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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指导下,屡战失利,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经很困难。中国共产党被迫领导工农红军主力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1]
万里长征经历了两年英勇卓绝、艰苦曲折的斗争;沿途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雪山草地等无数自然险阻,战胜了党内"左"倾与右倾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之后,终于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包括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而宣告结束。1936年10月的西北会师,是继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陕北会师,和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之后的大会师。每一次会师是长征进行和发展的转折点,是长征红军历经艰难险阻,聚散离合,迂回曲折,千锤百炼的表现。而聚散离合的原因总因共产国际、国民党军事进攻、全国战略大势和各方面军领导层对形势的判断、政治军事战略的不同争鸣有关,而懋功会师和西北会师后出现的战略分野又直接关系到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
一、合而又分的懋功会师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不得不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又使红军在敌人的左右夹击中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紧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红一方面军在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奇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追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胜利北上。
红一方面军在北上途中,1935年6月中旬,与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懋功会师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与另一支主力红军的第一次大会师。
但是,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2]
如何看待该次会师中的张国焘,历史界说法颇异。但如果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在前期,张国焘至少是积极的。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委于19日致电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3]遵义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对下一步行动方针作了指示。张国焘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匹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4](应为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而集中红军全力(指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5]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次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同时,当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的消息传来时,红四方面军积极地做了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确定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军,迎接中央红军。由此看出,懋功会师是红一、四方面军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非偶然的巧合。
然而,红军的懋功会师却以胜利始,以分道终。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任务,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确定新的落脚点,建立新的根据地。因为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着长征的成败,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能不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较量和新的根据地的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城广阔,交通方便,物质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这等于提出了一个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的分歧,实际上,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是错误的主张。鉴于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同张国焘耐心地交换意见,并不断地劝告,毛泽东指出,不能南下,南下是绝路。而张国焘由于惧敌心理对革命悲观失望,加上自恃枪多势众,以及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的作怪,使他从开始的阳奉阴违到后来拒绝了中央的劝告和挽救,最后竟发展到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不得不先行单独北上。因此,红一、四方面军的分道,责任完全在于张国焘。诚如陈毅指出的:"然而由于张国焘主义,在政治上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红军生存无信心,对国民党的进攻张惶失措,发展成为一条退却逃跑主义的路线,以致在组织上反党反中央,造成企图以个人领导篡夺中央的军阀主义,这样便取消了红军两大主力汇合的优良革命形势,于是,使我军便不得不继续长征而直达陕北苏区,"[6] 坐失了一次减少损失、联袂壮大的好时机。
二、西北会师的张国焘
1936年10月的以会宁、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的西北会师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彻底胜利结束的标志。人们把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最后一次大会合一般说成是会宁会师,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三大主力实际上未同时在会宁举行会师大会。因而更为准确的提法应是西北会师,它包括三大主力的会宁、将台堡会师,还包括了大会合结束以后的打拉池会师。西北会师的大体经过如下:[7] [8]
红一方面军陕北会师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军西征甘、宁的决定,组建了以红一方面军为核心的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1936年9月下旬,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一军团到达静宁、会宁一带,控制西(安)兰(州)公路。9月30日晚,在宁夏同心县城附近活动的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以急行军奔袭会宁,于10月2日早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占领了会宁县城。为确保会宁县城掌握在红军手中,10月3日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派出增援部队,分别从界石铺和郭城驿出发。4日上午,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一师、二师到达会宁县城,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率部亦到达会宁县城。至5日,红军先后打退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攻,为三大主力会师奠定基础。
1936年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甘肃漳县、渭源、通渭、陇西、临洮等广大地区。9月下旬,继续北进。10月7日,由红四军政委王宏坤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两个团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师。8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与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一部在会宁县青江驿会师。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总司令部及总直属部队,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到达会宁县城。10日傍晚,红一方面军(即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隆重举行庆祝会师联欢会。庆祝大会结束不久,红军总司令机关、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北移到平川区打拉池一带,并在这里与西方野战军的十五军团会师,举行了会师联欢会。
红军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中旬连克甘肃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15日,红二方面军得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加快行军速度,先头部队经天水地区,过秦安、通渭到达会宁东南部的老君坡,同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会师。17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从通渭县义岗川进入会宁县候家川、骨头岔一带休整;六军由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从静宁县进入会宁县,十七师、十八师、模范师在杨崖集一带宿营,军部和十六师到达青江驿,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21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率部在平锋镇(属宁夏西吉县)与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会面。是日,二方面军六军团模范师来到兴隆镇(属西吉县),并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22日,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离此不远的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会师。
但是,在西北大会师之前,出现了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风波。在这次风波中张国焘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打通苏联的计划。而陈昌浩、朱德等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许多学者把这次风波定性为"北上与反北上、会师与反会师"的斗争,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又一次表现。其实,这一次关于进军方向的风波和懋动会师后的关于战略方针之争,性质是不同的。
这次风波实质是围绕如何对付胡宗南等部,如何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发生的分歧。1936年9月初,为配合红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的行动,张国焘赞同并支持陈昌浩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南下,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的建议。张国焘和朱德于9月13日给中央的电报称:"我军是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兰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9]后来,中革军委电告朱德和张国焘说,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对胡宗南部作战应以红二、四方军为主力。在中革军委紧接的电报中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10]中央并催促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然而,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红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便心生胆怯,迟迟不予表态。于是在9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提出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打通苏联计划。结果,陈昌浩的意见得到包括朱德在内的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
事实上,张国焘的西渡黄河计划并非他首倡,而是在朱德和张国焘给中央发了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方案的电报后,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这个方案,觉得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并首次提出主力西渡黄河,控制兰州地区的主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被接受。" [11]然而,当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而据情报说,胡宗南部进驻到咸阳,随后即可进入甘肃。如果消息确切,这对即将在西兰通道上独立作战的四方面军有覆灭的危险。因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和陕甘北地瘠民贫使大部队就粮困难,张国焘仍然坚持要西渡黄河,致使红四方面军仍然迟迟未有动作。徐向前回忆说:"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指9月20日晚)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指西渡黄河的部署)……" [12]。对于制定的西渡计划,朱德知道后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北进),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13]朱德不同意西渡黄河计划。
9月22日,在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朱德继续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主张。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意见。决定西进,并将这一结果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出发,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待命行动。9月26日,中央复电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红四军西进方案。张国焘当日连续数次致电中共中央,力陈采取新方案的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14]对于张国焘坚持西进行动计划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慎重地进行了讨论。9月27日,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会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 [15]同时,中央再次致电说:"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立即北上。" [16]就在这时,先头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报告了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认为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张国焘看到西渡黄河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同意北上。洮州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随之,在胡宗南部咸阳按兵未动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因此,对于三大主力会师前的这一关于进军方向的风波,不能简单地把全部责任推到张国焘的身上,不能不加分析地说,这是张国焘分裂党的又一个谋阴活动。实际上,张国焘西渡计划的最终目标与党中央的目标一致,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后人把他的这一次西渡计划看作是分裂活动的原因可能受惯性影响,与他前一次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的恶劣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3][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参考资料[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4][14]平卓.长征中的张国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6]程安辉.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论文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7]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上下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8]白银市志[M].中华书局,1999.
[9][10][15][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11][12][1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解放军出版社,1985.
万里长征经历了两年英勇卓绝、艰苦曲折的斗争;沿途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雪山草地等无数自然险阻,战胜了党内"左"倾与右倾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之后,终于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包括会宁会师和将台堡会师)而宣告结束。1936年10月的西北会师,是继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陕北会师,和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之后的大会师。每一次会师是长征进行和发展的转折点,是长征红军历经艰难险阻,聚散离合,迂回曲折,千锤百炼的表现。而聚散离合的原因总因共产国际、国民党军事进攻、全国战略大势和各方面军领导层对形势的判断、政治军事战略的不同争鸣有关,而懋功会师和西北会师后出现的战略分野又直接关系到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
一、合而又分的懋功会师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不得不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又使红军在敌人的左右夹击中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在紧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红一方面军在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奇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追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胜利北上。
红一方面军在北上途中,1935年6月中旬,与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懋功会师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与另一支主力红军的第一次大会师。
但是,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2]
如何看待该次会师中的张国焘,历史界说法颇异。但如果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在前期,张国焘至少是积极的。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委于19日致电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3]遵义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又致电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对下一步行动方针作了指示。张国焘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匹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4](应为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而集中红军全力(指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5]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次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同时,当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的消息传来时,红四方面军积极地做了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确定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军,迎接中央红军。由此看出,懋功会师是红一、四方面军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而非偶然的巧合。
然而,红军的懋功会师却以胜利始,以分道终。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任务,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确定新的落脚点,建立新的根据地。因为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着长征的成败,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能不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较量和新的根据地的各种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城广阔,交通方便,物质较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这等于提出了一个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的分歧,实际上,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是错误的主张。鉴于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同张国焘耐心地交换意见,并不断地劝告,毛泽东指出,不能南下,南下是绝路。而张国焘由于惧敌心理对革命悲观失望,加上自恃枪多势众,以及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的作怪,使他从开始的阳奉阴违到后来拒绝了中央的劝告和挽救,最后竟发展到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不得不先行单独北上。因此,红一、四方面军的分道,责任完全在于张国焘。诚如陈毅指出的:"然而由于张国焘主义,在政治上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红军生存无信心,对国民党的进攻张惶失措,发展成为一条退却逃跑主义的路线,以致在组织上反党反中央,造成企图以个人领导篡夺中央的军阀主义,这样便取消了红军两大主力汇合的优良革命形势,于是,使我军便不得不继续长征而直达陕北苏区,"[6] 坐失了一次减少损失、联袂壮大的好时机。
二、西北会师的张国焘
1936年10月的以会宁、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的西北会师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彻底胜利结束的标志。人们把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最后一次大会合一般说成是会宁会师,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三大主力实际上未同时在会宁举行会师大会。因而更为准确的提法应是西北会师,它包括三大主力的会宁、将台堡会师,还包括了大会合结束以后的打拉池会师。西北会师的大体经过如下:[7] [8]
红一方面军陕北会师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红军西征甘、宁的决定,组建了以红一方面军为核心的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1936年9月下旬,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一军团到达静宁、会宁一带,控制西(安)兰(州)公路。9月30日晚,在宁夏同心县城附近活动的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以急行军奔袭会宁,于10月2日早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占领了会宁县城。为确保会宁县城掌握在红军手中,10月3日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派出增援部队,分别从界石铺和郭城驿出发。4日上午,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一师、二师到达会宁县城,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率部亦到达会宁县城。至5日,红军先后打退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攻,为三大主力会师奠定基础。
1936年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占甘肃漳县、渭源、通渭、陇西、临洮等广大地区。9月下旬,继续北进。10月7日,由红四军政委王宏坤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两个团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师。8日,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与红四方面军四军十师一部在会宁县青江驿会师。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总司令部及总直属部队,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到达会宁县城。10日傍晚,红一方面军(即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隆重举行庆祝会师联欢会。庆祝大会结束不久,红军总司令机关、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北移到平川区打拉池一带,并在这里与西方野战军的十五军团会师,举行了会师联欢会。
红军二方面军于1936年9月中旬连克甘肃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15日,红二方面军得知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加快行军速度,先头部队经天水地区,过秦安、通渭到达会宁东南部的老君坡,同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会师。17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率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二军、三十二军从通渭县义岗川进入会宁县候家川、骨头岔一带休整;六军由军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领从静宁县进入会宁县,十七师、十八师、模范师在杨崖集一带宿营,军部和十六师到达青江驿,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会师。21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率部在平锋镇(属宁夏西吉县)与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左权、聂荣臻会面。是日,二方面军六军团模范师来到兴隆镇(属西吉县),并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22日,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离此不远的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会师。
但是,在西北大会师之前,出现了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风波。在这次风波中张国焘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打通苏联的计划。而陈昌浩、朱德等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许多学者把这次风波定性为"北上与反北上、会师与反会师"的斗争,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又一次表现。其实,这一次关于进军方向的风波和懋动会师后的关于战略方针之争,性质是不同的。
这次风波实质是围绕如何对付胡宗南等部,如何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发生的分歧。1936年9月初,为配合红二方面军向陕甘边的行动,张国焘赞同并支持陈昌浩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南下,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通道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的建议。张国焘和朱德于9月13日给中央的电报称:"我军是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兰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9]后来,中革军委电告朱德和张国焘说,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对胡宗南部作战应以红二、四方军为主力。在中革军委紧接的电报中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10]中央并催促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然而,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只由红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便心生胆怯,迟迟不予表态。于是在9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提出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打通苏联计划。结果,陈昌浩的意见得到包括朱德在内的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
事实上,张国焘的西渡黄河计划并非他首倡,而是在朱德和张国焘给中央发了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方案的电报后,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这个方案,觉得在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并首次提出主力西渡黄河,控制兰州地区的主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被接受。" [11]然而,当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而据情报说,胡宗南部进驻到咸阳,随后即可进入甘肃。如果消息确切,这对即将在西兰通道上独立作战的四方面军有覆灭的危险。因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和陕甘北地瘠民贫使大部队就粮困难,张国焘仍然坚持要西渡黄河,致使红四方面军仍然迟迟未有动作。徐向前回忆说:"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指9月20日晚)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指西渡黄河的部署)……" [12]。对于制定的西渡计划,朱德知道后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北进),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13]朱德不同意西渡黄河计划。
9月22日,在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朱德继续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主张。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意见。决定西进,并将这一结果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出发,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待命行动。9月26日,中央复电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红四军西进方案。张国焘当日连续数次致电中共中央,力陈采取新方案的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14]对于张国焘坚持西进行动计划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慎重地进行了讨论。9月27日,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会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 [15]同时,中央再次致电说:"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立即北上。" [16]就在这时,先头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报告了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认为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张国焘看到西渡黄河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同意北上。洮州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随之,在胡宗南部咸阳按兵未动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因此,对于三大主力会师前的这一关于进军方向的风波,不能简单地把全部责任推到张国焘的身上,不能不加分析地说,这是张国焘分裂党的又一个谋阴活动。实际上,张国焘西渡计划的最终目标与党中央的目标一致,只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后人把他的这一次西渡计划看作是分裂活动的原因可能受惯性影响,与他前一次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的恶劣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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