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记载，掌管百工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善于经营牟利。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裴匪舒上奏说，若将御苑中的马粪卖掉，每年可得钱二十万缗。皇上问宰相刘仁轨可否，刘仁轨回道，获利倒也丰厚，但恐后代提起你李家卖马粪来，于名声上不大好听。皇上听刘仁轨这么一说，这件事就此叫停。
　　尽管卖马粪这件事与唐太宗无涉，但在高宗时期确实发生过，而且被载入史册。那么，修史严谨的司马光为何要从《朝野佥载》中选取这段轶事写入《资治通鉴》呢？
　　在唐代官制中，少府监列“九寺、五监”之一，秩级从三品。裴匪舒新官上任，急于建树政績。在卖马粪的提案被否决这件事之后，司马光又接连记述了他建造镜殿的事。所谓镜殿，就是四壁镶嵌镜子的宫殿。裴匪舒建造的镜殿落成后，唐高宗与刘仁轨一起去参观。刘仁轨见状一惊，遂快步退了出来。皇上问他缘何慌张，刘仁轨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刚才我见宫殿四壁有数位天子形象，还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事吗？皇上闻言，就下令将镜子剔去。
　　司马光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应该说是有用心的。据我分析，至少能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裴匪舒这个少府监经常出馊主意；二是刘仁轨这个宰相善于讽谏；三是李治这个皇上信任刘仁轨并从善如流。剔除宫殿装潢的镜子，说起来关乎吉凶，其实也是制止奢靡之风。那么，刘仁轨谏阻卖马粪赚钱，仅仅是为了维护皇家的声誉吗？为了充实内帑，废物利用，将马粪卖掉又有何不可呢？
　　隋唐养马业兴盛是实情，但那是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战争年代，要抵抗外侮、稳定边陲、拓展疆土，没有足够数量的马匹难以制胜。和平时期养马，除了军备需要外，主要用于交通运输、情报传递，也包括出行、游猎以及娱乐表演等方面的需要。具体到皇家马厩里，各个时期马匹的数量尽管不同，但在总量上是有限度的。对于国民来说，牛羊多了是财富，养马过多，拥有量超过了正常需要，就会加重百姓负担。据《新唐书·张文瓘传》记载：“时高宗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复征讨四夷，京师养厩马万匹，帑瓘浸虚。文瓘谏曰：‘王者养民，逸则富以康，劳则怨以叛。秦、汉广事四夷，造宫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户口减半。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臣愿抚之，无使劳而生怨。隋监未远，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赐缯锦百段，为减厩马数千。”永隆二年，唐高宗还曾颁布诏令，“今年朝中官员及外州有进献鹰鹘及狗马者一律定罪”。
　　众所周知，我国古籍对物事的表达往往以概数示人。“数千”之说就是一个模糊的表述，数千至少应在2000以上。照此估计，唐高宗时期京师厩马的总数不会超过8000匹。有人作过统计，一匹马每天排泄粪便约为10公斤，一年下来3650公斤，按唐制约合62石，8000匹马排泄粪便将近50万石。马粪虽可肥田、生火，但总不会比谷物还贵吧？正常年景，公平市价，一石米多则能卖百文钱。一石马粪就算能值百文钱，整个京师的马粪也只能卖5万缗。那么，裴匪舒凭什么说能赚20万缗呢？这就涉及经济史中的一个概念：“宫市”。
　　据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载，过去，皇宫所需物品由官吏主使，随行就市，公平交易。到了唐贞元末期，改由宦官掌管，通常分派数百人到长安东西两市及其他闹市区，低价索购高价货，还勒索进奉“门户钱”“脚价钱”。名为“宫市”，实为白拿，坊间称这些人为“白望”。他们自称宫中采买，却无文书证明，人们搞不清真假，也不敢问来头、谈价钱，只好敛手付货，自认倒霉，甚至还有运货而来空手而归的人。
　　最能说明宫市问题的，是白居易所创作的新乐府诗之一《卖炭翁》。这首诗从描述卖炭翁谋生之苦入手，通过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艺术手法，深刻揭露了宫市的黑暗。那位卖炭的老汉，为解衣食之忧，起早贪黑，赶着牛车，碾着冰辙，忍饥挨饿，直到中午时分，好不容易才赶到集市南门，原指望能卖个好价钱，不曾想却被皇宫来的人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充抵炭钱，硬是将千余斤的一车炭强买了去，嘴里还说这是奉旨公干。
　　白居易在这首诗的开篇，就以题注的方式长叹：“苦宫市也。”可见那时的宫市无异是猛于虎的苛政。从皇宫来的“黄衣使者白衫儿”，既然能用低价强买木炭，自然也会用高价强卖马粪。由此说来，刘仁轨谏阻御苑卖马粪，就不只是顾及皇家脸面问题，而是预见到卖马粪这件事背后有猫腻，担心那些宫廷赃官借卖马粪勒索百姓。