙解释了在他心目中，何为“女神”：历经坎坷，同时又纯真地执着于理想信念的女性，方称得上“女神”二字。
纯真、执着、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关键词。作协主席铁凝说王蒙是“高龄少年”，因为他对生活中各种事永远都充满兴趣。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王蒙时，他正在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从1999年起，每年盛夏，他都会来到这里，在海滨待上一个月，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后上上网、听听歌，从柴可夫斯基、萧邦到蒋大为、李谷一，从古琴、洞箫到周璇、邓丽君……“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这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他不要游泳，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那时他正在写“季节”系列，以“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讲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他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却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它写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关注早已经是别样了。市场、公司、股票、购房、购车、惩治贪官、买断工龄、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医疗改革、黄金周旅游……”
在一些批评家眼里，王蒙过时了，老套了，现在的时代是新人的舞台。对于这些评论，王蒙并不太在意。“他属于某个时代，但绝不甘于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他的思绪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王朔异军突起，却遭到猛烈抨击时，王蒙写了一篇声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著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
这种拿自己当靶子“开涮”的勇气，让王蒙与王朔一起被绑在了靶子上。“我评价王朔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铁生一样，对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写得浅，但幽默中有对人生的嘲讽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电影院看了电影《小时代》。他更是震惊于这代人的勇气，“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们这代人，从小听到的都是‘大时代’，竟然还能在时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时代就有小时代，时代有雄伟的一面，当然也有琐碎的一面。”王蒙说，“‘革命’很浪漫，是狂飙突进，是翻天覆地。但是，我们不能世世代代过着游击队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样，为了理想一次次远离现实。我们要和平，要建设，要小康，要过日子；这样一来，又难免会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发展，永远无止境，永远有遗憾。”
83岁的王蒙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热力。“他唱歌，豪情万丈，唱俄罗斯歌曲，声震屋宇，将我震得耳鸣了好半天。他‘以睡为纲’，让许多失眠者羡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点给他发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复，吓了我一大跳。”郜元宝向记者说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这类新锐谈话节目的常客，在其间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问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在年轻人的话语场中，他的发言毫无违和感。
就在4个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明年我将衰老》的一段，献给已故的妻子和3个孩子。“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冻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慢涨。”
是耄耋抒怀，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说，“学习到老，成长到死，困惑少一点了，不是由于没有困惑，而是由于对什么事更耐心，更从容，更善于等待了。”
他的新作讲述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故事，见证两代人的精神追求
1996年盛夏，62岁的王蒙出国访问，来到瑞士日内瓦湖边。他在长椅上坐下，看到了一位老妇人的侧影。她右手拿着一个飞盘，抛掷出去，一条哈士奇狗快速跃起，叼着盘子飞奔回来。
一人一狗的游戏，王蒙看了快一个小时，直到老妇人转过头，露出一张东方面孔。他心头一闪，莫名地想起一位故人，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姐。
21年后的盛夏，北戴河作协创作之家，83岁的王蒙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起写作小说《女神》的缘起。他的北京话带着痰音，沉稳、浑厚，时不时地夹着几句“门儿也没有”“也是一绝”“这不开玩笑吗”的轻松，偶尔会停下来抿一口茶水，另起一个话头。
这样的腔调，带着几分“话当年”的兴奋唏嘘，也有几分老调重弹的意兴阑珊。他所讲述的，不仅是一位女性的传奇人生，也是一代人从青春到暮年的沧桑岁月。
“女神”的归来
《女神》发表于2016年《人民文学》11月号，今年又出了单行本。在小说的后记中，王蒙说他的写作，是还一个久未兑现的陈年老账，为他念念不忘的“陈姐”，营造一个小小的纪念碑。
60年前，1956年，也是在《人民文学》——当时最辉煌的文学刊物，王蒙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年，他22岁。
故事发生在一个区委会，小说的主人公林震从学校调来组织部后，发现这里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官员——萎靡世故的、外强中干的、腐化堕落的，在与各种权力、腐败的斗争中，这位“新来的青年人”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小说一发表，就引发轩然大波，严厉的批评一度占了上风，王蒙被指责是“用个别现象里的灰色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论争最终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盛赞小说是一部“反官僚主义”的作品，王蒙有“文才”，是新生力量，要保护。
一时间，云过天青，转危为安。王蒙由一个无名小卒，跃升为文坛的“新生力量”。在为小说修改召开的座谈会上，王蒙的发言谦虚、谨慎，大段背出《反对自由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原文，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稳重、深沉。
会后，王蒙收到一封信。信中所写，是对他发言的失望：“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他按照所附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听筒里传来爽朗的大笑：“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哈哈哈……”
这就是王蒙与其心中“女神”的一“信”之缘、一“（电）话”之缘。
一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蒙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背石头、种树、迁坟、钉马掌，干了几年的体力活。之后，他带着全家远走新疆，一去16年。1979年，王蒙重回北京，成为归来的英雄，“重放的鲜花”，文学青年的偶像。他被委以重任，从《人民文学》主编到作协书记，从中央委员到文化部部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在上世纪80年代，王蒙成了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儿、大腕儿。
“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当年的那封信、那通电话早已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直到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湖边，看到那位与狗一起玩飞盘的妇人，王蒙“如遭电光石火，心头一闪”，“没有任何来由地想起了她”，想起了信中醇厚文雅的行楷，和电话里响亮的哈哈大笑。
早年间，王蒙也曾多方打探，一些老艺术家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是艺术家张仃的夫人。“是我自己较劲。”王蒙说，“我想知道的，是她个人的归属、经历，‘某某的夫人’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感觉，像一个零，也像一个谜。”
2016年，王蒙曲里拐弯地打听到，“她”是艺术家张郎郎的母亲。“我把张郎郎夫妇请到家中吃饭，聊天时才知道，1957年和我通电话时，37岁的她，已经是一名家庭妇女，‘张仃的夫人’确实是她唯一的身份。更使我惊奇的是，她曾经是延安青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最终却选择退职回家，买菜做饭，养育子女，简直是革命队伍里绝无仅有的人物。”
他将种种感触，通通写进了小说《女神》。时隔60年，陈布文——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在王蒙的文字中复活、归来。
最文化的家庭主妇
1920年，陈布文生于江苏常州的农村，自小写得一笔好字。16岁时，她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投稿，字体虽然秀丽，但写作风格却幽默老辣，被编辑们误以为是位中年男性作者。
1937年，陈布文逃婚，从家乡来到苏州，和青年画家张仃相识，结为伴侣。第二年，他们双双到达延安，开始了革命 文艺的不凡人生。
在延安，张仃是特立独行的人物。他身穿皮夹克，脚蹬长筒皮靴，与诗人塞克、歌唱家杜矢甲，并称延安的“三大怪人”。三人凑到一起，活脱脱一个波希米亚小群体。他曾经举办过一次漫画展，画的大多是作家、艺术家的头像。他也给妻子画了一幅：一个有着五官的红红的西红柿，两边加了两条小辫。
20多岁，陈布文随军去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当记者，一杆毛笔、一个墨盒就是她在战争年代的武器。很快，她就因书写的迅速、漂亮而名声远扬。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中南海，成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天之骄子，竟会在32岁选择离开，先是在大学教书，一年半后又离开讲台，还原为白丁——家庭主妇。
“我不清楚她告别政治的原因。她是6个孩子的母亲，需要辅佐丈夫、照顾家庭，这是最现实的考虑。也许，她厌倦了‘高处不胜寒’、加班加点的匆忙日子。在她的小说《假日》里，就透露了对工作压倒生活的不满。”王蒙说。
“退职回家”后的陈布文，成了家里的“伙头军”，每天面对着白菜豆腐，纽扣拉锁，尿布床单，鸡毛蒜皮。她爱上了京剧，“有事无事喜欢坐在沙發上练习手指，一个人扮演所有的角色……但就是不准我们听她的自演自唱”。儿子张郎郎回忆道。 张郎郎生于延安，长于北京。少年时爱好写诗，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骇世惊俗地剃了个光头，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1960年，张郎郎和同学组成诗歌沙龙，定期在家里活动，交流诗作、绘画，阅读当时的“内部参考书”。
“家庭主妇”陈布文，也是沙龙的参与者与指导者。“母亲常常告诉我，艺术家就是叫花子，问我是否甘心如此……在话语中，她对官僚习气的蔑视，直言不讳，我从小就耳濡目染。”
1962年底或1963年初，先锋诗歌社团“太阳纵队”宣告成立。成员包括张郎郎、巫鸿、郭路生（即食指）等。1966年“文革”爆发，张郎郎被公安部通缉。逃跑前夜，他在友人王东白笔记本的扉页上匆匆写下四个大字：“相信未来”，1968年食指正是以此为题，写下了名满天下的代表作。
“在大风大浪中，陈布文始终保持着从容、镇静，这是她最不平凡的一点。”得知儿子被判死刑后，她没有掉一滴眼泪，从早晨坐到晚上，一言不发，直至黄昏，一个朋友赶来，告诉她周总理的批示，保住了张郎郎的命，她才深深地叹出一口气。“文革”中，张仃被“红卫兵”揪斗殴打，她冲向前去，大喊大叫，声色俱厉，大讲井冈山、遵义与延安的故事，居然从气势上压倒了对方。
在政治运动爆炸火热的时代，陈布文安稳度劫。1985年12月，她因病逝世。弥留之际，她对家人说，想去一趟日内瓦，再看看周总理开会的地方。
31年后，王蒙来到日内瓦，为她献上了无比尊崇的赞语：“你是最文化的家庭婦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最会做家务的女作家与从不臭美、不知何为装腔作势的教授。”
“硕果仅存”的女性主义男作家
生于1934年的王蒙，被朋友们戏称为中国“硕果仅存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男作家”。他对女性的认识、描摹，带着鲜明的“王蒙印记”——首先是平等，然后是理解。
在自传中，王蒙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一个绰号“王尔巴哈”的哲学家，喝咖啡，爱艺术，崇拜科学，更是游泳爱好者，有些神经质和情绪化。在他的印象里，父母之间总是充满纷争，甚至大打出手。母亲的阵营还有姥姥、二姨两个女人，有一回，二姨顺手抄起一锅沸腾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当3个女人一起冲向他时，这个男人的最后一招竟然是：脱下裤子。
因为父亲的挥霍、放纵，王蒙对女性有深切的同情。“我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从小就读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的作品，知道女性解放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民国时有一位女英雄唐群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党纲中删去了‘男女平权’的内容，她怒不可遏，冲到主席台就给了宋教仁一耳光。刚解放的时候，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革命最大的号召力，就是给予‘翻身’的希望。”王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青年时代的王蒙，每天读诗和写诗，大段背诵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与《万尼亚舅舅》中的台词，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动辄失魂落魄到深夜，用五角钱一张的炭质唱片听柴可夫斯基和司美塔那的音乐。那时的他，笔下浸染着革命的热忱与文学的浪漫，尤其是书中那些年轻女性：《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郑波、王蔷云，活泼真诚，投身于革命事业，呼唤自由平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赵慧文，与林震一样，不甘于在平凡琐事中沉沦，他们互通心曲，一起听音乐、煮荸荠，欣赏油画和春夜的槐花香气。
1963年，王蒙全家来到新疆，在此扎根16年。在这里，王蒙褪去了“小资产阶级”最后一点多愁善感，他学会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吃着馕饼、喝着奶茶，一起在戈壁滩的皓月下放声高歌，一起在麦场上劳动，一起吃着哈密瓜天南地北地聊天……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边风景》里，王蒙塑造了雪林姑丽、爱弥拉克孜等美丽、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也描写了玛丽汗、帕夏汗等妇人的狠毒、颟顸、狂野和恣肆。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王蒙的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
从《蝴蝶》到《活动变人形》，从《青狐》到《奇葩奇葩处处哀》，从封建时代到革命时代，从改革时代到市场时代，王蒙笔下的一个个女性，也叠印着他个人的命运沉浮。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莫过于妻子崔瑞芳。
崔瑞芳是王蒙的初恋，一见钟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曾穿着半高跟鞋，去京郊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王蒙，不惜与一切对丈夫不好的亲人决裂；当王蒙在电话里说起要去新疆时，她立刻就同意了，两人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再加上两条游在黄桃罐头瓶里的金鱼，风风火火地登上西去的火车……2012年3月23日，崔瑞芳去世，享年79岁。告别遗体时，王蒙在灵柩前失声痛哭，几近瘫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后来，王蒙又遇到了新的爱情。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他再婚了。
83岁的“高龄少年”
在小说《女神》中，王蒙解释了在他心目中，何为“女神”：历经坎坷，同时又纯真地执着于理想信念的女性，方称得上“女神”二字。
纯真、执着、理想，也是王蒙人生的关键词。作协主席铁凝说王蒙是“高龄少年”，因为他对生活中各种事永远都充满兴趣。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王蒙时，他正在北戴河的作协创作之家。从1999年起，每年盛夏，他都会来到这里，在海滨待上一个月，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晚上散步，回去后上上网、听听歌，从柴可夫斯基、萧邦到蒋大为、李谷一，从古琴、洞箫到周璇、邓丽君……“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这几年，北戴河游泳场以年龄为由，规劝他不要游泳，他还是坚持下海，劈波斩浪。
20多年前，王蒙就学会了用电脑写作。那时他正在写“季节”系列，以“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讲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他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身外之物。 然而，他身外的世界，却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它写出来的时候，社会的关注早已经是别样了。市场、公司、股票、购房、购车、惩治贪官、买断工龄、打工仔、托福、高考、三陪、足浴、医疗改革、黄金周旅游……”
在一些批评家眼里，王蒙过时了，老套了，现在的时代是新人的舞台。对于这些评论，王蒙并不太在意。“他属于某个时代，但绝不甘于被同代人所局限。他喜欢和年轻人相处，他的思绪不断突破时空的限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当王朔异军突起，却遭到猛烈抨击时，王蒙写了一篇声援文章《躲避崇高》，其中有这样一句：“他（指王朔）的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著成了浑汤子’，头半句似乎有点文雅，后半句却毫不客气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万岁’的浪漫与自恋。”
这种拿自己当靶子“开涮”的勇气，让王蒙与王朔一起被绑在了靶子上。“我评价王朔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他不可能像史铁生一样，对人生有沉甸甸的思考。他写得浅，但幽默中有对人生的嘲讽和揶揄，那是另一套生活的感受。”
2013年，王蒙在电影院看了电影《小时代》。他更是震惊于这代人的勇气，“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我们这代人，从小听到的都是‘大时代’，竟然还能在时代前面加‘小’字？”
“有大时代就有小时代，时代有雄伟的一面，当然也有琐碎的一面。”王蒙说，“‘革命’很浪漫，是狂飙突进，是翻天覆地。但是，我们不能世世代代过着游击队的生活，像切·格瓦拉一样，为了理想一次次远离现实。我们要和平，要建设，要小康，要过日子；这样一来，又难免会走向世俗、庸俗乃至低俗。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永远在发展，永远无止境，永远有遗憾。”
83岁的王蒙一直保持着生命的热力。“他唱歌，豪情万丈，唱俄罗斯歌曲，声震屋宇，将我震得耳鸣了好半天。他‘以睡为纲’，让许多失眠者羡慕嫉妒恨。他效率奇高，有一次我失眠，早晨5点给他发e-mail，咚的一下立即收到回复，吓了我一大跳。”郜元宝向记者说道。
耄耋之年的王蒙是《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这类新锐谈话节目的常客，在其间笑论人生，挥洒自如。他谈女权问题、谈大龄剩女、谈两性责任，在年轻人的话语场中，他的发言毫无违和感。
就在4个月前，王蒙站上了《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明年我将衰老》的一段，献给已故的妻子和3个孩子。“我仍然是一条笨鱼，一块木片，一只傻游的鳖。我还活着，我还游着，想着，冻着。活着就是生命的慢涨。”
是耄耋抒怀，也是青春狂歌。正如他所说，“学习到老，成长到死，困惑少一点了，不是由于没有困惑，而是由于对什么事更耐心，更从容，更善于等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